三、汶川地震中的媒体与公民社会“培育”【65】
（一）媒体与“公民养成”
从本质而言，“公民”概念并不属于生理范畴，“公民”的养成需要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种社会化过程需要环境的支持，涉及文化引导以及制度支撑。随着大众媒体在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形式越来越在社会化的各个阶段扮演不可忽略的角色。媒介的文本呈现、社会呈现一方面涉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客体化，另一方面又承担着价值观重塑的重任。早在19世纪末期，法国早期杰出的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由于大众传播既在公众中扩散信念，又在公众成员中产生共享某些信念的意识，所以大众传播就很值得注意”，“舆论对现代公众的关系好比是灵魂对身体的关系”。【66】虽然塔尔德“现代公众”概念和我们所讨论的“公民”概念颇不相同，但就精神层面的属性来说，两者具有相似的内核。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当代社会的大众媒体是“公民”的养成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此次汶川地震中，很多研究者和观察者对媒体在促进“公民养成”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持乐观的态度。这种论据也是显而易见的——媒体上经常出现这类题材的报道：解放军第一时间奔赴前线救援，牺牲自我利益抢救灾区生命；医务人员日夜奋战在灾区救治第一线；志愿者从全国各地奔赴四川救助灾民；各地民众纷纷捐钱捐物；灾民对国家和民众充满感激；等等。不可否认，这种对人性和人文精神的讴歌凸显了公民精神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即人本思想。媒体对人本思想的强调有助于向受众传达一种有益的信号，并对“公民”的养成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陷入一种盲目的乐观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反思。在大众传媒，特别是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中，除了一些秉持“社会公器”理念的媒体，以牺牲、奉献、感恩为主基调的声音往往过于泛滥。当然，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对救灾的关注、对生命的关注是第一位的。但是，当对生命的关注成为一种掩盖其他问题的借口时，这种趋向就是值得探讨的。正如香港学者梁文道所言：“至于那些现在就把焦点放在反思和问责的论者，我就实在不敢苟责了。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实在不是源自良好的心态，而是另一种关怀的表现。受到这么大的震动，除了默哀、祈祷与捐助，他们一定还想找到更多的表达途径。思量下来，你很自然地就要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悲剧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你也很自然地会想这一切又该如何防止，是不是还有更多更好的预备工作呢？”【67】但是，多数媒体极力进行的却是一种具有明显偏向的“议程设置”，从而向受众塑造了一个质疑和批判精神相对缺失的拟态环境。
因此，在谈论媒体的“公民养成”时，我们要避免以偏概全的倾向。在汶川地震期间的媒体信息轰炸中，我们应该试图去发问，去寻找不同的声音。
除了人本精神，“公民社会”所必需的其他精神，如自由、民主、批判、公正、法治，有没有得到媒体声音的强化？对这些精神内核的关注是缺失的、无力的，还是负向的？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国内主流媒体那里得到较为感性的答案。“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以央视为首的全国各大主流媒体都中断正常的节目编排和版面安排，以实时直播、增刊和压缩其他版面的形式对灾后救援进行了高密度的报道。对比以前的灾难报道，媒体的信息公开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称赞。一些外媒也对媒体在汶川地震中所表现出的公开姿态表示了赞许。“美联社注意到，‘不像以前在自然灾难情况下中国国家媒体的表现，这次国家电视台取消了一些常规节目，来对地震做24小时的报道。’”【68】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这些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的，片面的。比如对震区房屋质量的质疑、对救灾管理体制的质疑、对救灾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声音的报道只是凤毛麟角，而且这种异质的话语还往往会被海量的正面报道所盖过。
除了批判精神的缺失，媒体的很多报道甚至在竭力塑造一种“反公民”的意识形态。陈力丹教授在一篇名为《传媒，你宣传的是公民意识还是臣民意识？》的博文中提到：“‘谢党恩’的新闻报道以往也司空见惯，例如1998年抗洪的新闻报道中，这类报道随处可见。党和政府在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时，及时出动部队抢险救灾，调动了大量物资和生活用品，受灾民众自发地说出感谢党恩情之类的话可以理解，而传媒不加分辨地突出报道这种感恩场面，则反映了指导思想上缺乏公民意识。引导舆论者缺乏公民意识，何尝谈得上正确引导舆论呢？”【69】其实，媒体在报道中有意无意地突出“谢党恩”主题的做法在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比如，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现场指挥救灾，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了亲民形象。这一事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不言而喻，媒体的解读方式本可以全面开花。但不幸的是，很多媒体都作了一种“谢党恩”式的解读，并且这种解读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陈力丹教授所言，媒体反复出现的“谢党恩”形象，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子民意识”和“臣民意识”的固化，这与建设公民社会的愿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70】
以上的分析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公民意识的呈现和表达显示出一种复杂和多元的状态。人本的崛起，批判的缺失，自由和理性的不足，民主的无力——这是多数传统媒体报道的主要基调。
当然，网络等新媒体在此次地震报道中的大放异彩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这点是值得肯定，当然也是值得反思的。这一点还留有充分的讨论空间。
（二）媒体与“公民动员”
正如我们对“公民社会”的三方面界定中所表述的，公民社会的存在需要一个物理空间和指涉空间的存在。这种指涉空间的判定很大程度上依靠公民行动的支撑。
虽然媒介效果理论中关于媒体影响效度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束，但大众传媒对受众具有动员能力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媒体进行了高密度报道，这种排他性的媒体环境具有很大的鼓动力。
我们在这里需要反思的是，汶川地震中的媒体动员的方向与公民社会的凸显是否是一致的？当然，媒体动员具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和形式，我们不可能一一讨论。文章中，我们将选取一个最普遍的媒体动员，即对社会募捐的倡导。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大众媒体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动员战”。大到全国性媒体，小到县级媒体，媒体对“公众献爱心、合力帮助灾区渡过难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媒体的动员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股募捐热潮，不论是企业名义、地方名义、组织名义的募捐，还是个人名义的募捐，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募捐的数字也是惊人的。这些捐款对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帮助灾区重建起到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媒体的这种动员既激发了民众的公民精神，又很好地记录了这种鼓舞人心的倾向。
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停留于此，就可能显得有些狭隘。反思的精神将继续推动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1.媒体对募捐情况事无巨细的报道是否会助长一种广告和作秀的风气？
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也是不得不讨论的问题。在网络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网民对很多知名企业的捐款抱着截然对立的态度——是出于人文关怀还是出于作秀、炒作？是结果高于动机还是动机大于结果？这种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结论。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媒体的作为，即媒体花大量的篇幅刊登企业和个人的“爱心榜”是否会助长一种不良的风气？显然，这种风气与公民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引入了太多商业因素考虑。
2.媒体的强力动员是否会给民众造成过大的压力？
在汶川地震这样的特大灾难面前，举国同悲，很多民众慷慨解囊，为灾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其中媒体功不可没。但是，正如新华社《新华视点》负责人陈芸把舆论监督比喻为“舆论监督像激光，有杀伤力”【71】所显示的，媒体的募捐动员容易造成一种具有压力的舆论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可能会造成一种“多数人的暴政”——不捐款或者捐款少的人往往会受到谴责，甚至人身攻击。这种现象特别适用于名人和知名企业。闹得沸沸扬扬的“王石案”、娱乐和体育界明星的捐款排行等，都是突出的例证。而在普通民众方面，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抱怨募捐有强迫之嫌、不愿募捐的帖子，这种帖子往往会遭到网友的集体攻击。虽然这种现象更多地反映了民众心理的不成熟，但是媒体在捐款数字上的斤斤计较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对募捐的后续进展，媒体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如果说前面两个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有把握得多。其实细心观察有关募捐的媒体报道我们不难发现，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于募捐行为主体和募捐的数量，而对募捐款项的具体落实和后续用途却很少涉及。也许我们可以说这种关注很难开展，但是从侧面反映出的是媒体信息公开范围的局限。另外，这也涉及民主的问题——因为民众有权利知道自己的善款是否得到了正当的使用。所以当网络上出现质疑“红十字会”善款用途、境外媒体强烈要求公开各项善款流向的声音出现后，国内媒体的反应会显得措手不及。【72】
通过对媒体公民动员的发问，我们还应该进行更多有益的思考，从而摆脱一种片面的情绪。在媒体与公民社会“空间”层面关系值得进行的探索依然很多。媒体的社会动员在哪些方面是正向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又有哪些背离了公民精神的做法，都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论题。
（三）媒体自觉与“制度反思”
为了精神和空间层面，我们还应该研究媒体对公民社会制度层面的反思。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和有序运行都需要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没有制度，就无法成为系统。因此，要考量媒体对公民社会建设的作用，就必须加入对制度的思考。
公民社会与政治领域相互分离，构成公民社会的中介性社会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73】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媒体在汶川地震后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一种制度层面探究，也就是说，在国家维度之外发掘一个公民社会组织的维度，并对这种维度进行阐发。
细心的观察者不难发现，汶川地震期间的媒体报道，特别是央视等主流媒体的报道更多地是从国家出发，比如政府的行政能力、国家领导的形象转变、官方救援的进展以及官方信息的透明化等等。这种讨论是必需的，也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以公民社会的民间组织，如NGO和其他自发的志愿组织等为出发点进行的讨论显然是不足的。而且，很多对民间组织的探讨都被纳入了国家框架之内，对国家与公民社会二元关系的反思是缺位的。这种倾向使国家向度和公民社会向度报道呈现一种极端不平衡的趋势。从这一点来说，现在的媒体本质上仍然缺乏一种构建“公民社会”、成为公民社会“公器”的自觉意识，零星的民间组织报道也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之中，不足以提供一个宏观的、明确的制度范本。缺少了这种制度层面的构建，媒体对公民社会的推进将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媒体的“制度反思”，即媒体对汶川地震或者类似具有反思价值的事件的持久性关注。这个问题之所以与我们的论题相关，是因为我们所界定的公民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具有自我价值追求的体系。这就要求媒体自身除了有一个明确的理念外，还应对这种理念进行一种长期的呈现和强调。缺少了时间上的持久性，即使媒体在汶川地震期间对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阐述，这种阐述也只能沦为缺乏影响力的即兴之作。只有一种明确的、一以贯之的制度反思才能为推动公民社会构建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
四、结语
国家、公民两者之间建构起的良好互动应该是一种“双向的制衡关系”。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二者间双向的适度制衡关系，是发展型的互惠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都能较好地抑制和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使市民社会所维护的特殊利益与政治国家所捍卫的普遍利益形成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动态平衡，超越二元对立和单向度思维的“零和博弈”走向良性互动的“正和博弈”。【74】
除此之外，媒体在公民社会“培育”中的重要作用使我们不得不做出反思。我们必须承认媒体在汶川地震报道中所付出的努力是空前的，所得到的社会效应也是值得赞许的。我们之所以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不是我们想要苛责媒体。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媒体在此次灾难报道中所显示的积极信号，才让我们觉得有精益求精的必要。
专题三 政治粉丝与公民文化：
汶川地震中政治粉丝现象研究
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往灾难现场，把生命的救援放在首位，树立了亲民的政治形象，由此温总理也拥有了一批政治粉丝，也有了自己的“温爷爷”“老爷子”百度贴吧，该贴吧是温家宝总理政治粉丝“八宝饭”的集聚空间，也是他们之间建立联系网络的主要空间。有媒体评论道：“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粉丝的‘出场’，表明了他们作为领袖的魅力。政治粉丝们支持他们的各种言论及其表现，正是他们的亲民之举在人们心理上所激起的效应的显现。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它表达对领袖的支持以及他们对政治合法性的确认的独特方式，因此，没有必要惊异于人们以‘什锦饭’、‘八宝饭’这样极具网络时代的特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胡总书记和温总理的支持和热爱。舆论早就注意到，那一声声‘胡哥挺住’，与‘小平你好’一脉相承。”【75】
政治粉丝的出场毫无疑问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些政治粉丝从幕后走向前台，对社会发展产生着至今难以定论的影响，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道景观。政治粉丝们对国家领导人的亲近性“崇拜”和解构式的调侃有着现实的心理基础。本文旨在通过对政治粉丝们进行话语分析，揭示这种政治偶像崇拜的心理基础及其政治蕴涵。
一、汶川地震中政治粉丝的出场
在中山网上，我们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网民“追星”温总理Facebook惊现粉丝团
温家宝总理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果断迅速的反应和指挥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与爱戴。近来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位人民总理的热爱。一位来自北京不愿透露姓名的温家宝总理的“粉丝”在世界上最流行的社区交友网站Facebook上建立了温总理的个人页面（http：//www.facebook.com/pages/-Wen-Jia-bao/13823116911？ref=s），截止到今天中午为止这个页面已经拥有了13，859名拥护者。
在Facebook上，温家宝总理被网友们亲切的称为“温爷爷”，并有网友宣布自己是温家宝总理的“粉丝”，或者干脆叫做“八宝饭”。在这个充满温情的网页上不仅有他视察灾区的视频，还有他穿着棒球服的照片。目前已有超过500人用中英文在温总理的网页上留言，其中最常见的留言是“中国加油！”
据了解，在Facebook上有数百名政治名人的网页，有人依据网页支持者的人数给这些政治名人网页做了排名。到目前为止，温家宝总理的网页排在第3位，仅次于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而温总理网页支持者的人数更是远远超过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美国前总统里根。【76】
伴随着“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的走红，“粉丝”作为一个时代新词开始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粉丝，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对某一个公众人物、公共事件、文化风尚具有很高的认同，表现出极大的追逐热情。粉丝现象自古有之，也就是过去常说的‘知音’和‘拥趸’。……和百年梨园戏迷比起来，甚至和20年前的追星族比起来，现在的粉丝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也追星，但是他们更善于自我声张，甚至能够结成某种声势浩大的社群，这是今日粉丝具有时代特色的变化。”【77】
但一般意义上的“粉丝”仅仅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随着“什锦八宝饭”的涌现，“粉丝”的含义开始往政治领域延伸。在社会政治上，一股新的力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是政治粉丝的出场。“‘什锦八宝饭’以80后的网民为主，他们以‘粉丝’的名义聚集在网络群落里来表达对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并用其特有的率直口吻亲昵地称呼国家领导人以直抒胸臆，表示爱戴。李宇春、于丹等人有庞大的‘粉丝’队伍不足为奇，但国家领导人也拥有大批的‘粉丝’，这就是一件稀罕事了。为此，民众各抒己见，态度不一。一方举双手赞同，认为这是我国领导人与人民之间水乳交融的动人场景。另一方则表示反对，认为这一行为颇为幼稚和别扭，民众对国家领导人应有必要的尊重，而‘粉丝’们却经常出语轻狂，让人不安。”【78】这些粉丝们“活跃在以天涯为代表的各大论坛。‘涛哥’会见什么客人了，‘宝宝’又去了哪里，他们发表什么讲话了，‘涛哥’今天穿得很有型，‘宝宝’是不是爱吃西红柿炒鸡蛋，都是‘什锦八宝饭’们在网上第一时间热议的话题。在天涯论坛中，有一个为胡锦涛和温家宝开的超长帖子，图文并茂，从5月21日发帖至今，已有惊人的点击率和回复量，目前跟帖仍在持续更新。帖子里有很多图片，甚至有‘什锦八宝饭’找到了几十年前风华正茂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合影，更有两人在出席活动或者参加会议时潇洒的动作照片。”【79】
不管如何看待政治粉丝现象，他们的出场，毫无疑问是汶川地震中政治领域的一道景观，有的媒体评论甚至赋予政治粉丝出场以很重要的意义：“政治粉丝的大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既是政治文明拥有某种可辨认的迹象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是对与公民的存在尊严有关的自由、民主的热切呼唤。在当今中国，它是一个通过执政高层与民意的互动，把政治文明推向更高程度的逻辑起点。”【80】蔡骐也指出政治粉丝的当代意义：
如今，“什锦八宝饭”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然而，“什锦八宝饭”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我们不但看到了“粉丝”的力量在进一步壮大，而且，“粉丝”群体所关注的视野也从娱乐转向了政治。于是，在继娱乐力量、消费力量之后，“粉丝”又一次显示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记得在1984年的国庆阅兵时，我国学生游行队伍中曾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2003年的SARS肆虐时，网友在网上发帖高呼“锦涛挺住”；今年4月巴黎迎接圣火传递时，中国留学生又一次打出了“胡哥加油”的标语。与这些亲切的称呼如出一辙，今日的“什锦八宝饭”虽用语随便，也不过是在用一种直接的方式表示对国家领导人的亲近。在这些“粉丝”的眼里，国家领导人不再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同样拥有迷人的偶像气质与光环，可以为民所亲，为民所爱。因而，“什锦八宝饭”以他们追星一般的狂热行为来表达对国家领导人的体恤和支持，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民主政治。这种发自内心的爱戴和参与更生动、更活泼，也更能考验领导人的胸襟与智慧。所以说，“什锦八宝饭”的兴起不仅是大众以“粉丝”之名对国家领导人表达的真切关注，还是民众用最鲜活的话语来抒发的自由情感，更是一种表示支持、认同和期待的进步力量。一言以蔽之，从“玉米”“鱼丸”到“什锦八宝饭”的跨度，是今日民众爱国的表现，是社会民主和进步的象征，也是“粉丝”政治力量的一种凸显。【81】
二、当代政治粉丝现象的核心关键词：“亲民”
“文革”后期，执政党出于对此前极左路线的反思和建构其自身合法性的目的，知识精英希冀借助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普通公众则出于对此前贫困生活的恐惧，多方的诉求共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根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化的进程其实就是世俗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过去所信奉的东西、神圣的信念等，都会被流行的趋势遭到铲除消解和遗忘。马克斯·韦伯将这一过程的后果称为“祛魅”，这个词是指“人类社会在近几个世纪中高举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旗帜，通过建立现代科学和实现工业化来涤荡一切非理性因素，在这同时也剥离了事物的丰富的属性，譬如剥离了人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等。在这一过程中由伽俐略始创，继而被笛卡尔所完善的分析方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将事物由复杂还原到简单，将整体分割成局部，来了解事物的真相。”【82】
在西方，这种世俗化的进程，从哲学的角度来讲，源于笛卡尔所带来的“认识论”转向，“我思故我在”，一个近代以来最大的“神话”——人类中心主义的神话，被笛卡尔建构出来。自此之后，人类对自身思维能力的自信越来越高涨，传统的信仰、敬畏、崇高等都在这种盲目的自负下逐渐解体，当康德试图以“物自体”来为人类的认知划定一条界线，给人类以警醒时，他并没有能力挽回无可奈何的“花落去”，在他身后，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的车轮正在发出轰轰的巨响，在大地上激起漫天的灰尘。工具理性和科学技术迎头猛进，其对精确、实用的要求，将传统的各种神秘、浪漫击得粉碎。对工具理性、科学技术而言，凡是不能被证实的，都是谎言。
中国的世俗化虽然没有经历这样的哲学思想历程，但以经济改革开路的世俗化，同样也遭遇着和西方类似的经历。萧功秦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发展看作是“脱魅化”的过程：这一阶段“通过对极左的理想主义的全民族的反思，重新回到世俗化的经验主义，回到人类的常识理性。”【83】在这样的世俗化进程中，传统的通过神化统治者来稳固统治秩序的方式，也开始遭遇到世俗化进程的消解。逐渐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学会追逐私利、习惯竞争的中国人，逐渐理智和成熟起来，他们已经不再像前人那样，对神化的统治领袖顶礼膜拜。但中国市场经和改革开放的进程，面临着重重阻力。而“据说一个民族在心存希望而又在现实中屡遭挫折，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就会产生对权威和巨人的渴望。在我们的改革年代里，对于权威的呼唤虽然并不强烈，但却从没有断绝过。由于改革的艰难，人们非常自然地希望能有一个自觉于自己的政治使命、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的权威，以其巨大的声望、以非常规的手段排除这些阻力。”【84】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些学者主张在中国实行新权威主义政治，而这也是执政党在20世纪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之后的政治理念。“导致政治体制转型的第三个历史政治要素，是意识形态的去魅与转型”，【85】新权威主义代表萧功秦指出：“中国自邓小平改革以来建立起来的体制，尤其是90年代南方讲话以后的政治体制，可以称为后全能型的技术专家治国的新权威政治。所谓后全能型，指的是这一权威体制的政治资源，是从毛泽东时期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中传承演变过来的，它把全能体制执政党组织资源、对强力资源的控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对社会各领域的组织渗透，作为新权威主义稳定社会、推进变革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新权威主义，比东亚型、拉美型、中东型权威体制具有更强的更为有效的控制力度，是一支强势的‘看得见的手’。虽然中国问题多多，但这一体制在现阶段是有效的，切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在二十七年中，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中，每年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发展就是证明。”【86】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指出：“作为一种后发展国家的权威政治，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这种政治模式，具有低政治参与与高经济投入相结合的特点。更具体地说，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抑制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保守派这两极政治势力的政治参与，并通过对民间政治参与的严格制度限制，来实现政治稳定，并以此来创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正是由于这种‘低度政治参与’下的政治的稳定，为吸引国内外资本的高投入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在他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是一种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明显发展优势的政治社会模式。”【87】
在这一政治模式下，领导者的权威既不像封建统治者那样来自世袭，也不是来自“神授”，而是依靠个人的魅力。尤其是在现代大众传媒时代，公众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和评判，主要来自媒体的传播。领导人个人魅力、个人形象也是通过媒体向公众呈现出来。同时，公众与领导人之间传统那种厚厚的屏障逐渐被打开。中国的新权威政治和媒体的现代影响力，使得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个人形象的塑造尤为重要，在建构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代中国的这一政治转型，导致传统领袖人物所塑造的“威严”形象的逐渐消解，这一消解过程，除了得自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理念变革之外，媒体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如前文所言，“威严”的形象需要领袖人物在与公众之间划定一条严格的界限，保持自身的神秘。但在现代传媒时代，这种神秘已经被媒体击碎。
“亲民”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粉丝现象的核心关键词之一。这种对“亲民”领袖的呼唤，既有传统儒家伦理的历史渊源，也有现代政治理念的本土化移植。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以“亲民”为核心的政治粉丝文化在汶川地震中的效用。在“胡哥”（公众对胡锦涛的亲切称呼）、“温爷爷”的称号背后，是政治粉丝们对国家领导人“亲民”形象的认同。公众以“亲人”称呼的形式，表达了对领导人这种形象的不加掩饰的褒奖。但更深刻的在于，“胡哥”“温爷爷”这种亲人称呼背后，也反映了政治粉丝的传统“家国同构”的文化心理。而这样的文化心理在传统社会曾经以“子民”“臣民”的称呼反映出来。这种以“亲人”的方式对领导人产生的想象，遥遥指向一个“天下一家”的传统乌托邦和传统的家长权威制社会。因此以亲人的称谓来称呼国家领导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基础。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这种对领导人亲切的称谓则有着传统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即，传统的文化心里在依然未经受现代理念启蒙的大众中穿越历史长河的回应，以及转型期间面对日益难解的现实而寻求一种偶像的精神寄托。政治粉丝需要政治偶像，需要一个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因此，当传统被神化的领导人形象开始逐渐消解后，一种新的、世俗化了的领导人形象，逐渐被公众建构起来。这便是“亲民”的形象，它符合公众的心理期待，同时又与中国历史的政治传统嫁接起来，因此它取得了成功。
三、政治粉丝的话语分析
政治粉丝之所以在当今时代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一方面这与“选秀”中“粉丝”现象的流行有关。选秀活动对粉丝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前，偶像崇拜往往被人们看作是一种迷狂、非自发的行为，但在选秀中，人们开始看到粉丝对偶像的推动力量，开始重新认识粉丝现象。其次，网络成为政治粉丝之间互动的基地，以及政治粉丝文化的助力器。在网络之前，政治粉丝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和沟通，因此，政治粉丝现象往往不为人所注意。但网络成为政治粉丝的扩音器。
网络是政治粉丝活动的基地。通过网络的查询，百度“温爷爷”贴吧最早建立在2008年5月14日，正是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至今共有主题数189个，贴子数1037篇。除了“温爷爷”贴吧外，温家宝总理的百度贴吧还有“老爷子”吧。根据帖子显示，该吧最早发帖是在2008年5月23日，至今共有主题数906个，贴子数7137篇。在这些贴吧里，聚集着一批温家宝总理的“粉丝”。除了贴吧之外，粉丝们还建立了Q群等。网络在媒介丛林里的异军突起，使政治粉丝对政治偶像感情表达有了传播渠道。
在“温爷爷”百度贴吧里，政治粉丝的话语集中在表达对温总理的爱戴之情上，比如，“爷爷您辛苦了”“温爷爷我支持您”“看到你，我哭了，爱你，温总理”，这样的帖子几乎占据了贴吧的所有空间。比如，我们看到一个主题为“温总理，人民的好总理”的帖子：
哪里人们生命财产遇到重大威胁，温总理就出现在哪里。抗洪抢险有您的声音，扫雪清障有您的身影……这次汶川震灾，您正在基层考察，得知消息，立即赶到灾区；您亲临现场指挥：“走也要走到灾区！”“不惜代价先救人”；您与受难群众零距离接触：“只要有一份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不要哭，食品马上就到”“我向遗体三鞠躬”……您与人民心连心，您真是人民的好总理，我们热爱您！【88】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温家宝总理的另一个百度贴吧——“老爷子”贴吧里。在“老爷子”贴吧里，我们也看到类似于“温总理就是好”“爷爷，我爱您”“爷爷你要保重身体”这样的主题贴子，相对于其他贴子，这样的贴子一般能够引起相对较多的跟贴。
在研究选秀运动中的粉丝社群时，杜骏飞教授曾指出：在我看来，粉丝群体在拥戴偶像的活动中、以及日常交流中确实具有一定的组织关系，但实际上这种组织关系还是很微弱的。粉丝群体的团队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象征，其组织行为是为了追求文化和兴趣认同，但它本身不具备社会团体所有的基本属性。以“超女现象”为例，超女的旗帜下所林立的那些“玉米”“凉粉”“盒饭”群体，只能说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准社群”，考虑到其中的整合力量主要来自媒体，因此这种群体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可称之为某种中国特色的“媒介社群”——经由媒介渲染和整合的兴趣团体，它的交流意义主要体现在媒介化的互动和个人的兴趣互动，而不是社会运动。【89】
但我们看到，从百度贴吧里呈现出来的现状来看，政治粉丝社群还远远不如文化粉丝社群成熟。政治粉丝群体在拥戴政治偶像的活动中，根据还不具有一定的组织关系。“什锦八宝饭”（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粉丝）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互动。这一政治粉丝社群甚至连“准社群”的雏形都不具有，他们仅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他们对政治偶像的崇敬和认可。但这种认可，也不像文化粉丝社群那样“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象征，其组织行为是为了追求文化和兴趣认同”。他们仅仅是因为一种对领导人的感情而维系在一起。政治粉丝社群的不成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以及中国政治制度没有为公众表达政治意愿提供条件。
政治粉丝的群体特征仅仅是源于技术的纽带，而非一种政治性、社会性甚至文化性的连接（尽管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话语中分析出政治性、社会性甚至文化性）。政治偶像身上寄托着政治粉丝们的政治愿望，在网络技术之前，政治粉丝的这种政治愿望被压抑，不能表达出来，仅仅是一种个人性的隐秘想望和情感体验。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这种政治表达提供了技术基础。但，由于制度本身并没有为这种政治愿望提供足够的表达空间，因此，我们看到，政治粉丝们之间的交流依然停滞在“情感”交流的初级阶段。
通过对百度贴吧、网易新闻评论等政治粉丝言论空间的话语分析，我还发现，政治粉丝之间的言论多是“自说自话”，缺乏交流、沟通和协商，对政治偶像的崇拜之情的表达，仅仅是个人情感归属的表述，而根本没有上升到政治理念表达的层次。而这种对政治偶像情感的认同，绝对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只不过在传统的时代，这种情感体验被压抑，而网络则提供了表达的可能性。“政治粉丝的大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既是政治文明拥有某种可辨认的迹象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是对与公民的存在尊严有关的自由、民主的热切呼唤。”【90】而笔者则认为，现在就赋予政治粉丝以这种意义，还为时尚早！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现象是，这些政治粉丝们一方面试图抹去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他们尽力把这些政治偶像拉回到普通人的身份角色，因此他们才会亲切地称呼温家宝总理为“爷爷”“老爷子”。但另一方面，具有悖论性的是，正是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才是政治粉丝们对他们崇敬和认可的根本原因。政治偶像的身上寄托着政治粉丝对领导人的想象。“试图抹消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与“政治身份恰恰是偶像崇拜的前提”，这种具有张力的悖论，造成了政治粉丝们对政治偶像崇拜和认可的模糊性。
除了对政治偶像的崇敬话语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消费偶像的话语。这种话语类似于对偶像的善意的玩笑和调侃。
但，这种玩笑和调侃到底能够具有多大的解构意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公众的政治理性能力，依然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本身就缺乏的哲学基础。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之流行，根本就不是像西方那样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从而使人类文明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毋宁说，这种缺乏哲学基础的中国政治“解构”具有中国的特色。它是因为“文革”等历史的创伤性记忆所带来的结果，这一结果呈现为两种悖论性的景观，一种景观是由于政治偶像的极度崇拜所带来的历史灾难，中国人一直对政治偶像的崇拜“耿耿于怀”，另一种景观是，由于文化的惯性，在公众的潜意识深处，依然对领导人存在着一种崇拜的渴望。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的“后现代式”的对政治偶像的解构所具有的吊诡和悖论，这种吊诡和悖论表现在，即使那些对政治偶像的调侃和玩笑，其深层的含义依然是对领导人的崇拜。这种善意的玩笑，其背后的推动力则是对领导人魅力的认可。只不过，这种崇拜披上了“调侃”外衣；只不过，这种认可打着“解构”的幌子。
四、进一步的思考：政治粉丝与公民文化
政治粉丝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公众，还有一些文化精英。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文章，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上发表。该文认为，中国目前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这样的状况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从而导致坏人当道。他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试图以此来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由这些好人所组成“好人政府”，通过形成社会的重心，逐渐地改造社会，最后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大我”。这样一来，我们不必开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国就可强大起来。
胡适等人的“好人政府”主张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封建传统的政治文化都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对制度的深刻思考，而是寄托于政治偶像身上。这样的政治偶像崇拜心理流传到20世纪，便成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胡适“好人政府”的理念。自由主义者胡适仅仅学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外表。其精神谱系依然可以溯源到传统的儒家士大夫那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士大夫都有着政治粉丝的心理模式。只不过有时候，这种心理不是寄托在某位具体的政治偶像身上，而是某种虚拟的符号化的政治理念。
当代政治粉丝的出场曾被一些媒体评论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政治粉丝的大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既是政治文明拥有某种可辨认的迹象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是对与公民的存在尊严有关的自由、民主的热切呼唤。”【91】但这样的观点却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如前文所述，中国政治粉丝对政治偶像的崇拜，主要是源于对领导人在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亲民”形象的认同，通过对粉丝话语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粉丝的这种崇拜不仅呈现出了对领导人身份认可的模糊性，同时也主要表现为一种类似于亲情似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本身就是传统“家国同构”的现代呼应。这本身并不是一种成熟的公民文化，因为公民社会是以法律契约作为基础，而非感情。
当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通过这次汶川地震，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出现的政治粉丝已经与此前的政治粉丝有着不同的元素。这种不同的元素首先表现在国家领导人身上。当代领导人的“亲民”形象，已经具有和传统儒家政治伦理下的“亲民”理念不同的元素。在儒家要求统治者“亲民”“爱民如子”的政治伦理下，“民”是统治者的“子民”，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拥有权利的“公民”。但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领导人的“亲民”形象，已经具有现代性的色彩。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今天，当我们的政府在重新提倡‘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时，在为政实践中强调‘亲民’作风而获得举国上下好评之余，我们或许看到的是，我们的领导者正努力试图从传统的思想资源中抉发出真正的现代精神出来。”【92】这种“亲民”注重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生命等，同时，当今的“亲民”已经开始逐渐走出把“民”等同于“子民”的观念，逐渐树立了“公民”的理念。因此我们才会看到，“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首次提出‘公民意识’问题。决议指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事隔21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提到‘公民意识’问题。胡锦涛要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93】而正如陈力丹所评述的：“现在强调‘公民意识’，不再是二十年前的普及法律常识意义上的初级‘公民意识’，而是进一步与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相联系。公民意识与人的‘自由平等’相联系，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没有过的表述。”【94】
正是因为有这些普世价值和现代公民意识蕴含在“亲民”形象中，才使得“亲民”拥有了与现代政治理念对接的条件。对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平等、人的权利等的尊重，是现代化价值理念的基础，是具有普世性的。也正是因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汶川地震中表现出的这样的普世理念，才使得他们赢得了其他国家的认可，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18日刊登的署名周兆呈的文章说，“中国的总理难为”，“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因为对人的生命、人的尊严的尊重，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亲民”形象获得了国际媒体的赞誉，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了新的国家形象：“此次海外媒体对温总理的报道与地震报道一起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报道覆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从严肃的高级媒体到通俗的大众化媒体，从政治版到社会版，从经济专栏到评论节目。这些来自一线、海外媒体自行采写的报道，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亲民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遭受大震灾的关键时刻透过温总理刚毅坚强、雷厉风行和亲民的作风，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感受中国政府和全球华人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
因为当代“亲民”理念所蕴含的现代政治理念，政治粉丝们对领导人的认可也就具有现代性的意义。他们认可的“亲民”也就有了可以发展成真正公民文化的可能性。公民意识取代臣民意识，这是我们政治理念现代化的起点和动力，当然，也是一项“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