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三 声音的力量：汶川地震中的广播议程分析
汶川地震的媒体救援行动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扩音器，把陷于灾难中的汶川的相关信息源源不断地扩散到达全国各地的受众，各类媒体为人们提供着了解灾情的信息渠道以及有组织地援助灾区的参与机会。同时，伴随着救援报道的开展和深入，受众也表现出持续的高关注度、真挚的情感流露、理性的行为态度以及巨大的社会行动力，而这正是媒体在汶川救援中强大影响力的最好体现。
汶川大地震无疑是2008年5月12日震后直至救援工作收尾的这一时期中最重要的公众议题之一。在这个议题面前，各类大众媒体用实际行动参与到其中，建构出与政府议程相一致的、满足公众需求的媒体议程。其中，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汶川紧急救援》24小时直播节目为代表，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利用在灾难报道中的先天优势，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受众互动的传播效果。
一、有力的传统媒体：汶川地震中的广播角色分析
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救援行动成为全国媒体报道的共同议程，各类媒体尽全力参与震后救援，推动着这个议程不断前进。尤其是广播媒体，从震后第一时间的信息发布、灾情信息更新、救援进展报道，到受灾群众的搜救、寻亲报道，再到灾后心理援助、幕后问题曝光、物资需求信息发布等等，通过这些来自一线的现场同步报道建构起汶川救援的广播议程。
（一）汶川议程的生成：广播媒体的行动力
重要事件的发生之所以被标注为“重要”，是由事件本身的性质以及政府、公众和媒体议程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当政府议程、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都共同指向同一个事件时，这一事件就会成为国家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事件。
在配合政府议程展开救援过程中，全国媒体以强大的行动力及时跟进，尤其是广播媒体，以第一时间进入灾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代表，广播媒体一直走在汶川媒体议程进度的前端。
1.广播记者的派遣
广播记者的行动力是构成广播媒体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核心所在。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级广播电台都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及时并且有组织地派遣大批记者前往灾区采访报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震后当天决定派出23名记者，第一时间深入灾区进行采访。作为到达汶川的第一批记者，他们及时地为全国人民和政府带来了汶川地震灾情的最新消息，并且随着救援工作的展开，电台记者一路跟进救援队的救援，关注灾区人民的救助情况和灾情的最新变化，他们一直站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为全国人民传回最新报道。
同时，与中央电台记者同行的还有很多来自地方电台的记者，如山东电台、广东电台、陕西电台、江苏电台，等等。由于政府工作的安排部署，他们进入灾区的时间稍晚，但在深入受灾严重、通讯中断的汶川灾区之后，记者们源源不断向各级电台发回来自救援进展的最新报道，让全国各地人民随时了解灾区救援工作的进度，通过电波将灾区与外界相联。
广播记者在救援一线的报道构筑了强大的广播媒体行动力，而这也正是汶川广播议程发挥作用的基础所在。
2.信息播报的调整
震后，与安排记者前往灾区采访的同时，全国各级广播电台迅速调整节目播报的形式和内容，以关注汶川地震作为主要内容，及时播出来自救援前线的最新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5月12日的晚上7时至凌晨1时30分播出了《汶川紧急救援》的特别节目，并于13日开始24小时全天直播，同时中央电台的其余8套频率也并机播出。
当今的中国广播呈现出频道专业化的主流发展趋势，交通频道、音乐频道、经济频道、城市频道等专业化广播频道都已拥有其较为固定的节目播出模式。但当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电台都纷纷打破常规播报规律，建立应急的直播机制，每天直播时间达到十多个小时，如广东电台新闻频道的《川粤同心，众志成城》、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抗震救灾》、大连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力量》、湖北电台的《汶川，我们共同关注》，等等。
许多直播节目在各地区的广播电台之间还建立了联合播出的方式，例如全国73家交通广播联合直播的《我们心连心》。广播电台之间互相结成同盟，汶川广播议程由此通过联合声波传递在全国受众中形成声势。
3.台网合一，活动筹划
在汶川救灾报道刚刚拉开序幕时，中央电台和大多数的省级电台在调整节目播报体制的同时，还实行了台网合一的传播策略，迅速在各自电台网站中创建了汶川救援的主题网页，将电台的信息传播与互联网相结合，突破了广播线性传播的局限性，将电波中的信息通过网络再次传递给不同的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广播的传播影响力。
连线记者还可以通过网络上的博客、记者手记等记录方式讲述他们在抗震前线的亲身经历，将在录音报道中无法详细描述的灾区故事、个人感受以及图片记录通过网络传递给受众，而这无疑是也对广播新闻进行了另一个侧面的补充，使得缺少视觉画面和细致情感的新闻播报变得更加丰满。
另外，广播电台还通过筹划特别活动来动员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参与救援行动。例如，中央电台在震后组织了“爱在天地间——百名歌手广播赈灾大行动”和“孩子，你并不孤独”大型慈善赈灾义演活动；广东电台和广东电视台筹办了“川粤同心，众志成城暨广东省抗震救灾大型募捐义演”活动；山东广播交通音乐之声联合各企业举办了“万众一心，情系汶川”活动，等等。这些活动均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和组织的响应和支持，为汶川救援募集到了大量的资金和物品。
广播电台利用自身的媒体资源，动员社会各级的力量参与救援。在面对汶川地震救援的艰巨任务时，全国广播媒体表现出了及时而有效的行动力，这也为广播传播在灾区救援中及时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基础保证。
（二）声音的力量：广播媒介的特殊角色
在电视、互联网迅速普及的现代社会，作为传统媒介的广播也许已经不再成为大多数人接收信息的首选，它的线性传播和声音载体的符号单一性使其逐渐成为一种以伴随式接收模式为主的媒介。但是在汶川地震的紧急救援中，用声音传递信息的广播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传播范围上来看，广播媒体的行动力不仅保证了灾区与外界之间的信息畅通，更为灾区一线的救援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
1.灾区救援一线的信息渠道
……“刚才大家都吓着了吧，我也感觉到了摇晃。”12日下午2时55分，女主播孙静坐进直播间报名后说的第一句话，“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请千万不要害怕，更不要慌张。不管你在哪个区域，千万别把自己暴露在不安全的地方……”汶川发生大地震，成都震感强烈。市民纷纷逃出家门或办公楼，站满了街道以及其他一切开阔的地方。惊魂未定的人们打开手机，想互报平安，却没有信号；他们只好相互打听，议论纷纷，却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消息；平时被忽略的广播电台一下子成了“新宠”，然而本地几个台播放的却是音乐。当孙静安静而坚定的声音从成都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频道里传出来时，显得如此亲切……——《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女主播孙静坚持工作纪实》（新华网）【27】
当汶川地震发生后，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及时向当地市民播报地震的相关消息，安抚民众情绪，使成都免于陷入震后恐慌，这是广播媒体在地震灾区中发挥作用的最好体现。当手机、电话等通讯方式中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信息无法获取时，广播就成为灾区人民、救援部队获取信息、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渠道，尤其在外援记者派驻到灾区之前，灾区内信息的大众传播主要依赖于当地的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
在地震之后，政府向抗震救灾一线部队配发了无线电收音机，搜救信息、任务部署、灾情汇报等通过广播得以广泛传递。并且，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台等单位在震后向灾区人民捐发了便携式收音机，受灾群众可以通过广播电台接收最新灾情报道、接收和发布寻亲消息以及获得来自社会各界的鼓励，广播将因信息闭塞会导致的灾后恐慌危机降到最低。
广播媒体在救援一线危机控制中的影响力是其他媒介形式所无法替代的，声音的力量在突发事件面前再一次显现出来。以声音为载体的广播信息易采集、易传输、易接收性和普及的低成本性，使得其传送和接收都较为便捷，这也是历史上广播一直作为战争、灾害时期重要媒介渠道的原因之一。
2.灾区与外界联系的信息渠道
当来自各类媒体的记者在震后纷纷进驻灾区之后，灾区外的受众获知灾区信息的媒体渠道就变得多样化起来，并且人们可以通过网站论坛留言、博客记录、电视台热线电话参与或者报纸群众来信等方式表达个人想法。但是在受灾严重的汶川灾区，记者的进驻和来自社会各界的赈灾救助并不能立刻带来信息获取渠道的重建，灾区人民接触外界信息主要依靠的仍然是广播媒体。
在地震发生之后，广播曾一度成为灾区唯一可以与外界联系的信息渠道，全天直播的广播议程带给灾民来自整个灾区的连线报道、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关心以及灾情预报和寻亲的相关信息。虽然只有声音，但是通过电波所传达的信息却可以带给灾民需要的安抚和鼓励。
广播媒介在汶川议程的设置不仅为全国受众提供了所需信息和交流机会，更为灾区内和灾区与外界之间的信息传播提供了有效保障。
汶川媒体议程是一次众媒体之间的协作，各类媒体在其中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单一媒体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因此，广播在汶川救援中的作用不应被不合理地放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日常生活中不被重视的传统媒体，广播在这次抗震救灾的紧急行动中的确发挥了特有的危机传播作用，它与报纸、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各类媒体相互协作，以强大的行动力参与实际救援工作，并通过独特的传播方式建构出汶川广播议程，在影响受众议程、引导有序公众舆论的同时，有效地推动着震后救援工作的进展。
二、《汶川紧急救援》：汶川地震中的广播议程分析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报道机制，迅速在第一套节目中国之声推出24小时特别直播节目〈汶川紧急救援〉。截至6月5日9点，《汶川紧急救援》共播出486小时，派出前方记者73人，连线前方记者、各部委负责人、专家近3200人次，播出录音报道1300余条，消息4000多条，开中央电台全天直播节目之先河。——《中央电台抗震救灾特别直播节目〈汶川紧急救援〉成效显著》【2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震后第一时间推出了《汶川紧急救援》24小时直播节目，它依靠优势的前方记者资源不断在第一时间向受众传送回最新灾情讯息，并在中央电台的其他频率以及许多省、市级广播电台同步直播，成为汶川广播议程建构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典型节目。
（一）应急直播机制：汶川广播议程的建构
与其他媒介相比，广播信息传播的特点是快速、便捷、易得，并且传播方式非常灵活，这也是广播在突发事件中可以及时有效控制危机的主要原因。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中央电台及时启动应急报道机制，充分发挥出广播在危机传播中的优势。24小时应急直播机制的运行，从体制上保证了灾后信息公开的最大化实现，它不仅是灾难救援和报道的需要，也是受众对灾情知晓的需要。汶川救援的进展通过电波24小时不间断地传递给受众，对受众议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使得人们密切关注汶川灾情，并且动员起全国受众参与汶川救援，这正是广播议程设置之于汶川震后救援的意义所在。
1.新闻插播随进随出
新闻随进随出的插播式报道是广播信息传播的灵活性体现。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中央电台在第一时间插播中国地震局传来的消息，并且立即安排记者与地震局进行连线采访。广播在危机事件发生时，打破节目原本播出秩序，及时传送最新消息，这是广播影响力构成的重要因素。它意味着电台内的编辑记者以及主持人有即时判断新闻重要性、灵活插播新闻的能力，这也是《汶川紧急救援》数以百计小时连续直播所依赖的基础所在。
在《汶川紧急救援》的直播节目中，每个小时都会接收到许多来自前方的记者最新连线报道以及救援队最新进展的文字消息。应急直播机制意味着没有后期编辑筛选、主持人预览准备的时间，这些新闻消息在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直播间之后，要立刻通过广播播报出去。
虽然与报纸、电视报道相比，这种快速应急式播报难免会带来信息传播秩序凌乱、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但在危机传播的特殊时期，随进随出的插播方式可以使救援时期广播电台的信息流通量达到最大，产生其他媒介形式无法相比的议程影响力。
2.直播小组时段分配
时段包干到位是中央电台汶川应急直播机制的主要特点。《汶川紧急救援》采取的是将不同时段分配给不同直播小组的组织方式。直播组一共分为五组，分别负责全天24小时直播中的6：30-10：00、10：00-14：00、14：00-19：00、19：00-23：00和23：00-次日6：30五个时段，并且另设有统筹组、包装组和广告组等负责协调节目整体性的策划和包装。
各直播小组在各自负责的时间段中，又以小时为播出单位进行程序滚动式报道，每个小时中的节目程序基本固定——“统筹组制定轮盘式单元框架，以一小时为单元，一小时中又分10分钟、20分钟、5分钟、25分钟4个小单元，将开始曲、各类片花导听、抗灾即时报告、预告、主题报道及其他动态报道、互动、歌曲、国内外新闻等元素放入各小单元”。【29】根据统筹组每日事先确定的报道主题以及每个节目时段的不同定位，五个直播小组分别按照既定节目程序进行新闻报道和节目制作的操作。
因此，虽然在应急直播期间，对来自救灾前线的消息采取随进随出播报，但广播节目并不会变得零散，中央电台的应急播报机制将统筹安排和即时播报相结合，在保证向受众传递信息的及时性和最大化的同时，也保证了广播议程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秩序和主题方向。
（二）连通灾区，传受互动：汶川广播议程内容分析
《汶川紧急救援》通过24小时应急直播机制将灾区救援的最新信息及时地传递给全国受众，与以往的危机事件报道相比，汶川的媒体议程不仅在播报体制上出现了创新，在报道内容的角度和范围上也发生了变化，多视角的全面报道和人性化关怀成为汶川媒体议程的具有突破性的亮点。
1.以现场连线为议程主线
自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至6月初救援队工作进入尾声，在《汶川紧急救援》每天24小时的直播报道中，灾区记者的连线报道无疑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也是广大受众关注的焦点。现场连线报道是广播应急直播的核心所在，也构成了汶川广播议程发展的主线。
广播的现场连线报道具有生动性和及时性的特征，记者通过电波将灾区现场报道的音响传递给观众，如救援官兵挖掘砖块泥土的声音、受灾群众的哭声，等等，这些现场音响使得以声音作为单一载体的广播具有生动的画面感。
但是，在汶川救援行动中，以现场连线作为汶川直播报道进程的主线，并不仅仅是出于报道现场感的需要，更是密切保持广播议程与救援工作的进展一致的需要。震后，救援工作在灾区迅速展开，每一天的进度都与抢救受灾群众生命紧密相连，因此，及时报道救援进度——包括顺利的进展、所遇到的困难、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得到的帮助等等——是广播媒体议程设置中的重要内容。
震后的灾区由于电力中断、道路不通，白天成为救援工作取得进展的主要时间，也是广播现场连线报道较为密集的时间，晚间的节目播出则主要以新闻要点回顾和心理疏导专题为主。因此，以5月17日【30】的《汶川紧急救援》在日间的新闻报道为例，以现场连线为形式的报道占据了85%以上，在前方记者连线发回的录音报道中，“救援进展”“灾民救助”等救援工作进度成为报道的主要内容。
《汶川紧急救援》在5月17日的日间现场连线报道中，连线记者覆盖理县、茂县、北川、漩口、映秀、什邡等多个受灾地区，他们跟随当地官兵和医疗救援队报道，及时跟进道路抢修、物资运输、人员救助、伤员医治等多项救援工作的开展，通过电波不断传回灾区的最新灾情以及救援进展信息。
这种以现场连线为主的直播方式，虽然因省略了后期编辑和加工的环节，可能会使节目从整体上看较为零散，但是在以时效为主导要素的危机传播中，现场记者连线报道、新闻随进随出的播出方式却加快了信息传播频率，保证了信息更新与事件发展的最大化同步，从而使得受众获得灾情信息量的最大化。
2.以灾区人民为报道主体
《汶川紧急救援》在直播灾区救援行动的报道时，根据不同的报道视角和主题，设计组织了不同的专题栏目，例如讲述前方记者亲身经历的“记者亲述”，为灾区人民寻找亲人的“寻亲纸条”“平安纸条”等。从内容上看，《汶川紧急救援》的报道中除了传送灾情信息之外，还包括及时更新播出灾区物资需求信息、回述灾区救援中的生命奇迹故事、特写抗震救灾英雄事迹、直播大型公益活动等内容，这些报道分别从多个视角向外界发起救援动员，并不断为灾区人民提供着鼓励、支持和帮助。
在《汶川紧急救援》5月17日的日间新闻报道中，以关于灾民救助情况的内容居多，救援进展和灾后安置报道次之，灾情预报、领导慰问、心理干预、赈灾捐款以及物资需求方面的信息较少。
这样的内容构成是由当时所处的灾区救援进度位置所决定的。在震后救援的初期，灾民生命的挽救和道路抢修、物资运输等救援的开展是灾区救援工作的重点，也是全国人民极为关心的重要问题。因此，灾民救助、救援进展就成为汶川广播议程在那一时期的重要内容。与以往的灾害报道相比，政府救援工作不断地通过新闻发布的形式进行信息公开，汶川广播议程对救援每一个阶段的受灾情况以及救援进展细节都进行了多视角的报道，从而使受众通过收听相关节目内容对灾区灾情有全面的了解。
以灾区灾民为报道的主体，高度关注灾民救助情况，正是汶川广播议程中人文关怀精神的体现。在灾区的救援队极力挽救每一条生命，“以人为本”是汶川搜救行动的重要理念，而广播媒体将此很好地延续到了报道中——不仅在日间新闻报道中关心灾区人民的命运，而且在晚间时段的直播节目中，《汶川紧急救援》还针对受灾群众可能遭遇的心理困境设立了以情绪疏导、心理干预为主题的专题节目，并不断滚动播出来自全国各地群众的短信，为受灾群众提供精神鼓励和关怀。
在汶川报道的整体进程中，广播议程的设置与救援工作中的政府议程进展始终保持一致，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救援工作的重心逐渐发生转移，从道路抢修、抢救灾民逐渐过渡到灾后重建、灾民安置和心理安抚等工作中，广播的汶川议程设置也随之发生转变。直播节目的内容从紧密的现场记者连线、密切关注伤员搜救，逐步变为关注灾区人员安置、生活基础建设以及疏导灾后心理等，并且动员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援助灾区建设。
在多媒介渠道选择的现代社会，广播媒介利用自身优势建构了有特色的汶川广播议程。广播议程的进程不仅是政府议程发展的反映，也是受众对信息需求变化的体现，它在满足受众需求的同时也影响和建构了与之相应的受众议程。
三、汶川议程效果：灾难报道中广播角色的审视
汶川地震发生的突然性和救援任务的紧迫性为汶川媒体议程赋予应急性的特征，这样的应急议程承担着完成媒体救援和满足受众知情需要的双重任务。灾区内部、灾区和外界之间的信息即时流通是地震救援工作中所必须保证的，这也是媒体参与紧急救援行动所肩负的最大使命。中央以及各省、市和地方级电台通过前方记者连线报道的持续直播，及时地将灾区讯息传递给受众，并有效动员全国受众参与到汶川救援工作的推进中。
（一）广播的角色定位：危机事件中的优势传播者
在汶川地震的救援中，广播是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媒介而言，它不仅承担了向全国人民灾区信息的传媒责任，更在灾区的危机控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信息渠道功能。
1.现代广播的发展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广播的发展经历分别了“广播热”的增长期和“热后冷思考”的困境期。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社会的媒介大战中，广播作为传统媒介正在遭遇发展历程中的困境，或称正在经历较为低迷的瓶颈阶段。电视和互联网的迅速兴盛一度对广播造成较大的冲击，虽然中国的广播媒体在不断改革中日趋发展成熟，但是视听符号多样化的媒体环境发展仍然使得广播受众群体出现较大规模的流失。广播在受众中地位的改变，为其发展的道路带来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当汶川地震发生之际，中国的广播界正处于突破发展困境、寻找发展空间的探索时期。
目前，频道专业化——以经济、音乐、交通等不同类型的节目内容来划分不同频率的广播电台——是广播媒介的总体发展趋势，正在经历“热后冷思考”的广播媒介逐渐意识到，伴随性收听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广播信息的主要接收模式，它虽然使得广播逐渐失去主流媒体的地位，但同时它也赋予广播在现代生活中其他媒体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地位。
声音是广播传播的唯一载体，其符号的简洁性决定了广播媒体在线性传播和形式单一上所显现的缺点，也决定了广播媒体在接收方式上具有动态性、便捷性和伴随性的优点。因此，现代社会的广播媒介在困境中需要思考和摸索的是如何在多元化的媒介环境中充分利用广播特性，从而发展其特有的媒介功能。对于这一问题，汶川地震救援中广播媒介的表现已经给出了一定的解答思路。
2.危机控制中的广播媒介
信息传播是危机控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及时畅通的信息流动为解决危机提供了基本保障。在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中，广播系统的危机传播作用已经初显端倪，各地区的广播电台通过建立应急播出机制、不同频率联合播报的方式，将受灾情况以及路况、天气等最新信息及时传递给困在路途中的受众。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广播媒体在一线救援队开展搜救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的危机传播功能。作为在灾区以最快速度发挥作用的媒介，广播在灾区危机控制中成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广播在救援中的有效参与保证了一线救援行动中的信息互联和灾区群众与他人、外界之间联系的保持。并且，广播通过不间断的应急直播机制，将灾情变化信息以最快的速度最大化传递给受众，通过电波动员和整合了社会各界的力量。
历史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广播在危机报道中的独特优势。虽然广播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逐渐退居边缘地位，但具有多重角色功能的广播并不会被淘汰，它在战争、灾难等危机时期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传播功能。因此，广播媒体需要意识到自身的多重角色定位，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充分拓展声音在伴随性收听上的潜能，与互联网等媒体相结合，扩大受众群体，培养受众的收听习惯，还应进一步完备其应急播出机制和紧急广播系统建设，使其在危机传播中能够及时转变角色功能，承担作为危机信息流动渠道的责任。
（二）有效传播：对广播汶川议程设置效果的审视
广播媒介通过所建立的应急直播机制及时而全面报道了汶川救援行动，在信息公开化程度上，汶川广播议程的建构和设置较之于以往无疑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它通过大规模信息发布，影响受众的信息处理活动，从而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受众传播效果。
1.传播效果与收听率调查
对广播传播的汶川议程效果评估，最直接的依据是收听率调查的相关数据。在汶川地震救援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汶川紧急救援》是全国所有电台节目中最受关注的节目。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收听率调查结果显示，“汶川大地震以后，对比5月1～12日，在5月13～24日期间，中央电台中国之声在19个城市组的收听率增长111.11%，市场份额增长106.67%，各城市收听率增长幅度从26%～230%不等。对比去年同期（2007年5月13日至24日）连续调查的13个城市组，中央电台中国之声收听率增长72.41%，市场份额增长90.37%。”【31】
同时，其他省、市级电台在抗震救灾期间的节目收听率也有所提高。例如，“广东电台新闻频道《广东广播新闻》的收听率较前一周上升超过1倍，《新闻时空》较前一周上升50%；珠江经济台的《川粤同心，众志成城——珠江经济台四川汶川大地震特别节目》平均收听率高达5.69%，平均市场份额达到34.52%。”【32】
广播节目在汶川地震期间收听率的提高，正是汶川广播议程不同于以往的强大行动力和影响力的体现。广播报道在满足受众知情需要的同时，还通过与受众的积极互动影响着受众群体的议程设置。根据调查，“自5月12日到5月29日的17天中，中央电台共收到听众各种反馈信息420130件（次），其中手机短信402853条，电子邮件7914件，电话、传真4285个，信件、稿件、来访等5078件（次）。与2008年1至4月份全台每月听众反馈信息量的平均数相比，增加了214898.5件（次），约为2.05倍。”【33】
受众群体的高卷入度表明，广播媒体的汶川议程设置在所到达的受众群体中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受众与广播媒体之间的互动程度在汶川报道期间显示出大幅度的提高，这也体现出接收广播信息的受众群体对汶川广播议程较高的信赖度和满意度。
2.汶川广播议程效果的审视
汶川救援期间的广播节目在收听率和受众参与度上都获得了一定提高，但不能忽略的是，现代受众群体所处的是多元化媒体时代，广播议程影响力的大小不仅要在其所达到的受众群体中测量，还需要将其置于整体的媒体环境中加以审视。
因此，许多媒介调查机构在震后都针对汶川大地震中的媒介传播效果做了受众调查，以调查范围的广度以及问卷调查的详细度作为考量，媒介调查的结果呈现主要以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调查数据【34】和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的调查数据【35】为主。
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利用Nettouch网络调查系统，在6月1日进行了全国性的问卷发放。根据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在选择接收汶川地震信息的媒介渠道时，互联网、电视和报纸是受众的主要选择，而广播媒介的选择比例只占4%。并且，在受众满意度方面，受众对广播的满意程度也不及电视、报纸及互联网。
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利用电话访问的方式，在5月20日进行了11个城市的受众调查。89.9%的受访者通过电视了解灾情，广播在受访者选择媒介渠道中位居第二位，在互联网与报纸之前，并且80%以上的受访者对广播的汶川报道较为满意。
由调查手段选择的不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和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的调查数据分别呈现出“弱势广播”和“强势广播”的不同分析结果。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网络调查方式决定了受访者大多数是经常使用网络的受众，因此结果中互联网媒介渠道的选择比例较高；赛立信媒介研究公司采用的电话调查方式决定了受访者大多数是留守家中的受众，因此电视和广播成为他们选择的主要媒介渠道。
虽然这两组数据结果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它们正代表着某一类特定受众群体选择媒介的规律。首先，无论有着怎样使用习惯的受众群体，电视都是他们的主要选择渠道；其次，对于经常使用网络的受众而言，他们由于工作、学习时间限制或其他原因，会较少接触广播媒介，并且对广播媒介的满意度不高；第三，经常接触广播媒体的受众，会对广播报道比较了解，对广播媒介的满意度也较高。
事实上，这些调查数据从侧面显示出，广播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的议程影响力并没有非常强大。在电视媒体占据主导地位、互联网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广播议程的效果会因其有限的受众群体范围而受到一定的局限，而这也是由广播媒体在媒介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汶川广播议程的影响力尽管有限，但与平常时期的广播节目相比，的确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广播媒体发挥出在危机事件中的强大行动力——随时跟进救援进度，及时迅速地传达一线讯息，并且从各个视角报道灾区救援，体现出人文关怀的报道精神——打通灾区内外各组织部门之间、群众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信息的有效流通，从而让公众得以最大化接近信息源的真相，使其议程设置在与受众的互动中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在视觉传播日渐兴盛的多元化媒介环境中，日常生活中的广播媒介似乎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困境，但是这并不代表广播的能力是弱小的，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媒介之一，广播自诞生起就与战争、灾害等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样，在这次汶川地震救援行动中，广播媒介用其不可替代的强大行动力和影响力证明了即使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媒体的形式日趋多样化，广播在现代社会依然不可缺少，并且拥有着它特殊的媒介功能——其声音载体之简便，既是其在日常生活中发展的桎梏，也是其在危急时刻的优势所在。
危机事件考验了当代广播媒体的应急能力，同时也考验了当代广播人的新闻精神，广播议程设置的作用发挥直接依赖于来自前方记者的现场同步报道，广播媒体以此为主线在应急直播机制的保证下建构出与救援进展、政府议程最大化同步的汶川广播议程，在满足受众知情需要的同时，也影响着受众对汶川灾区的关注和情感投入，在动员受众行动和与受众互动中完成对受众议程的影响，使得政府议程、媒体议程和受众议程在汶川地震危机事件中得到较大程度的统一，并以其有力的行动力和影响力参与和推动了汶川救援工作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