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四 公众人物形象的多个案观察
一、公众人物的概念界定及研究方法概述
（一）公众人物的界定
“公众人物”这个词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是人格权及其保护中的一个概念，是民法的概念，同时也是新闻学的概念。【51】
公众人物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纽约时报》与沙利文（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一案的判例，并经此后的一系列判例经历几个阶段而逐步形成发展的。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与沙利文一案的判决中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的概念。该案开始引导人们注意公共官员的特殊身份，这成为公众人物概念形成的基础。1967年，联邦最高法院合并审理的柯蒂斯出版公司与巴茨（Curbs Publishing Co.v.Butts）案和美联社与沃克（Associated Press v.Walker）案中，将时报规则中的公共官员概念扩充解释为公众人物。在该案中，首席大法官沃伦代表多数意见对公众人物界定为“公众人物是指这样一些人，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公职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52】
公众人物的概念一直众说纷纭，尚未定论，学界也存在着分歧。关于公众人物界定的不同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多数学者认为，公众人物应该包括政府官员；二是少数学者认为，公众人物不包括政府官员，仅指社会知名人士。【53】本文采用多数学者的观点，界定：公众人物是指在公共场域扮演角色而广为人知，或者是在某些重大事件中因不可避免因素而被公众所关注的人物，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公益组织领导人，文艺界、娱乐界、体育界、科技界的明星及其他知名人士以及战犯和社会公敌（如毒袅、恐怖组织首领等）。
按公众人物在国家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公众人物即公职官员，它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具有一定职位、掌控一定权力的人，在我国通常指各级机关领导干部。此类人拥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一类是社会公众人士，它是指在某一行业内有所成就或对社会有不良影响的非官员人士，前者如明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皇亲贵族、媒体名人等，后者则主要是犯罪嫌疑人、商业投机者、道德颠覆者等。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足以涵盖其所在的领域和范围，进而影响到关注他们的人，对社会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此外，按公众人物的主观意愿进行划分，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性的公众人物，是指主观上主动追求，并通过自己的积极行为为大众所熟知的公众人物，公职官员和大部分公众人士属于此类，他们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大都来自于主观追求和努力。另一类是非自愿性公众人物，他们本身往往并不是公众人物，一般不会引起大众的兴趣，也不会涉及公共利益，他们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往往不是因为主观追求，而是因为某些偶然因素，被卷入某一重大事件而成为焦点。其与自愿性公众人物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身份具有暂时性，一旦事件过去或其主观放弃，他们会丧失这种身份。当然，以上的划分只是单纯学理上的划分，实际上的情形往往要比这样的划分复杂得多，某些公众人物可能扮演多种角色。
（二）研究方法说明
根据公众人物的定义，公众人物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笔者学力不济，不可能一一穷尽这个群体的芸芸众生相。此外，本章探究的落脚点是“汶川地震中的公众人物”，也即是通过对汶川地震时期公众人物的言语和活动作一个粗浅的分析，描述其大致的轮廓，从而获得某些传播学上的理论验证和实践心得。为此，本章所选的案例既重视其对震后传播学的影响力，也重视案例本身的涵盖性和典型性，所选的案例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基于公众人物的定义，我们也注意到对另类非自愿性“公众人物”的探讨，为此选择了一例偶然促成的“公众人物”——“范跑跑”。通过对“范跑跑”事件的分析，以获得传播学上的某种启示。
二、多个案观察：汶川地震报道中公众人物形象面面观
（一）政治名人温家宝——“总理，我们知道您在”
2008年5月15日14点28分，距离汶川大地震发生整整72小时。在这堪比黄金的72小时中，66岁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辗转9次视察7地灾情，召开6次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他用高效、迅速、果断的72小时为中国赢得了强震下拯救危困的宝贵时间。
就在地震发生的当天，5月12日下午，温总理乘专机抵达成都，任抗震救灾总指挥，指挥抢险救灾工作。该天晚上，温总理抵达都江堰市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第二天中午，温总理又乘车抵达德阳，指挥抗震救灾工作。5月13日下午，温总理又驱车到达绵阳市看望安置群众。5月14日上午，不顾劳累的温总理又驱车抵达重灾区北川察看灾情，当天下午返回德阳，又从德阳赶往都江堰。由都江堰乘坐军用运输直升机赶往汶川映秀镇，在汶川映秀镇察看灾情后于当天下午飞回成都。5月15日，连日奔波的温总理连夜从成都赶往广元青川，5月16日上午，在绵阳与胡锦涛共同研究部署后返京。这就是地震初期，一个66岁高龄的老人所走过的路程，密集的行程安排，关注的眼神，急切的言语，以民为本的情怀，情不自禁的热泪……这些都透过媒体传达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灾区的人民自觉打出旗帜，上面写着：总理，我们知道您在。
在此次事件中，党和人民血溶于水的深情厚意在媒体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塑造总理亲民形象的过程中，媒体的力量居功至伟，它可以把点滴的细节光芒放大到给十三亿国民带来希望之光的不落太阳，激发了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的热情，鼓舞了他们重建家园、走出阴影的信心，这种政治符号的鼓舞力量，尤其是当它添上媒体传播的翅膀后，其能量、其效果不容低估。
温总理的爱民情怀通过他的言语也有所表现。在抗震救灾前线采访的记者注意到，温家宝面对惨重的灾情，在指挥时常常流露出心急如焚的情绪。现举几例，作为参考。抗灾初期，连绵大雨使得计划向断路的灾区空投伞兵救援的行动一再延后，温总理在与准备登机出动的伞兵指挥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育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在北川中学救援现场，温家宝面对参加救援的全体人员高声说，北川地区是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你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你们家里失去亲人，我和你们一样心里感到非常沉重。我们已经派出了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民警，总计达到10万人。5月13日的上午，温家宝来到都江堰市新建小学，当他看到抢险人员正在解救两名被困在废墟下的孩子时，禁不住流下热泪。一位跟随温总理的记者即时报道称：“年过花甲的总理已哭得不成样子了。”汶川地震期间总理用他的完美表现和行动赢得了国内外媒介的交口称赞，难怪外国媒体称赞温家宝说：中国的总理无法复制！
（二）演艺明星章子怡——“勇敢的中国姑娘”
毫无疑问，娱乐界的众明星在公众人物中占着相当的比例，他们的言行对普通百姓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在社会各界踊跃为四川地震赈灾热潮中，一直不甘落后的娱乐界冲在了前沿。在各种赈灾活动中，在灾区的重建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明星们的身影，明星们纷纷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影响力，为灾区人民奉献爱心，做出了一份对得起自己身份的贡献。诚然，以往的娱乐界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浮躁和奢侈，宝马香车，华衣丽服，出有车，食有鱼，出入名利场的大腕们给众人留下的都是浮光掠影。但这次，在汶川地震中，明星们的表现让人耳目一新。这一次整个娱乐界空前地让外界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他们慷慨解囊、想尽办法筹得更多资金，此刻，大家毋庸置疑，绝大部分明星彻底回归到一个普通的人，发自内心地想回馈社会。越来越多的明星在做善事时知道了理性面对，懂得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不攀比捐款的多少，很多明星选择了匿名捐款，有的明星还提出了金钱捐助不是唯一的赈灾方式，也许一封回信，一段关切的话语，会比金钱更易抚慰人心，医治创伤。但有些网民的行为令人深感遗憾，毫无限制地谩骂把爱心逼上了道德勒索的十字架。
10万太少，50万不够，100万才行，1000万最好……汶川地震后，演艺界迅速行动起来，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颗颗红心献灾区。可在声色犬马、比名斗利的娱乐圈，明星们的举动总让人猜测背后的动因，这种毫无根据的怀疑甚至上升到道德式的人身谩骂，我们有些媒体为了赚得点击率，在背后也助长了这种不良氛围。名气大的捐少了，被指小气，比如刘德华，比如姚明；到灾区奉献爱心的、帮助灾民的，却因为过分高调，被指拿地震作秀，太过假惺惺，比如黄晓明、陈鲁豫。明星们大倒苦水：这年头做明星真难，捐个款都会如此繁琐。譬如，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章子怡的遭遇。
搜狐网报道：“戛纳当地时间5月21日中午12：20至13：20，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章子怡用自己的真诚和努力，让全世界的目光关注到了中国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搜狐娱乐，以唯一官方媒体的身份，全程参与并记录了“章子怡地震灾害救助筹款会”筹款的全过程，一切真实的体现，只为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关注那些在地震中受灾的人们。面对镜头的章子怡没有了以往灿烂的微笑，甚至有点憔悴，面色凝重的她语气低沉地向大家解释这次活动举办的原因。章说：“大家都知道我来戛纳几天了，但都没怎么露面，其实都是在筹备这个筹款会。这次我没有什么公关，就只有助手、经纪人两个人帮忙，很辛苦的，就想把这件事做好。”面对来自全球的媒体记者，章似乎更愿意跟来自国内的记者表达，也许是因为同是中国人才能理解彼此的感受，章还说：“我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人来，也不知道今天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昨天晚上我就在想，哪怕只有一个人来，我也要把这个事情做完。”
后来，理解章的网民把她评为“勇敢的中国姑娘”。通过这次地震，章子怡向人们展现了穿梭于名利场的明星们的另一面。无疑，明星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透过媒体提升了自己的形象，使得人们对明星的认识又多了一个层面，这样的明星与舞台上的明星是不一样的。媒体在这个过程中，为人们和明星之类的公众人物搭建了一个沟通对话的平台，虽然在对话的初期有不少的杂音甚至谩骂，但到后来，理性的回归也让我们看到了网民素质上升的巨大空间。正如有些报纸发出了“理性看待捐钱的多少”的声音，在很多网民的博客上也有类似的声音，我们看到了理性回归的力量。
（三）企业名人王石——形象危机
谈到媒体以及公众对企业界的关注，企业捐款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而万科的“捐款门”事件更是个避不开的案例。在汶川地震初期，就因为万科董事长王石的一句话，把万科地产推到了网民声讨的风口浪尖，万科多年树立的企业口碑和形象也面临着轰然倒塌的命运。
面对公众的指责，王石对此做出了“赈灾才开始，请节省谩骂的气力用在赈灾行动上吧”的回应。
万科挽救形象危机的一系列行动就此展开。
5月16日，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万科在完成对集团当地项目结构评估后，由董事长王石带领国内结构专家队前往都江堰勘测灾后建筑情况。5月17日，万科的工作人员兵分两路，一路与抗震结构专家及房屋鉴定专家前往北川考察灾后房屋情况；另一路出发向绵竹市遵道镇运送赈灾物质。5月18日，万科派出45名员工护送赈灾物质前往绵竹市遵道镇，同时约有110名员工一同前往灾区进行帐篷搭建。对此，有些媒体和网民似乎并不领情。有网友表示：“检查万科小区的建筑结构安全，这个是万科的本职工作，放到这里来解释是忽悠人的把戏。”如此看来，万科及王石要想摆脱“捐款门”的缠绕，似乎还需要一次实质性的“正名”。一亿元无偿参与灾后重建的计划终于出笼。万科以公告的形式表示：将无偿投入一个亿参与灾后重建。万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挽住了即将倾倒的企业形象大厦。
从王石的“捐款门”事件来看，在老百姓眼里，那些龙头企业、优秀企业、大型企业等总是被赋予了更大社会责任的期待，而这些企业名人与代表就是这些企业的化身。在灾难面前，甚至在平时，公众人物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毕竟那么多国人关注着企业的成长。从根本上来说，公众人物的形象其实就是老百姓的口碑，口碑好了，那就是一笔无形的巨额财富。口碑差了，再大再优秀的企业都会面临着形象危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公众人物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毕竟，有数亿的网民在盯着。
（四）文化名人余秋雨——让我欢喜让我忧
汶川地震中媒介对余秋雨的形象再造主要基于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余秋雨对莎朗·斯通“天谴论”的批判，这个批判为余秋雨赢得阵阵叫好声；第二件事是余秋雨写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这篇博客让余置身于谩骂之中。
就在莎朗·斯通“天谴论”发表不久，余秋雨表示：“关于四川地震是天谴”的谬论，不管是谁，提出这种谬论都是大恶。因为这种谬论把十三亿中国人当做了“天谴”的对象，把已经死亡的五万多同胞当做了“天谴”的对象，实在太让我们愤怒了！十三亿中国人做错了什么？
这种铿锵有力的反击让国人大快人心。作为文化领域里大师级的人物，余在对莎朗·斯通进行反击的时候，并没有丧失理智，也没有为了迎合部分网民的口味而对莎朗·斯通大肆谩骂。余声称：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念，对此我予以尊重。我不可容忍的是，这些似乎有文化、有见解的人，居然对数万名骨肉同胞的伤亡无动于衷，而且还在伪造理由，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对他们，我实在不想说什么话。我只想告诉网友，记住，凡是对万众苦难无动于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政治观点。今后我们必须把各种眼花缭乱的政见、观点、学派、团体……推到最终的人文底线上，是否救助生命，是否守护民众，是否扬善去恶，是否具有爱心。如果连这条底线也通不过，其他千言万语，我都不想听！【54】
余秋雨在表明自己对莎朗·斯通的厌恶和不屑时，并没忘记对广大网友的“教诲”，引导大家回归到理性层面上来，而不是对莎朗·斯通一味地进行谩骂，毕竟谩骂不是一个有素质的人所应该做的事情。在这点上，余秋雨能理解网民的心情，也能体会十三亿国人的心态，但又不刻意去钻营，不是为了迎合而迎合。他的思考高于普通的网民，及时对网民进行了疏导和教诲。余打出的旗帜——“不管他是谁，只要有人提出这次地震是上天对中国人的惩罚，我都会把他视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后良知的恶孽”，让他在国民心中的公众形象维持了基本的心里预期。
真正让余秋雨苦恼的是第二件事，一个署名“余秋雨”的人于2008年6月5日在新浪“余秋雨的博客”上发表了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55】这篇文章为余引来一片骂声，舆论几乎是一边倒，谩骂铺天盖地而来，余秋雨陷入苦恼之中。
在这篇博客里，余的言论通过媒体、博客等媒介的传播，能量成几何级的增长，终于引发了网民对余秋雨的极大愤怒。在博客和论坛上，关于批判余秋雨的帖子随处可见，有的网友甚至对余秋雨的文章进行逐句逐字的批判，用词之激烈，火药味之足，令人咂舌。有网友称余为“狗腿子”“御用文人”“文革余孽”，用词太重，甚至都成了道德式的人身谩骂。
当然在网民当中也不乏理性之人。有网友在新浪博客里写道：中国人历来喜欢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试问哪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看到灾区地震中失去那些花一样的生命的人不痛心？余秋雨也不例外，他落泪了，在这时候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跟你我一样，为这些夭折的孩子伤心流泪。不知道大家出于什么心态说余流的是鳄鱼的眼泪？
然而，这样分析余秋雨言论的文字并不多。在网络时代，公众人物的形象固然取决于众多网民和国人的评介，但这些评介未必都是公正客观的，在一个理性包容的社会，网民素质的提升应该是题中之名，毕竟公众人物的价值趋向、行为方式、甚至言论都有待于众多网民的认可。如果网民的取舍标准发生了误差，那么公众人物如果想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无非面临着两种结局：一种结局是迎合网民和国人，混淆对错取舍的分界线；一种是面临被误解攻讦的困境。在这点上，我们可以从余秋雨在汶川地震中的遭遇看出点端倪。
（五）非自愿名人范美忠——都是“跑”出来的祸
用谷歌引擎搜索，关于范美忠的网页多达1640000页。可见范美忠事件的受关注程度之高。是什么导致了举国关注一个四川的普通语文老师呢？是什么把范美忠推上了“公众人物”的高台？媒介在此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诚然，范美忠属于非自愿型的公众人物，是因为汶川地震这个偶然事件，是他的“本能”逃跑才突出了他“公众人物”的形象。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5月22日，范美忠在天涯论坛写下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在文中对事情的由来有所披露。据描述，范美忠当时正在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上语文课，课桌晃动了一下，但范根据对地震的一些经验，认为是轻微地震，因此叫学生不要慌。但话还没说完，整个教学楼猛烈地晃动起来。范如此描述道：“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猛然向楼梯冲过去。”后来范美忠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等了好一会才见学生陆续来到操场，随后他与学生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范：“你们怎么不出来？”学生：“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范：“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么？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
此后，面对一些对他有些失望的学生，范的言论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范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不管的。”就是这些石破天惊的言论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随后各大媒体也加入了对此事的评论，一场轰轰烈烈的“范跑跑事件”正式拉开了序幕。
由此看来，真正惹起媒体抨击的并不是范的“逃跑行径”，而是范美忠在天涯论坛上的“自我欣赏”。网友“五岳散人”的观点代表了不少人的态度：这事范先生做的不能是错的，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也没有问题，但你在这里说出来并且洋洋自得，虽然有言论自由的底线管着很多人想抽人的冲动，毕竟是件异常傻的事情。【56】
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网友加入论战，范美忠的“公众人物形象”在摇摆中开始定型。网友、媒体围绕着几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一，丢下学生先跑是否不尽职？在此问题上大家有比较相近的观点：范美忠确实失职了，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章第四十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其他一些教育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范连喊一声都没有，显然范是失职了。但仍有不少媒体和网友坚持认为：老师不一定有救助学生的义务，老师也是人，首先做到的应该是设法活下来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第二，直面内心还是不知羞耻？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范美忠声称“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不管的”表白。媒体、网友的观点不一，争论十分激烈，有人说范跑跑“禽兽不如”，也有媒体认为：范美忠的行为是普通人的临机反应模式，他能说出来，就证明他能够直面内心，是个诚实的人，值得敬佩的人。此外，由此事还引申出对社会、教育、道德等多个层面的反思和探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范美忠成为举国关注的“公众人物”有很多的偶然性，但他的出现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某些制度、法规、道德等诸多问题的契机，媒体热捧“范跑跑”，网友也热议“范跑跑”，其背后肯定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的媒体充分利用了范美忠成为汶川地震中“公众人物”的契机，展开了对社会诸多问题的反思，且不论这件事对范本人有什么影响，至少从全国的视角来看，它是一件好事，既有利于媒体自身的反思，也有益于国民对自身道德、教育等多个问题的反思和探讨。公众人物有时候就是一面旗帜，只是这面旗帜所指示的方向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它最终所导向的一个结果一定是正面的。
三、小结与思考：公众人物、媒体与社会责任
如今，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科技的发展，知识的更新，社会的变迁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麦克卢汉“地球村”的概念正在逐步演进为现实。对于汶川地震这样的一次灾难性事件，媒体给予的关注与报道是空前的。作为本是媒体焦点的公众人物，媒体对他们在地震中的言行更是给予了空前的关注。
公众人物，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他们的一言一行不仅仅是各大媒体争先报道的对象，而且对社会以及公众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尤其对他们的追随者、粉丝群更是如此。而在各类公众人物当中，又以娱乐演艺明星为甚。有专家曾指出，“演艺娱乐圈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很大”。明星作为当代最富有感召力的群体，他们对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因而，整个社会不仅仅以“好事者”的身份去关注明星言论举止，同时也带着极强的价值观去拷问明星某种言论举止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然而，娱乐圈给我们的刻板印象，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可以说，从来都不缺乏娱乐圈的负面新闻。从耍大牌、假唱、潜规则，到吸毒、酒后驾车肇事、超生等等，明星屡屡“出事”，让我们对这些明星的基本素质大跌眼镜。也许，明星出事的比例未必比一般人高多少，不过由于明星的特殊身份，发生在少数明星身上的事往往出现放大的社会效应。于是，有明星会抱怨媒体和公众过于苛刻，有明星觉得自己有点委屈。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在未成名时，巴不得媒体天天追着自己，事无巨细地报道自己。因为名气越大，出场费越高。但一不小心出了事，就开始指责媒体多事，侵犯其隐私，“事出有因”云云，将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到，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
刻板印象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是我们在认识他人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刻板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我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和某个群体中的每一成员都进行深入的交往，而只能与其中的一部分成员交往，因此，我们只能“由部分推知全部”，由我们所接触到的部分，去推知这个群体的“全体”。【57】
“刻板印象”最早由李普曼提出。他在1922年于《舆论学》中指出，“刻板印象”即成见，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这种观念和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
在现代社会，传媒与群体刻板印象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传媒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印象”方面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刻板印象”也有很明显的无目的性、无意识性、不可控性和有效性，从而决定了它对传媒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是强力和深层次的。【58】从新闻生产的过程来看，刻板印象又与新闻框架【59】在形象的意义生成过程中联系在一起。刻板印象往往作为记者建构形象的思考基模或前提，渗透在新闻框架中，影响着新闻框架；而某种新闻框架的持续反复使用往往也会强化某种刻板印象，并规范着此类新闻的表述。【60】
以往，新闻界对公众人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八卦、隐私与桃色事件上，譬如一度沸沸扬扬“艳照门”事件。西安电视台主任记者赵新艳曾指出娱乐新闻报道的三个误区：一是对名人隐私、明星绯闻呈现出过度的热情；二是假新闻泛滥与炒作之风盛行，甚至有人称娱乐新闻为“八卦新闻”；三是庸俗化倾向严重。【61】开封日报社的宋哲也曾呼吁娱乐新闻要多一点人文关怀，拒绝低俗报道，同时尊重演艺界。【62】
在汶川地震关注度极高的时间里，名人们通过自己的言行，让他们的形象得以重新塑造，向社会公众宣告：这也是一个有爱心与责任感的群体。尽管其中也出现了不少的“噪音”，譬如莎朗·斯通的“地震天谴论”，至少，他们的责任感正在成长。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与其说名人们的形象再造是他们自身行动的功劳，不如说是他们与媒体的联动促进了社会公众对名人们的形象再认识，一改社会公众对名人们的“刻板印象”。在这个形象再造的过程中，在这个“刻板印象”的修正过程中，大众传媒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这也是由大众传播的功能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所决定的。
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在《大众传播的责任》中曾提出大众传播的四项基本责任，简而言之即四点：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教育公众、提供娱乐。在汶川地震这样一个大灾难性事件面前，媒体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基本功能，除了第一时间的客观报道，将灾情如实告知给公众，更重要的是创建了一个积极正确的舆论环境，引导公众对事件的关注朝正向发展。在汶川地震关注度极高的一段时间里，媒体对公众人物的焦点不再是他们的八卦与隐私，而是他们的社会公开行为，一改“低俗”与“色情”的作风，在重塑公众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
综观我们在上面所列出的众多个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官员形象，一个责任感正在成长的名人圈，一个正在回归理性与责任感的舆论环境，媒体与公众人物给我们呈现出了他们在灾难面前的社会责任，他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社会责任作了注解，留下的是我们该思考和考察：这种责任应该如何延续下去？大灾过后，我们的媒体与公众人物是否会依然保持着那份充满社会责任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