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萨特与加缪、梅洛-庞蒂的反目
如前所述，战后初年，红色苏联在为数不少的法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有如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度。但是，随着“冷战”的爆发，一位在1944年出逃到美国的苏联高级官员维克多·安德烈耶维奇·克拉夫申科（BикTop AндpeeBич KpaBчeнкo）在美国出版了他的自述《一位苏维埃高官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披露了苏联社会中的许多内幕。【56】此书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译成了20多种文字，销售数高达500万册。法国的一家政治倾向颇右的小出版社也以《我选择了自由》为题出版了该书的法文版，并也饱赚了一笔，在头两版中就销售了50万册左右。【57】与此同时，苏联存在集中营和政治苦役犯的事实亦由来西方政治避难的原苏共官员披露于众。大卫·卢塞还把有关苏联集中营的资料汇编成《集中营》一书出版【58】。
凡此种种，在法国知识分子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原来坚信苏维埃制度是拯救人类的希望，是理想的社会制度。但当他们得知苏联共产党也实行严酷的大清洗，大清洗中许多人人头落地，而且还有政治犯集中营存在时，颇为疑惑不解，并从最初的不相信发展到怀疑，怀疑红色苏联的真实性，怀疑在战后已越出一国范围、四处蔓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性质，逐渐对指导苏联共产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对在苏联大权独揽的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主义表示不满，认为斯大林主义正在向专制主义发展。毋庸讳言，这些法国知识分子在此时已逐渐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失去了幻想。然而，与此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仍坚持原来的立场，仍拥护斯大林主义，坚信苏联共产党是正确的，苏共在建立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时使用暴力手段是必要的。因此，这部分知识分子依然竭尽全力地为苏联辩护。由此，围绕着如何看待苏联，尤其是如何看待苏联的集中营这一焦点，法国知识分子大体上形成了两大派，即拥苏派与反苏派。
拥苏派由法共的知识分子党员与仍坚持拥护斯大林的左翼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克拉夫申科是一个稻草人，其自述完全是华盛顿方面的杜撰之作。他们根本否认苏联集中营的存在，认为苏联法庭是进行社会主义纪律教育的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工具，其作用就是要严惩那些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坏分子，以巩固新的政权。他们甚至认为，反苏派知识分子一味抓住集中营这一点大肆攻击苏联，就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为他们效劳。换言之，对苏联的态度问题就是立场问题，反苏就意味着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就意味着投靠帝国主义，拥护法西斯主义。这些人最后还认为，在这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其他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拥苏派当中的另一些人则承认集中营的存在这一事实，但力图用进步暴力论来反驳反苏派对苏联的指责。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反苏派亦称反共派，这一名称是其对立派强加给他们的。反苏派由两大类人组成：其一是一些原先对苏联抱有幻想、寄予厚望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些对苏联存在集中营的事实感到震惊，继而对苏联提出批评抗议的知识分子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认为共产党不应该同法西斯一样搞独裁专制，使用暴力。其二是一些始终对共产主义及其苏联抱敌视态度的右翼知识分子。
此外，若更严格地进行分类的话，那么，除了以上两大派之外，还有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似乎可归类为“反反共（苏）派”。此类知识分子虽然并不完全认同共产主义以及苏联，但却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攻击共产主义和苏联方面所采取的许多做法非常反感，因此奉行了一种虽不是拥苏派，但却反对“反共（苏）”的立场。
总之，在当时的法国知识界，出现了一场既声势浩大、错综复杂的大混战，众多的知识名流参与了这场辩论，大量的论著、文章纷纷出笼，如雷蒙·阿隆的《论战集》【59】与《知识分子的鸦片》【60】、皮埃尔·戴克斯（Pierre Daix）的《为什么大卫·卢塞要捏造苏联集中营？》【61】、埃马纽埃尔·穆尼埃的《大声的辩论》【62】，等等。
在这场知识分子的大混战中，此时已在法国文坛声名隆隆的加缪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作为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思想家，加缪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并且始终忠于这一原则。当苏联集中营被披露后，他就与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并认为苏联的现实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因此，他开始抨击马克思主义历史现，反对进步暴力论。1951年11月，加缪发表了其重要论著《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又译《反叛者》）。加缪在著作中指出，历史是无所谓方向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不过是某种神秘主义或乌托邦主义之类的东西。事实上，人不可能创造一个绝对完满的社会，苏联人也同样做不到。因此，苏联今天的一代不应为明天的所谓“完满的社会”而牺牲自己的权利和幸福。同样，加缪也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善”的暴力。革命往往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就是例证。革命者都对“绝对者”有一种真诚的信念，例如相应绝对的正义能创造出和谐的兄弟般的境况，而同时又强压下所有矛盾，连同一切自由。然而，事实上，人们不可能将自己完全还原为“社会的、理性的自我”，因为他的利益和价值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尽管正义和个人自由并非完全不能相容，但谈论绝对的正义和自由，却是矛盾的、极其荒唐的。总之，加缪在这部其几乎酝酿了10年的论著中，从哲学、伦理学、文学等方面逐一对战争、革命、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等在20世纪中叶世所瞩目的重大而敏感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剖析，并由此提出了构成他的新人道主义的核心的一整套“反抗”理论。【63】
尽管加缪本人多次表示，他宁愿保持自由评判的权利，拒绝站在两大阵营的任何一边，但由于他在《反抗者》中表现出对苏联的攻击和敌视，法共指责他的言行是“客观的背叛”，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中派、右派报刊则对加缪的新著大加赞赏，如《世界报》认为，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一部书的价值能与此书相比。而《费加罗报》则称这本书不仅是加缪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当代最伟大的著作。甚至极右派的杂志《法国面面观》亦对此书予以肯定，认为作者在回归民族主义，甚至皈依上帝。而这些赞誉之辞反过来又为左派攻击加缪提供了弹药，使他们断然把加缪划入反苏派的行列。加缪本人对各派对《反抗者》的攻击和说明十分重视，不仅投书发表这些文章的报刊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并且还就此多次接受记者采访。
1952年5月，萨特的朋友、《现代》杂志的编辑弗朗西斯·尚松（Francis Jeanson）【64】在第79期《现代》上，以《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为题，就《反抗者》发表了一篇长达26页、措辞颇为激烈的书评。尚松首先以嘲讽的笔调列举了报界，尤其是右翼报刊对该书的溢美之辞，接着指出，作者没有理解以至于完全忽视了以往革命的历史条件。他不是从具体情况的分析入手，而是从抽象的道义立场出发，去检查和评价这些伟大的政治事件。因此，他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否定的，他所提出的批评和指责也只能是不负责任的。尚松还写道：“如果加缪的反抗是静态的，那么这种反抗只牵涉到他自己。如果他想推动世界的进步，那就应该进入时局中去，进入历史中去，而且要树立自己的目标，选择自己的对手……在我看来，加缪所做的一切，都像是在为自己寻找一个避难所，为一种未来的‘逃避’事先安排好借口，然后逃向某个最终的归宿，在那儿，他可以沉浸在一种没有历史的反抗中，自得其乐。”尚松在书评的最后甚至断言，这是一部失败之作，但也是一部无可替代的著作。【65】
在多年老友主编的杂志上竟然发表这样明目张胆地攻击自己的文章，使加缪深感震惊与痛苦。为此，加缪致信《现代》编辑部，指责尚松误解了他的本意，并把矛头指向萨特。信的标题是《致〈现代〉杂志主编的信》，实际上就是给萨特的，只是不愿指名道姓罢了。加缪在信中为自己作了辩护之后，用讽刺的语调挖苦萨特，指出他从不设法提出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而总是把座椅放在历史的方向上，指斥萨特拒不对苏联的“反人道行为”做出应有的批评。1952年8月第82期《现代》刊登了加缪的这一封信，同时还刊登了萨特的《答加缪书》和尚松的《向您说明一切》。
萨特在《答加缪书》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加缪：我们之间的友谊承载太重，但我还是为它感到惋惜。如果你今天放弃了友谊，自然是它应该终止。我们之间投缘的地方多，分歧的地方少。但是，这些少量的分歧已经太多了。友谊具有强迫性，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不是完全一致，就是针锋相对，没有无党派人，与想象中的充满党派之见的人一样行事。”【66】接着，萨特正面阐述了自己对加缪主要观点的看法。关于历史的方向和意义问题，萨特写道：人们是在历史的行动中理解历史的。“历史有一种意义吗？您问，历史有一种目的吗？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如果把历史和创造它的人分开，历史只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观念。历史不能用有无目的来分析。关键不在认识历史的目的，而在于赋予历史一种目的。”【67】因此，依萨特之见，“关键不在于知道历史是否有意义和我们是否愿意进入历史，而是当我们置身历史之时，要赋予它一种我们理解的最佳意义，同时，对于任何必要的具体行动，无论我们的力量如何微弱，都不能拒绝提供帮助”【68】。
对如何看待苏联的集中营这一问题，萨特也同样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萨特说自己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苏联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他写道：“您宣称，我始终回避集中营的问题，这是污蔑。是的，加缪，我像您一样认为这些集中营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每天重复的那套说辞，也同样令人不能接受。我并没有说过马尔加什【69】比土库曼【70】重要，我说的是，土库曼遭受的不幸，并不是我们让马尔加什遭受不幸的借口。我看到，对于这些苦役犯监狱的存在，反共分子感到高兴，我看到他们因为这一点而感到心安理得。我没有感受到他们会去援助土库曼，但我感受到他们利用土库曼的痛苦，正如苏联利用苦役犯的劳动一样。”【71】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萨特在走着一条偏向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
文章的刊出使萨特、加缪之争彻底公开，同时也宣布他们之间多年的友谊彻底破裂。与此同时，这场辩论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概而言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萨特、加缪在这场争论中的分歧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加缪基于他的传统人道主义，坚决反对日趋走向专制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而萨特虽然也反感集中营，但对苏联代表进步这一点毫不怀疑，在这种进步主义的指导下，他相信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是神圣的，反对革命就等于在客观上帮了反动派的忙；其二是对指导苏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加缪拒绝把历史看作是绝对的东西，以历史的名义使暴力合法化，革命应该避免犯错误和迷失正确的方向，而应回到其反抗的根源上来，萨特则坚持进步暴力论，主张应该区别法西斯暴力和革命暴力，人是生活在历史中的，应该采取具体行动促进历史前进。加缪力图通过反抗理论建立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建立在理解、博爱、节制、平衡的基础上，而萨特则认为这是一种超越现实、脱离斗争的态度。【72】
应该指出的是，在已过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以一种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这场发生在两位杰出人物之间的笔战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相对而言，加缪的立场与观点更能让人接受。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使然，萨特竟然得到了此期绝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支持。这种一边倒的局面使加缪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使加缪倍感痛苦。政治上的失意使心情沮丧的加缪认为政治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对踌躇满志的萨特来说，搞文学成了一种时间的浪费。如果说，此时加缪急于使文学从现实政治的附庸地位上解脱出来，那么，萨特却进入了他最为政治化的时间。用他自己在自传《词语》中的话说，这一时期，他“告别了文学”。
在与加缪反目的几乎同时，萨特与其另一位好友——法国著名的知觉现象学创始人、存在主义哲学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73】也展开了论战。莫里斯·梅洛-庞蒂出生于诺曼底一个天主教家庭，1926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1931年获取哲学教师资格，随即从军服役，尔后又到德国学习，受到胡塞尔现象学影响。1939年回到巴黎又系统听了存在主义者科耶夫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讲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再次入伍，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他甚至还与萨特等人组织过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反法西斯组织。战后初期，梅洛-庞蒂一度在巴黎高师执掌教鞭，深受包括米歇尔·福柯在内的青年学生的欢迎。作为法国学界对胡塞尔现象学最出色的解释者和追随者，他的名字和德国哲学大师胡塞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作为法国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更使他的名字与其巴黎高师的学友萨特联系在一起。应当说，梅洛-庞蒂与萨特都是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这座理论桥梁走向存在主义的。他们曾一起参加过抵抗运动，一起筹办《现代》杂志。不过，在一些人看来，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粗糙的“通俗哲学”或者说“大众哲学”，而梅洛-庞蒂的思想则更理论化，更有学术味。
如果说在40年代之前，梅洛-庞蒂在政治上属于小资产阶级，在哲学上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者的话。那么，在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他每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力图用存在主义“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竭力宣扬“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战后初年，尚处于思想激进阶段的梅洛-庞蒂与萨特可谓是志同道合。针对反苏派对苏联的指责，1947年，梅洛-庞蒂发表了著作《人道主义与恐怖》（Humanisme eTterreur），力图用进步暴力论来反驳反苏派对苏联的指责。【74】
梅洛-庞蒂在这一论著中还试图从理论上对未来知识分子面对阵营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进行了论证，他主张不要就“孤立的事件”对共产主义或苏联进行批评，也不要对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暴力干涉”保持沉默，不要对这个制度大加赞扬。他还提出所谓的“破碎的窗玻璃”（carreaux cassés）理论，甚至强调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和德雷福斯事件，均无损于雅典和法国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声望，因此也没有理由对苏联实行别的标准。”【75】
梅洛-庞蒂的这一论点在当时影响极大。而且，他在这一论著中开始尝试将存在主义的自由学说建立于“历史”与“社会”的基础上的努力深得萨特的赞许，并对萨特产生了积极影响。萨特后来回忆道：“正是《人道主义与恐怖》，使我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它给了我一种推动，而这种推动正是我当时需要的，它帮助我走出了自己的惰性状态。”【76】可以说，萨特正是按照梅洛-庞蒂的这一思路修改和补充了自己的“绝对自由说”。
1950年1月，萨特与梅洛-庞蒂两位老友甚至还联袂在《现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生命的岁月》的文章，讨论苏联的西伯利亚劳改营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指出，不应该忽视世界其他地区的压迫行径，在希腊也有压迫，在法国殖民地也有屠杀……没有人能够否认，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到了西伯利亚；也没有人能够否认现存的苏联制度与法西斯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为此，两人对苏联的劳改营一方面进行了抨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提出，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用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来加以评判吗？当我们了解到苏联建国时期的各种困难条件内战、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纳粹的威胁和战争时，就不会因它领导人所被迫采取的某种暴力统治而奇怪了。为了进入更加高级的社会，这种暴力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只要这种暴力是进步的，只要它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它就有理由为自己辩护。文章还强调说：“无论目前苏联社会具有何种性质，它基本上站在我们这一边，与我们熟悉的那些剥削形式作斗争，使双方力量保持平衡。俄国的共产主义，证明阶级斗争不再是一种神话，‘自发性行动’已经不再可能，也不可取。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不是应该纵容共产主义，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跟共产主义的敌人结盟。因此，最正确的政策就是，无论在苏联还是苏联以外的地区，都要把目标集中在剥削和压迫上，一切针对苏联的政策，以及只批评苏联的做法，都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纵容。”【77】
萨特与梅洛-庞蒂这对原来的志同道合者在政治上的第一次重大分歧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当时，梅洛-庞蒂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士一样，认为朝鲜战争是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在苏联的鼓动与支持下首先发动的。由此出发，梅洛-庞蒂还进一步认为，苏联已彻底蜕化，它不仅不再是和平的象征，反而成了战争的制造者，而整个人类历史亦由此进入了歧途。然而，虽然梅洛-庞蒂此时已对苏联感到失望，但他又不愿加入反共反苏的行列。故此，在整整两年里，处于思想矛盾之中的梅洛-庞蒂一直保持沉默，未对事态的发展作任何政治评论；同时，作为《现代》杂志编辑工作的实际负责人，梅洛-庞蒂在编辑部主张对朝鲜战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却使萨特进一步“介入”政治领域，并更加接近苏联和法共。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萨特还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竭尽全力地为法共和苏联辩护。不仅如此，正是在梅洛-庞蒂断言无产阶级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的时候，萨特却“发现”无产阶级才“初次出现”。它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气勃勃、充满希望地发展着。
1952年，萨特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反对法国政府对法共的迫害，并为法共辩护，同时把苏联与和平事业、美国与战争等同起来。【78】萨特在此期的言行，尤其是这篇文章使他改变了因为《肮脏的手》的上演而在法共和苏联方面留下的不好印象，很快获得了法共和苏联的好感。1954年2月，萨特应邀去比利时参加东西方作家“对话”，5月做了去苏联的首次访问，并在同年12月当选为法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与此同时，随着对共产主义的怀疑日益加深，梅洛-庞蒂却改变了他与法共和苏联原先具有的那种密切友好的关系。
政治上的分歧使得两位原先志同道合的友人无法再继续合作。1953年5月，梅洛-庞蒂辞去了《现代》杂志编委职务。两年后，梅洛-庞蒂发表了论著《辩证法的冒险》（Les Aventures de lAdialectique）【79】。全书除“前言”外，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阐述马克斯·韦伯的哲学思想；第二章论述由卢卡奇创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三章阐述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列宁主义；第四章论述“共产主义哲学中的二律背反”与“行动中的二律背反”；第五章的篇幅占了全书的一半，而且其标题竟然是“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梅洛-庞蒂在这一章中，把锋芒直接对准萨特靠近共产党的激进立场，说萨特这个“共产党队伍以外的反对派”，“始终都在证明自己是一个与党保持距离的党的忠实追随者，他保留着批评的权利，却因为害怕用错而从不使用这一权利”。梅洛-庞蒂还发问道：“我们不禁要问，萨特所理解的社会介入，是否把行动关系变成了瞻仰关系？”【80】
事实也确实如此，1952-1956年间的萨特堪称是一个非常守纪律的共产党的“同路人”，他领导的《现代》杂志只是在枝节上对法共做些批评，并正如它在1955年出的一期左翼问题专号上所表明的那样，竭力宣扬建立一个“新人民阵线”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萨特本人频频出席各种集会、大会，经常出访、做报告和写文章。而法共的报刊也对他的言行积极做出反映。如在萨特1952年12月赴维也纳出席由约里奥-居里主持开幕式的“和平人民大会”后，《人道报》不仅报道萨特在会上受到热烈欢迎、被摄影记者和“电影艺术家”争相拍摄的场景，而且还大量刊登萨特的发言节选。【81】
《辩证法的冒险》的问世，表明两人之间的分歧在进一步地扩大。梅洛-庞蒂在这一部著作中详细地剖析了萨特存在于《存在与虚无》和《共产党人与和平》两部著作中的理论上的矛盾，尖锐地指出，萨特对社会、历史同个人自由的关系作了错误的理解。《共产党人与和平》也没有改变出现于《存在与虚无》中的“绝对自由说”，因为萨特没有把他的自由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的概念结合，或者说，萨特的存在主义缺乏一种社会哲学，因此，就使得萨特陷入了“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泥潭”。此外，梅洛-庞蒂还坚决地反对苏联“官方哲学”的历史决定论。【82】随着萨特与梅洛-庞蒂在政治与理论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两人最终分道扬镳。【83】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梅洛-庞蒂与萨特的分道扬镳主要是政治原因使然，但两人在哲学观念上的差异乃至分歧似乎也应值得我们适当关注，因为同为哲学家出身的他们，其政治认识和观念很大程度上可溯源于他们各自的哲学观点。例如，萨特为了说明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似乎人可以通过他的实践来选择自己的历史命运，萨特当时非常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对此，梅洛-庞蒂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一旦将人的主体性脱离开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就会重新陷入传统意识哲学的框架，以致无法正确解决历史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也不认同萨特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也正因为如此，他在1945年发表的《知觉现象学》一书中，特别重新提出了“什么是现象学”的问题。【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