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各少数民族文化都面临着文化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回族伦理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态势，从而使学术研究出现不同倾向。或强调回族伦理文化的政治性，或突出回族伦理文化的学理性，或注重回族伦理文化的大众性，或回归回族伦理文化的宗教性。由于这些倾向只是抓住回族伦理文化的某一因素、某一特性而对其综合性与动态性注重不够，这就往往在一定意义上容易导致对回族伦理文化的片面理解。究竟如何完整地看待回族伦理文化，已成为回族文化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从弄清回族伦理文化真实的完整结构开始，因它影响着整个回族伦理文化的发展进程。
一、回族伦理文化的形态
问题是哲学之源。回族伦理文化从其形成之初，就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特征和理论色彩。从我们对回族伦理文化形成的学术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伦理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思想，为回族伦理文化注入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这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中不具有的，因而回族伦理文化一开始就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这里所谓的“形态”是指由伦理文化的主题、核心内容、表述形式，以及文化主体和运行方式所呈现出的文化形象。基于这样的界定，我们在相对的意义上，把回族伦理文化区分为大众形态、学术形态和政治形态。
（一）回族伦理文化的大众形态
回族伦理文化首先是以大众形态出现的，这与回族大众的三个重要文化活动是紧密相连的。
一是回族穆斯林的“五功”。回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为了坚定和保持自己的信仰，在实际行动中还需要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回族穆斯林把这些义务概括为“五功”。回族穆斯林认为把信仰和行为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称为穆斯林。回族穆斯林的“五功”来源于《古兰经》，指的是：
念：念功。就是回族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学会念清真言，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不仅要念，还要理解其含义，要念念不忘真主。有些虔诚的回族，在旅途中念，遇到不愉快的事也念，甚至晚上临睡前还念，时时处处都在念。有的回族在临终前，给他举行念“讨白”仪式时，已念不出清真言，就用伸出食指代替，表示坚信真主独一无二。
礼：礼拜。阿拉伯语叫“撒拉特”，波斯语为“乃玛孜”。回族的礼拜主要是每日的五时之礼（晨礼、晌礼、晡礼、昏礼、霄礼），每星期五的聚礼，以及每年开斋节、古尔邦节两次大的会礼。在各种礼拜中，必须做的是“主命拜”和“当然拜”，这种礼拜由领拜人率领集体举行；按个人意愿做的是“圣行拜”和“副功拜”，可单独礼拜。礼拜时须身体洁净，并用一定的姿势完成一系列的动作。
斋：就是斋戒，阿拉伯语“素姆”的译音，回族统称“封斋、闭斋、把斋”。伊斯兰历9月，回族俗称莱麦丹月，斋戒一月，每日东方发白前进食，日落后开斋，白天不饮不食，绝性交。意谓“清心寡欲，专事真主”，磨炼意志、思想、身体。这一月前，有些回族还要“念夜”，即家家户户准备饭菜，请阿訇到家念经。到了斋月27日这天晚上还要“坐夜”，迟睡觉或不睡觉。认为这天真主赦放一切亡灵（回族称“罗亥”）回家探望亲属，并派诸天仙到人间祝福，回族群众把这一夜看成是一个很贵重的日子，称“盖德尔”夜。
课：也叫天课，阿拉伯语“则卡提”的译音，是一种天课制度。每一家回民到年末将所有资产清算一下，除自己生活所需外，盈余都按比例纳课。这些钱物，可以散给贫穷者、管理赈务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和无依无靠的人，也可以用于修桥、办教育及其他慈善和公益事业。现在有些地方的回民虽然履行这一课，但都是自愿的，没有按比例交纳。
朝：朝觐，阿拉伯语“罕吉”的译音，即朝觐麦加“克尔白”圣殿，回族一般叫朝罕志。规定凡是身体健康的，经济条件许可，在旅途平安的情况下，不论男女穆斯林，在一生中要去天房朝觐一次。时间在每年伊斯兰历12月9—12日，亦称“大朝”或“正朝”。在此期限之外朝觐者为“副朝”。对一生中去麦加完成朝觐者，称为“哈吉”。回族群众认为这是一生中很荣耀的一件大事。
二是回族的经堂教育。明中期实行海禁，来华的穆斯林传教士、学者、商人减少，中国穆斯林朝觐、学习者也减少，中国穆斯林中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能讲经和著述、译解的经师稀有。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创建人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里亚斯·胡登洲面对这种局面，立志兴学，培养阿訇、经师，倡导伊斯兰教教育。他把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教育的中心，并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相结合，改变了回族传统的父传子、师传徒的教育形式。由于在清真寺里设堂讲授伊斯兰教经典，故称经堂教育，亦称寺院教育。用经堂语（即阿拉伯文词汇、波斯文词汇、古汉语、方言混合在一起的一种特殊语言）讲授，至今犹存。
胡登洲倡兴的经堂教育，在教学宗旨、课程设置、授课方式、考察、结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奠定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基础，后由他的首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们逐步加以完善。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国各地清真寺纷纷效法，经堂教育在中国穆斯林聚居区普遍兴起。胡登洲被中国穆斯林尊称为“胡太师巴巴”。经堂教育是中国穆斯林创办的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育形式，它对培养阿訇、经师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但是传统的经堂教育只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宗教学科，不授汉文和文化课。在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不学汉文就等于放弃了获得知识的语言工具，不学文化课就不可能提高中国穆斯林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难以在中国立足、生存与发展。为了改良传统的经堂教育，适应时代的要求与发展，有远见卓识的穆斯林学者和知识分子创办了一批阿拉伯语、汉语、文化课、宗教学科并授的新型伊斯兰学校。这些新型的学校主要有：1907年王浩然阿訇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内创办回文师范学堂（兼授汉文），1925年马松亭阿訇在济南创办成达师范学校，1927年王静斋阿訇在天津创办中阿大学，1928年达浦生、哈德成在上海创办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1928年四川穆斯林在万县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1929年云南穆斯林在昆明创办明德中学等。这些新型的伊斯兰学校选派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和土耳其安卡拉大学等校留学深造，从而培养出一批现代穆斯林知识分子和既能当阿訇又能当大学教授的穆斯林学者，如庞士谦、马坚、纳忠、张秉铎、王世明、刘麟瑞、杨有漪、定中明、海维琼、马宏毅、纳训、林兴华、林仲明、马金鹏、马宏道、马明道等。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5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建立中国穆斯林的最高学府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改革开放后，各地兴建起比原来更多、更大、更新式的清真寺，恢复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并在穆斯林聚居的地区和城市开办了10所伊斯兰教经学院。同时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民办中阿学校和伊斯兰学校，这是对传统经堂教育的进一步自发性改良。许多穆斯林青年前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留学。
三是中国穆斯林社团的建立。清代至辛亥革命前，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穆斯林的民族民主革命觉悟与现代民族意识有了提高，中国穆斯林先进知识分子以保教、维护穆斯林的权宜、振兴民族、兴办教育为宗旨，在内地大城市开始组建穆斯林社团，如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广州成立“以思呢老人会”，其主要宗旨是办理穆斯林丧葬事宜，这反映了穆斯林群体意识的萌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江苏镇江成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6月，中国留日穆斯林青年学生在东京创办“留东清真教育会”；清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穆斯林商界成立参加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团体“上海清真商团”；1911年6月，四川回族穆斯林在成都成立爱国革命团体“清真保路同志会”，参与反对清政府“送路权与异族”的卖国政策。
辛亥革命后，由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穆斯林的民族民主革命觉悟和群体意识空前提高，穆斯林社团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并出版伊斯兰书刊。1912年5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回教联合会”，1912年在北平（北京）建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1925年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回教学会”，1929年10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回教公会”，1931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回教青年协会”，1933年在山西太原成立“中国伊斯兰布道会”。1933年在南京成立“中国回教教育促进会”，1934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协会”，1934年11月在南京成立“中华回教教师协会”，1937年在河南成立“中国回教协会”，1938年在广西桂林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学会”，1939年在武汉成立“中国回民青年会”等。
上述三大文化活动使回族伦理文化不断深入回族群体。它为回族广大成员不仅提供了本民族的信仰体系，而且提供了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本民族的人文关怀。由于回族伦理文化深入民间，走入回族大众心灵，为回族大众提供现实智慧，并且付诸实践从而使回族伦理文化由精英形态转为大众形态。
（二）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
回族伦理文化的形成是以它的学术形态为标志的。随着经堂教育的发展，在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学通四教”的穆斯林学者，即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经典的同时，精通儒、佛、道经书，如王岱舆、张中、马注、刘智等。汉文译著的回族学者所采用的方法是用儒家主要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思想来注解和阐释伊斯兰教的思想。由于中国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带有浓郁的政治伦理色彩，因而这些回族学者在把宋明理学与伊斯兰教义彼此印证的过程中也充满了伦理色彩。在这一过程中，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逐渐形成。
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一书中以伊斯兰教义为轴心，把伊斯兰教伦理思想与儒家的伦理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他借用儒家的说理方式和论述习惯，阐发伊斯兰教的信仰文化和伦理文化，也就是说用理学来解释伊斯兰教文化，利用儒家的“三纲”宣传忠孝，倡导“忠恕”，推崇“克己复礼”，诠释伊斯兰教的五功，赞赏天命思想和等级观念。赞同儒家的义理观，同时还对前定与自由，两世伦理以及正心、克己、习学等道德修养方法进行了阐述、概括和发挥，从而很好地完成了在理论文化层面上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对话，形成了中国回族伦理文化的特点。
刘智沿着王岱舆所开辟的将伊斯兰教教义和中国儒家学说相结合的学术道路，提出“人道五典”的伦理观，发展了“二元忠诚”学说，适应了回族穆斯林的思想要求和现实需要。他的这一思想不仅为中国穆斯林所接受，而且得到当时中国中央政权的重视，他的《天方典礼》为中国穆斯林认主拜主并忠于国君提供了现实的思想基础。马注所著的《清真指南》既是一本阐发伊斯兰教教义的著作，又是一本把伊斯兰信仰文化与回族世俗伦理文化融为一体的著作，从而为回族伦理文化体系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德新在王岱舆、刘智、马注的基础上，对回族伦理文化的理论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如果说王岱舆、刘智、马注为回族伦理思想文化奠定了理论框架和体系的话，那么马德新就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伦理思想既吸收了王岱舆、刘智和马注的核心内容，又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并有所创新。这些回族学者所创建的回族伦理文化的思想理论体系独树一帜，形成了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明清时期的汉文译著活动是它的形成阶段，民国时期的回教文化运动是它的转型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回族文化研究的蓬勃开展和深入是它的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的共同任务，这对回族伦理文化学术形态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动荡，没有给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研究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着很大的关系。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文化、旧传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主张运用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而运用文言文作为载体，以儒诠经的中国回族传统伦理文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必然受到冲击。此后一个时期，在理论研究上一批回族知识分子努力寻求本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复兴之路，开始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注重回族历史文化以及伊斯兰教的研究，与一些汉族学者共同开拓了对回族历史和伊斯兰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学术水平、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这其中也包括对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回族伦理文化中的“顺主忠君”的主要政治伦理内容开始转化为爱国救亡的爱国主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文化的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无论是回族史的研究，还是伊斯兰教的研究都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开展，使回族文化的研究既获得了实证研究的资料，也拓展了研究的方法。改革开放后，回族文化的学术研究开展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对回族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使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逐渐恢复。
（三）回族伦理文化的政治形态
回族伦理文化的政治形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精神层面。它突出地表现在回族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熏陶和历史锤炼下形成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信仰，从而使爱国主义成为近代以来回族政治伦理文化的主题。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勤劳智慧、人口较多、分布广泛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回族与各族人民密切交往、和衷共济、休戚与共，共同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与发展，形成了对祖国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它突出表现为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捍卫中华民族自由和尊严，珍惜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使爱国成为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崇高的道德追求，成为回族政治伦理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