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随着回族社会文化及伊斯兰教研究的深入开展，回族研究走出了单一的历史研究，开始向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迈进。1998年和2006年宁夏召开了两次“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些实证性的学科，如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被运用到回族研究当中，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回族文化的研究也趋于繁荣，在涉及衣食住行、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节日习俗、婚丧嫁娶、社会组织与制度等诸多方面，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自1980年以来，不断有重要学术成果问世，有代表性的如《宁夏伊斯兰教教派概要》（1981年）、《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1983年）、《泉州伊斯兰教石刻》（1984年）、《中国伊斯兰教建筑》（1985年）、《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1986年）、《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1991年）、《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1993年）、《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1994年）、《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1996年）、《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1997年）、《中国伊斯兰教史》（1998年）等。这些学术成果中对回族伦理文化都有不同角度的阐述，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使得回族文化中深层问题的研究开始凸显。比如回族发展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回族与中华民族的精神问题、回族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回族与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回族与当代世界的文明对话问题。这些使对回族伦理文化进行专门研究愈发迫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宗教文化特别是宗教伦理的研究开始出现。相对于佛教伦理文化和基督教伦理文化研究而言，我国的伊斯兰教伦理文化研究起步较晚，学术成果也比较少。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几篇研究伊斯兰宗教伦理思想的论文，1981年马贤（时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在为恢复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而开办的第一期阿訇进修班设置的课程中，讲授了“伊斯兰的伦理基础”；1982年以来，翻译了现代埃及伊斯兰学者阿费夫·阿·塔巴莱的《〈古兰经〉的伦理道德思想》，并陆续撰写了关于弘扬伊斯兰教的优秀道德传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服务的文章，刊登于《中国穆斯林》等刊物。直到20世纪末我国关于伊斯兰伦理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仍发表不多，但内容已涉及到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形成的文化背景、伊斯兰教伦理的基本特征、伊斯兰生活伦理的启示、伊斯兰教伦理的基本内容等多个方面。罗万寿在《试析中国伊斯兰教的伦理思想》一文中，分析了伊斯兰教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思想内涵、伦理规范，以及其文化背景和发展历程，使我们对伊斯兰教的伦理思想有了全面的认识。任维桢的《伊斯兰伦理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一文，着眼于伊斯兰教伦理的当代价值，引领了关于伊斯兰教伦理的现代价值与当代转换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关于伊斯兰教伦理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开始增多，并且产生了一批专著，其中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和2005年出版杨捷生著的《伊斯兰伦理研究》，马贤、马孝智合著的《伊斯兰伦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王文东的《宗教伦理学》，比较系统地对伊斯兰伦理文化作了介绍。《伊斯兰伦理研究》中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了伊斯兰教伦理的起源、伊斯兰教伦理革命，运用比较伦理学的方法，解释了不同宗教伦理学体系及各体系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并指出伊斯兰教伦理的哲学基础、构成和实践。《伊斯兰伦理学》以其鲜明的研究特点引经据典，全面系统地对伊斯兰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阐述了伊斯兰教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伊斯兰伦理与教法、伊斯兰伦理渊源，伊斯兰伦理原则、范畴、规范以及伊斯兰婚姻、人际关系、经济、习俗、生态、现代科技等方面的伦理道德，书中还对伊斯兰职业道德、伊斯兰道德教育、道德修养以及伊斯兰伦理的幸福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宗教伦理学》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宗教自身逻辑构成中的伦理意义系统，并阐释其与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伦理系统的内在联系。该书通过寻找宗教伦理系统与社会结构、人的心理某些过程的联系，在功能和意义的基础上阐释了宗教伦理的价值，剖析了信仰在宗教表达形式中的独特性、本质性及普遍性，分析了宗教表达中信仰与理性的复杂关联和理解宗教信仰的伦理准则，以及宗教伦理作为实体性伦理的结构及个体宗教的伦理意识。该书还考察了宗教在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过程中自身伦理系统的适应性。这几本专著的出现以及21世纪初一批高水平的伊斯兰伦理文化研究学术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我国伊斯兰伦理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回族史和回族文化的深入研究，特别是伊斯兰伦理文化研究的深入，为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研究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西部地区一批从事伦理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开始了交叉学科民族伦理学的研究。1987年4月，中国西部首届伦理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四川、陕西两省发起并组织的。与会学者根据西部地区民族成分众多、民族道德传统文化遗产异常丰富的情况，提出了应重视从民族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民族伦理学的设想。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西部伦理学会的积极支持，并成为该学会长期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1988年8月，在贵阳召开了中国西部地区第二次伦理学讨论会，学者们对民族伦理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为民族伦理学研究和民族伦理学学术交流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1989年10月在云南昆明召开了第一次民族伦理学研讨会，会后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民族伦理学论文集，会上宁夏青年学者李伟、潘忠宇合作的论文《回族伦理道德初探》作了大会发言并被收入民族伦理学论文集《民族伦理研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篇关于回族伦理文化的专门学术论文。此后直到199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回族传统道德研究的专著。由马绍周、隋玉梅合著的《回族传统道德概论》对回族道德进行了挖掘、整理，分析了回族传统道德的形成、发展与特点等，反映了回族传统道德丰富的内涵。此外，1997年由熊坤新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民族伦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由贺金瑞、熊坤新、苏日娜合著的《民族伦理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及李资源著《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都专门对回族伦理道德文化进行了论述。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见诸于各种学术期刊上专门论述回族伦理道德的学术文章有10余篇，其中，比较集中的是关于明清时期回族思想家的伦理思想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罗万寿的《试论王岱舆的宗教伦理思想》，孙振玉的《王岱舆的宗教道德思想》，隋玉梅的《从王岱舆看回族的人性善恶观》，梁向明的《略论马注的伊斯兰伦理道德观》《论刘智的伊斯兰人性论》，米寿江的《论“五典”与中国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敏文杰的《儒家“五伦”思想与刘智“五典”之比较》等。前三文对王岱舆的人性善恶论、“二元忠诚”的社会伦理观及道德修养方法等进行了颇有价值的讨论，后四文则分别对马注的伊斯兰伦理道德观和刘智的伊斯兰人性论及“五典”之说作了较为精当的分析。在一些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中，也有涉及王岱舆、马注和刘智伦理思想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金宜久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探秘》（东方出版社，1999年）一书。该书用较大篇幅对刘智的“人道五典”之说作了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评述，史料丰富，论述精深，分析透彻，观点新颖，颇富创建，堪称刘智伊斯兰伦理思想研究的扛鼎之作。除此之外，著名回族学者杨怀中、余振贵主编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纳文汇、马兴东的《回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马启成、丁宏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金宜久的《王岱舆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梁向明的《刘智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孙振玉的《王岱舆刘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著作也对明清时期回族思想家的伦理思想有所涉猎。以上著述虽非专门讨论明清回族思想家伦理思想的专门著述，但其论述方法、结构体例以及其中的某些学术见解，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探讨回族思想家的伦理思想无疑具有启发意义。2008年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杨华著《回族伦理及其在当代的变迁》，该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重点研究课题，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我国当代回族的伦理文化现状作了较好的调研分析。书中引用了不少统计数据，在对回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回族伦理在当代的变迁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是近年来一本较系统地论述回族伦理的专著。2010年梁向明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了《明末清初回族三大汉文译著家伦理思想研究》，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一次对我国明末清初三位杰出的回族思想家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史料丰富、论述深刻、观点新颖，是我国回族伦理思想研究不多见的力作。然而，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回族学术研究，就总体而言，对于回族伦理文化的专题研究迄今尚未完全展开。更为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尚没有把回族伦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关注和考察。在现有的各种较有分量的中国伦理思想论著中，我们几乎，或者不妨说完全看不到回族伦理文化的论述。对于一个向来注重人伦道德、被誉为“礼仪之邦”的世界文明古国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通过以上对回族伦理文化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是随着回族的形成开始的，这里既有教外的中国人对当时居住在中国的外国穆斯林的观察，也有教内中国人对民族自身的看法，尽管这种观察和看法在当时显得较为肤浅，甚至出现大量的误解和偏差，但是对伊斯兰伦理文化的研究早于回族的形成。
第二，尽管对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历史较长，但由于回族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和阶段不平衡性，对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现象。明末清初是回族伦理思想研究和形成的学术高潮时期，随着汉文译著运动的开展，回族伦理文化开始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回族传统伦理文化的理论基础。近现代时期，五四运动使回族传统的伦理文化的延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民国时期，新的伊斯兰文化的复兴，使得爱国爱教成为回族传统伦理文化一个新的核心内容，但是在回族伦理文化的理论研究上，没有形成新的波澜壮阔的研究，回族丰富的爱国主义伦理文化实践没能得到很好的理论总结和提升。
第三，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回族史和回族文化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为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遗憾的是，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展又使这种研究出现了中断。改革开放后，回族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多元的深层次问题不断凸显，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被提上日程，新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但也存在如下突出的问题：
一是缺乏系统性。回族伦理文化涉及到回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末清初著名回族思想家在汉文译著活动中关于回族文化的论述都具有系统和完整的思想体系，因为不如此，不足以全面把握回族文化的全部和它的文化特征，而目前已有的回族伦理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都缺乏这种理论的系统性，因而也就无法全面准确地把握回族伦理文化的特征。
二是缺乏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深度。回族伦理文化是在两个当时世界上文化起点都非常高的伊斯兰伦理文化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文化渊源思想深刻，独具特色。特别是从五四运动以后文化又发生了较大的转型，如果不能在理论和实证上达到有较深的研究，是很难准确把握回族伦理文化的核心内容与当代变化的。
三是在学术理论上，有套用伊斯兰伦理文化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之嫌。也就是说，它不能从回族伦理文化本身来挖掘文化的思想内涵、理论特色和体系特征，而是借用伊斯兰伦理文化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学术术语和理论框架，来阐述回族伦理文化的思想和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套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和西方伦理学中的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来解读回族伦理文化的现象，这样往往给人有一种外在地解读回族伦理文化的感觉，当然也就难免会有阐述和解读上的偏差。
四是对于回族伦理文化与当代世界文化思潮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大量的民族文化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缺乏研究。对回族伦理文化往往都还是在回族传统伦理文化的范围内和封闭的农耕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解读，因而与当今中国回族的伦理文化现实有较大的距离。
五是缺乏对回族伦理文化的基础性研究。比如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历史的总结与回顾、回族名人的收录、金石牌匾的编纂、民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当代回族生活的实证考察、国外学术研究的翻译，这些都是回族伦理文化研究的基础性资料，没有这些学术研究的基础，伦理文化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和全面。
综上所述，我国当代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又对这一研究的要求更加迫切，西藏的“3·14”事件和新疆的“7·5”事件从另一个侧面给予了我们这种警示，它迫切地要求回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重视和加快对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才能不辱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