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蔡斯竞选总统的希望暗淡了
林肯驾驶的这条破船，要让船上的乘客全都满意，几乎是做不到的。因为自始至终，围绕利益，充斥着矛盾。希望他开得快些的人们不断提醒总统加速，以避开落在船后的炸弹；希望他开得慢些的人们则不断告诫总统，前面太多暗礁险阻。
有人认为他走得太远，有人认为他走得不够；有人骂他是暴君，有人却认为他过于仁慈；有人认为他说得太多，同时有人认为他说得不够，如此等等。相互对立的指责，锋头所向，直指林肯。
林肯对这些指责并不十分在意，或者说他能比较清醒地对待它们。
当1863年5月他派J.斯科菲尔德将军去密苏里解决一个内部争端的时候，他就提醒斯科菲尔德：“如果两派都辱骂你或都不辱骂你，那么你就可能是做对了。要谨防受到一方攻击同时受到另一方称赞。”要善于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两派，可以说林肯在这方面已总结出了充分的经验，已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心态，这使得他能冷静地排纷解难，直达目的。
正是因为冷静，所以林肯处事手法极为圆熟。
当1863年将去而1864年快来之际，林肯便清醒地意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他知道蔡斯正急不可耐地谋求竞选总统。
蔡斯不断地告诉别人只有他才是最恰当的总统候选人，只有他才最有资格做总统，而亚伯大叔呢？则花钱如流水，其“水桶上的出水口做得比进水口大出一倍”。他的女儿凯特也到处活动。凯特年轻美丽，是华盛顿上流社会公认的交际花，为他父亲的提名举办了不少舞会。
林肯对此毫不在意，不过林肯夫人却记恨在心，也许还带点妒忌。因而后来内阁某次举行晚宴的时候，林肯夫人执意不肯邀请蔡斯及其女儿女婿。为此，当总统秘书尼各来将此事告知林肯，而总统又决定邀请蔡斯等人时，本来就脾气不好的玛丽暴跳如雷，她始终不肯原谅尼各来，最后尼各来只好离开白宫而就任驻巴黎领事。
为总统欲望所驱使的蔡斯欲令智昏，他过早地将自己置于与林肯相对的境地，在其财政部安置亲信，排斥亲总统派。帮助蔡斯竞选的代理人是堪萨斯州的参议员塞缪尔·波默罗伊，他也同样头脑发热，不看看天气便抬腿一脚踏入泥泞。
在1864年2月初，波默罗伊写了一份循环传单给全国一些报刊的主编及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为蔡斯竞选疾呼，对蔡斯极力吹捧。
然而欲速则不达，蔡斯被过早地抛向空中，等待他的不是人们忘情的欢呼，而是总统不动声色的一击。
林肯清楚地知道野心勃勃的蔡斯“像只绿头苍蝇，会在他能够找到的每一个腐烂物上产卵”，但蔡斯却不知道他是将卵产在了严寒时节。
林肯尽管受到形形色色的指责，但他同样受着方方面面的欢迎。蔡斯在当时代表的是激进势力，但即使激进如菲利浦斯也认为“一个有勇气起草并坚持《解放宣言》的人，至少应再执政6年”。而且林肯还特别受一般民众的欢迎，一位艾奥瓦州的农民被问林肯在那里是否站得住脚的时候，不由得双目放光，挥拳答道，“老亚伯在艾奥瓦州比合众国任何人都高”。
林肯的确要比当时美国任何人都高，高多少呢？十九英尺半。那是刚度过的新年元旦安置在国会大厦圆屋顶上自由女神铜像的高度。女神头戴盔甲，象征着用武力获取自由。
林肯则正在为人类免受奴役获取自由而战。林肯由于深受信赖，几乎毫不费力就在北部至少14个州的共和党会议通过决议保证使林肯再获提名，而其中俄亥俄州是蔡斯的故乡，林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
对于蔡斯意欲获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及他所耍弄的种种把戏甚至对总统的中伤，林肯“尽可能地一概闭起眼睛”。他知道，蔡斯作为财政部长是称职的，特别是为作总统的欲望所驱使，蔡斯就会更加卖力。
农村的生活经历告诉林肯，耕地的牲口如果突然加快速度，那不是受了鞭笞便是为马蝇所咬。
而现在，一只名叫“总统欲”的马蝇牢牢叮住了蔡斯，而它使得蔡斯和他的财政部加速运转，林肯也正希望蔡斯能努力工作，广进财源。没有钱便打不成仗，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
因此，林肯并不想打落那只马蝇。蔡斯很快尝到了欲望所带来的后果。波默罗伊传单很快被刊载出来，蔡斯自觉无颜，窘迫中只好递交辞呈。
漏屋遭雨。几天之后，小弗朗西斯·布莱尔在国会的一次发言中。指责财政部内充斥着腐败现象和政治上的偏心眼，那些购买棉花的许可证被出价最高的人所买走，而他们往往是些分离主义者。
贩卖许可证显然是极恶劣的犯罪行为。但是，同样明白无误的是，那些代理人却仍在为财政部所使用，布莱尔由此毫不留情地嘲弄道，他们有些人可能正在忙着散发那份“总有一天要暴露的传单”，或忙着成立蔡斯俱乐部。
小布莱尔在做议员前是部队的准将，他之所以辞去军职而进入国会，按照他的兄弟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的说法，是林肯为了“让他发动那次攻击”。林肯的确希望小布莱尔能进国会，他确切无疑地知道，只要小布莱尔进入国会，就必然会攻击蔡斯，但他绝不会心胸狭窄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单为了攻击蔡斯就小题大作。他是希望小布莱尔做国会议长以便为联邦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故当他没当成议长的时候就仍然让他回了部队。
至于实际在结果上主要只是蔡斯倒了霉，那只不过是玩转了政治的林肯在追捕羊群的时候顺便打了一只兔子。
林肯理智地处理了蔡斯的辞职请求。不过，他并没有马上回复蔡斯，而是有意冷落了一周时间，到2月底才“抽出空”来。而“经过考虑”，林肯回答道，“我发现现在确实没什么好说的。”
但对于波默罗伊传单，林肯简略而明白地告诉蔡斯，他早在几天前就“不由自主地知道了它的存在”，然而，“我还没有读它，我想我也不会去读它”，因为那是其他人所做的事。
林肯表示同意蔡斯就传单问题所做的辩解，即“我们都不应当为我们各自朋友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得到我们的鼓励和支持。”蔡斯显然从“朋友们的行为”体会到了林肯力量的强大，最后只得谋求妥协。
林肯亦乐得顺水推舟，“像你对我保证的那样，我也向你保证，我也决不鼓励和支持对你的任何攻击。”最后，对于蔡斯是否继续任财政部长，林肯以“没有更改的必要”肯定而冷淡地作了回答。
2. 在1864年春
蔡斯竞选的希望暗淡下去了，而拥护他的激进派却不肯放弃搞掉林肯的努力。
对于林肯，激进派极不满意其宽容的重建计划，特别是关于路易斯安那、阿肯色等州的重建工作是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更引起激进派的怒火，他们后来终于设法使得路易斯安那州没有得到国会的承认。而在1864年3月13日，林肯曾以极为欣喜的笔调祝贺迈克尔·哈恩“作为路易斯安那第一任自由州州长而名垂青史”。
在路易斯安那的选举中，令激进派不满的还有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
对于黑人没有选举权这一问题，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加里森持有与菲利浦斯等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普遍的选举权如果没有普遍的感情及意见的准备是很难以实现的，也很难保持下去”，这实际上比较贴近林肯的观点，林肯也反对强制，对于路易斯安那这个前蓄奴州，他认为应“不妨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使两个种族逐步摆脱旧的关系而生活在一起，以便为新的关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黑人青年的教育问题应该包括在计划之内。”
激进派认为林肯受了西沃德、布莱尔等保守分子的影响，故而行步缓慢，行事怯懦，因而也力图使西沃德和布莱尔离开内阁，从而使林肯可以放开手脚。他们实质上不了解林肯，也不了解他们目前的行动就像攀登一座高山，需要的并不是快速跑动，而是不紧不慢地行走以保持一种悠长的后劲。
而且林肯也不反对快速行动，但那要在条件适当的时候。因而，3月初他在给马里兰州一位众议员的信中说：“我急切地盼望在马里兰州能实施一种实质性的黑人解放。我认为，也许我所发表的逐步实行解放优于立刻实行解放的观点被误解了。我曾认为逐步实行解放会较少导致一些混乱和贫困，因而将会更令人满意。但是，如果那些对这一问题更为熟知也更有兴趣的人，更喜欢立刻推行解放，我当然绝不会反对他们的意见占上风。”
在另一封信中，林肯对马里兰即将制定新州宪极为关心，说：“我渴望马里兰州的解放奴隶取得成功，这无需成为一个秘密，这将大大有助于平定叛乱。”
林肯在这年4月实际上加强了对奴隶制的口诛笔伐。
4日，他应A.霍奇斯的要求将不久前与肯塔基州的布拉姆勒特州长和狄克逊参议员的谈话要点整理成文：“我生来就是反奴隶制的。如果奴隶制不是错误的，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是错误的了。我记不起有什么时候我不是这样想、这样感受的。但我从来不认为总统的职位给了我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按照这种见解和感受去采取官方行动。
我在就职宣誓中说，我将尽全力来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的宪法。我不宣誓就不能就职。但我并不认为我宣誓就是为了掌权，就是为了在使用这种权力时违背誓言。我也懂得，在一般民政方面，这个誓言实际上禁止我在奴隶制这个道德问题上任意发挥我固有的抽象判断。
这一点我曾公开讲过多次，而且是用各种不同方式讲的。肯定地说，到今天为止，我没有仅仅按照我对奴隶制的抽象判断和感觉采取过官方行动。然而我确实懂得，我那尽全力维护宪法的誓言赋予我责任，要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以该宪法为其根本法的那个政府和国家。
国家失去了，宪法还能保持吗？根据一般规律，生命和肢体是必须保全的。为了保全生命往往不得不截掉一个肢体，但决不会愚蠢到为了保住一个肢体而牺牲生命。我认为，有些措施，本来是违宪的，但由于它们对通过保卫国家从而维护宪法是必不可少的，结果就变得合法了。对也好，不对也好，我反正已经采取这个立场，现在公开承认。假使为了保全奴隶制或任何较次要的东西，我竟然容许把政府、国家和宪法全部毁掉，那么我不能认为我已哪怕是试图尽全力维护宪法。”
林肯提到在战争初期，弗里芒特、卡梅伦和亨特等人都曾以某种方式处理过奴隶问题，而那些措施因并非必须或时机尚未成熟而被自己否决，而到了“1862年3月、5月和7月，我接二连三地向边界州发出恳切呼吁，要求他们赞同有补偿的解放，因为我认为除非避开那个措施，军事解放和武装黑人必将成为不可缺少的需要。
边界各州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按照我的最佳判断，我就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放弃联邦并连带放弃宪法，要么对黑人问题采取强硬措施。我选择了后者，在选择时，我希望所得大于所失，不过对此当时我还没有完全的把握。现在经过一年多的考验，证明我们对外关系方面没有受到损失，在国内大众情绪没有受到损失，在我们的白人军队方面也没有受到损失，在任何方面或任何地方都没有受到损失。相反的，它表明我们得到了13万士兵、水兵和劳工。”
林肯并告诉那些不满意于该措施的人以一个简单的自测办法，即首先在一张纸上写上“赞成用武力平定叛乱”，这也是前提条件；然后写“赞成把这13万人从联邦方面调走”，很明显，当他试图让那些人呆在原来要呆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些人的重要，从而了解该措施的重要。
最后，林肯补充告诉霍奇斯：“我不认为是我控制了事态的发展，而要老实承认是事态的发展控制了我。”
4月18日，林肯在巴尔的摩保健义卖会上演讲，这个地方使他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他到华盛顿就职经过这里时，“没有一只手伸出来迎接”他。不久之后，当联邦的军队经过这里时也不曾受到过礼遇。现在，在这里，却有众多的人正竭尽全力为联邦士兵服务。林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不由得思考起自由与奴役问题。
他说：“对自由这个词，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完善的定义，而美国人民现在就迫切地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定义。我们都宣称要争取自由，但在使用同一个词的时候，我们并非都是指同一件事。对有些人来说，自由这个词可能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自己和他的劳动果实。对另一些人来说，同一个词可能意味着某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人及他人的劳动果实。这里的两件事不但完全不同，而且是完全不相容的，却都叫同一个名字——自由。到后来，其中每一件事都被不同各方称作既不相同也不相容的名字——自由和专制”。
林肯然后打了个形象的比方：“牧羊人把狼从绵羊的喉咙前赶走，于是绵羊把牧羊人当作救星来歌颂，而狼却为了同一件事谴责牧羊人，把他看作是自由的破坏者，尤其由于这头绵羊是黑绵羊。显而易见，在自由这个词的定义上，羊和狼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林肯认为这种分歧极为流行，甚至在北方及所有自认爱好自由的人中间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正从奴役的枷锁下摆脱出来。对于这个进程，有人为之欢呼，认为它是自由的进步；有人却为此哀鸣，说它破坏了一切自由。”
不难发现，当激进分子要求林肯带动大家跑的时候，林肯却不得不处心积虑使得大家先学会走路，这也就是林肯和激进派的分歧所在。
激进分子费力在弗里芒特、巴特勒和格兰特之间掂来量去，最后把目光停在了弗里芒特身上。
弗里芒特因战争初期在密苏里州发布命令解放奴隶而闻名全国，成为英雄，并尤其得到中西部美籍德意志人的拥戴，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奴隶制情绪，他们的报纸早在3月就提议以弗里芒特为总统候选人。
许多地方甚至举行了拥护弗里芒特的群众大会。而鉴于全国联邦党将于6月7日在巴尔的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那些激进派和倾向于激进派的民主党决定成立激进民主党，并打算抢先一步于5月31日在克利夫兰集会。
3. 格兰特春季战役失利
在关于总统候选人争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战斗也打得热火朝天。但尽管北部兵强马壮，要比敌人多出一倍的兵力，却始终难以漂亮地打上一仗，不是失败，就是伤亡惨重地对耗。
格兰特曾表示，要使全线全部投入战斗，但他的计划显然难以得到贯彻。他希望班克斯能迅速向莫比尔进军，而早在1863年8月，林肯就致电格兰特，对其所谓远征莫比尔存疑，因为当时法国正在墨西哥扶植马克西米连傀儡政府，因而林肯觉得在西得克萨斯重建国家权力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