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样不断地探讨、交锋，吴迪的认识逐渐走向清晰。由于对负性事件归因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愤怒和焦虑等级。同时由于对自我概念的重新审视，对婚姻问题的成因也有了新的解释，所以他情绪上的抑郁状态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一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例如他无法兼顾母亲与妻子，非此即彼，产生的心理冲突；再如对妻子产生的诸多“应该……”等，其本质原因是他个性中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导致的。不解决这个问题，他将无法作出准确的抉择。
实际上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即如何看待事物的客观本质及其规律。
吴迪的专业是计算机领域，较少接触哲学范畴。为了能够让他对自身的主要困惑产生新的认识，我以认知行为疗法中埃利斯创立的合理情绪疗法为主，并结合贝克的认知-行为理论，对他进行影响。
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和读书少毕竟有区别。当知识上升到一定层面时，其内在联系的作用就显示了出来。由于吴迪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当我对他介绍合理情绪疗法中的“ABC”理论时，他很快理解，并进入了讨论状态。
在用“赋意”理念分析他与妻子关系时，他感觉上的转变非常明显。
……
我说：“你到这里来，是为了消除心里焦虑和抑郁的感觉，还想要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非常合理的。通过以往的讨论，你过去所认为的痛苦情绪的原因在于妻子路雪这个想法已经转变为自己有很大成分了，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负面情绪对你的影响和干扰。然而，不知道你是否能清楚，你以往的认识或感觉是怎么来的呢？”
吴迪说：“我过去只停留在婚姻不幸的痛苦中，确实没有想过这些。”
我一面从桌子上取过一张纸，一面对他说：“现在我们借助刚才涉及的ABC理论，来看看你那些想法是怎样产生的。”
我在纸上再次写了“ABC”三个字母，然后在“A”的下面注上“妻，性表现”，而后在“C”的下面注上“焦虑、抑郁”的字样，在“B”上画了一个圈，没有写字，然后将手中的笔交给了吴迪，对他说：
“结合你过去的说法和刚才的理论，你认为路雪婚后在性方面的表现，是影响你情绪的原因，也就是A；你的焦虑和抑郁状态是C。现在你已经明白了原因和结果之间还有一个因素，请你分析一下，中间的B是什么呢？”
吴迪接过我递给他的笔，沉思了一会儿，试探着对我说：
“按照刚才的理论，这个B代表着对这个事件的解释，就是说我对路雪婚后表现赋予了什么意义，是这样吧？”
我点头答到：“是这样！你再设想一下，假如换了另一个人做路雪的丈夫，他的反应如果不像你这么激烈，有可能会赋予什么意义呢？”
他仰头看着天花板，然后很快说到：“上次说过，如果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会容忍妻子，等待她好起来的那一天。或者改变自己去适应妻子。”
“如果你这样进行赋意的话，还会不会像你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我进一步发问。
“我想可能不会！”他回答。
“我想，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这说明事件虽然一样，但不同的人赋意不同，他的情绪表现也就不同。如果一个人赋予一个事件的意义是理性的，他就不会感到痛苦，或者痛苦不会持续较长时间。”
说完这些我停顿了一下，给他一些思考时间，不去催促。他也将目光盯住窗外的树枝，不再说话。
也许是较长时间的沉默让他感觉尴尬，也许是他领悟到了什么，将视线转了过来。
我迎着他的目光说：“好，你现在认为在这个‘B’的下面添上什么合适呢？”
他低头看了一下面前茶几上的纸，略为沉思了一下，写上了“赋意、态度”两个词。
我鼓励说：“非常正确！是你对妻子婚后表现的态度导致了自己的焦虑和抑郁。改变？A，你已经尝试过了，不可能；那改变C的状态只有一个选择了，调整B，也就是调整态度。公元1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埃皮克提图曾经说过：‘人们之所以烦恼，并不是因为事物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你结合自己的经历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啊？”
他嘴里默念着埃皮克提图的这句话，突然醒悟地说：“我明白了，这段时间您就是根据这段话在帮我调整态度啊！”
“你理解得对，不过这要得到你的配合。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怎样才能做一个对不良事件进行积极赋意的人。”我有意将话题向另一个方向引导。
“您这话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掌握积极赋意的关键，所以才这样痛苦？”他用略带不满的口气说。
“至少目前你还没有做到。因为在你的意识中有一个致命的东西存在……”我没有理会他的口气继续说到这里，并有意停了下来。
“是什么？”吴迪有些急切。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你是否还记得，以往咨询中你在讲述这次婚姻时多次谈到控制？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你希望控制你的妻子！”我这样问他。
吴迪自信地说：“是这样。我比她大7岁，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比她经历得可要多得多，事实也证明了我的决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她当然要听我的！”
“也就是说，你的年龄、阅历、能力构成了她应该听你的资本？”我再次反问。
“没错。”他回答。
“结果怎样呢？是否如你所愿？”我似乎有意在戳他的疼处。
“没有，我不是说过嘛，她其实很任性，我管不了她。”吴迪眯起眼睛。
“这正是你做不到积极赋意的关键所在！”我对他说。“我是这样认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应该；我们对所谓应该的赋意，不过是加上了自己的主观色彩，许多时候是与现实不相符的。既然不相符，必然就难以实现，因此也必然要遭遇挫折，产生愤怒和痛苦。此时如果我们不能进行合理的归因，并对挫折事件给以错误的赋意，就会加重和延长了痛苦。所以，站在自我的立场、不考虑客观规律和个体的独立性，把自己认为的东西当做事实，进而加上‘应该’的定性，必然就陷入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中。”
为了能让他较深领悟，为以后的“修通”（埃利斯认知理论中改变行为的过程）做准备，我把问题的外延扩大了。
“除了路雪以外，你认为还有哪些人是你应该控制的？”我提出了新的问题。
“哦……我想主要是包括我儿子、我的下属、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吧！”
“在现实生活中，你发现这些人里，有谁被你百分之百地控制了呢？”提问。
吴迪眉头皱了一下：“没有这样一个人。我儿子小时候听我的话，上学后越来越有自己的主意了，难管着呢。我那些员工吧，我知道他们就是表面上听我的，其实内心都有各自的想法。合作伙伴只在有求于我的时候顺从，过后又在打他们的小算盘。”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不能百分之百地控制任何一个人？”提问。
“是这样。”回答。
……
一个人具有绝对化的要求并非是短时间形成的，调整起来也不是短时间可以见效的。这次的讨论只是开始，还需要反复交锋和辩论。为了巩固和加深这次咨询的印象，我给吴迪布置了作业：
回忆这次咨询的过程，思索从中有哪些收获，把咨询的过程和感受写成日记。同时，试着再寻找和分析自己其他的不合理信念，把从前认为的带有应该字眼的信念总结一下，列成一个表格。再用想要或希望的字眼代替应该，看看句子的内容是否发生变化，从中体会感受。比如，把我应该成功，改为我想要成功；把机遇应该垂青我，改成我希望机遇垂青我……找出来的越多越好。下次咨询时我们再讨论。
吴迪痛快地答应了。
在后来的咨询中，我以吴迪这次完成的作业为线索，把主要咨询目标放在挖掘和进攻其不合理信念上。经过多次的反复讨论，终于引导他基本完成了领悟和修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