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清代官员出洋的考察报告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流行“保守”与“变革”“媚洋”与“自大”之争。在我看来，这类问题多数时候是伪问题，关键是基于利益的判断，如果一旦觉得对己有利，大多数官员很快就会华丽地转身。
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占据为首都的天京城陷落。从外忧内患中刚刚喘了口气的清朝官僚层，对洋鬼子是又恨又怕，以为洋鬼子所居乃是生番之地。这时候，英法要求与清朝互派常驻公使，这一今日常见的重要外交措施当时被视为不可理喻的荒谬之举，在朝野看来，岂不是天朝的官员去外夷当人质，去伺候胡人，谁愿去受这种侮辱？只有思想开明的郭嵩焘答应前行，家里人以为他必成在匈奴牧羊的苏武，夫人自然不愿随同，只好带个小妾前行。
湖南名流王闿运送他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士人们纷纷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扬言要开除其省籍。郭大人到了“鬼域”后，又犯了“政治觉悟不高”的毛病，不但没有写文章驳斥鬼佬那套玩意不适合于天朝，天朝自有特殊的国情，典章文物远胜鬼域；而是说人家朝野官民的文明程度很高，这下捅了马蜂窝。他被调回国内，回到省城长沙，全城贴满揭帖，指责他“勾通洋人”。
等到了戊戌变法后，风气变了，年轻人留学，官员出洋考察成为时髦。一九〇四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清廷竟然宣布中立。这样的耻辱对官员和庶民是一种莫大的刺激，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已成社会共识。于是乎，朝廷不得不挂起了“预备立宪”的招牌来纾缓民意。经老佛爷首肯，光绪帝发布诏书，选派五位大臣组成考察团，去英、美、日等国考察宪政。
最初确定五位大臣是：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左丞绍英。这五人并非酒囊饭袋，在当时清廷中，算是翘楚。载泽是“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久历部寺，颇讲新政”；端方是满蒙亲贵中有名的“少壮派”；徐世昌翰林出身，与袁世凯亦师亦友，后来当过一任民国大总统。五大臣出国前，出了变故，考察团尚未出京，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就遭遇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绍英受了重伤。行程便耽搁下来，不久后徐世昌改任新设的巡警部尚书，清廷便改派了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充当。
尽管这些官员在同僚中算见识不凡，可是西方的宪政是个啥玩意，没人说得清。考察完毕后，他们必须交考察报告，这个报告是要交皇帝御览，且让天下人评议的。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可以搜索下载，去外国图书馆临时抱佛脚拼凑也来不及了。出发之前，足智多谋的徐世昌就想到这点，他派翰林出身、在戊戌变法中亲近康梁而受到处罚的熊希龄，拿着大把银子东渡日本找枪手。
熊希龄找到谁？一个是他的湖南老乡、鼓吹君主立宪最起劲的杨度，另一位则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被清廷通缉避祸东瀛的梁启超。当时中国人里面，宪政知识能超过这两人的恐怕再也找不出来了。后来，梁启超的捉刀文章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的捉刀文章是《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与《实施宪政程序》。有梁、杨两大才子当枪手，考察团没有了思想包袱，能充分在外国考察一番。
实事求是地说，五大臣率领的考察团，虽然也到过一些名胜地考察旅游资源，到过风月场所考察社会状况，但总体说来，比现在多数公费考察团敬业。载泽、端方回国后，编著了一百三十三卷的《列国政要》，对其考察过的国家政府组织、宪法、法律、经济、教育等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戴鸿慈写了一部《出使九国日记》，一九〇六年秋刊发。载泽亦有《考察政治日记》问世。
试问今日多如牛毛的公费考察团，谁能找到梁启超、杨度那样的枪手？大部分时间花在夏威夷海滩、拉斯维加斯赌城这种地方的官员们，敢公布自己的考察日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