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沈博爱老人的《蹉跎坡旧事》，使我犹如回到潇湘故土，追寻了一番父辈的人生足迹。（注：《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已于二〇一三年十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故园的父辈一个个老去，他们的人生故事以及所经历的苦难，也将零落成泥碾作尘，很快被湮没、遗忘。幸好，有博老的这本回忆录在，告诉后人，有那么一代人，曾经那样地生活过。
博老的哲嗣沈亚川（石扉客）是我的朋友，小我两岁；博老则比家父年长两岁。两对父子的生活经历颇为相似，因此，我读“蹉跎坡”的故事，没有一点隔膜感，似乎就是坐在老家村里，听父亲或父亲的族兄弟，讲他们的人生。甚至有些细节都是惊人的相似：博老报考浏阳简易师范学校时，有人告诉他带一支自来水笔就行了，考场预备有墨水。家父高小毕业后已在高级社务农两年，有一次和我二伯一起去当地最繁华的一个市镇送完公粮，看到墙上贴有县政府招考中医学徒的告示，便把空谷箩交给二伯，手持随身携带的自来水笔进场赶考，从此走上行医之路。
博老和家父那代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可谓忧患终身。尚在孩提时，日寇入侵，随大人逃难是他们的共同回忆。进入青年时期，就碰上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稍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运动”的怪兽吞噬，堕入“贱民”之列，备受磨难。而等到社会秩序正常以后，他们的青春已经逝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
在中国的乡村，特别是我的故乡湖南一带，千百年来农人们所推崇的价值观便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副对联被写在无数家堂屋的祖先灵位两旁。中国农民从来不敢心比天高，他们只希望能耕作而食，免于饥饿，将儿女养大，这是无数农民朴实而可怜的“中国梦”。耕作之余，农人们会省吃俭用送子弟读书。子弟能取得举人、进士功名，做官发财，光宗耀祖，这是多数人不敢奢望的“奇迹”，多数人只是希望子弟能识字，能知礼，能不辱没祖辈。识字的人，能在熟人社会中得到尊重，日子能过得比一般农民要好些。
因为这样的耕读文化，乡村涌现了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底层精英，或者说是“赤脚先生”。他们没有脱离土地，照样要耕种，但他们因为有相当的知识，可以从事更为有尊严的职业，比如私塾先生或乡村郎中。他们因为识文断字，于是充当了乡土新知识的引进者；因为没有脱离土地，又往往成为乡土秩序的维护者。
博老和家父都是这类乡土“赤脚先生”。然而，他们遇上了一个剧烈变革的大时代，当他们成人时，公权力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控制无远弗届、无所不在。传统社会的自治秩序全部被打破，一个人和一户人家，成了无所依傍、只能仰公权力鼻息的“原子”。乡土里长大的青年精英，如果能主动地、小心谨慎地迎合公权力的意志和运作节奏，就可能被公权力吸纳；反之，则会被惩罚。家父属于前者，博老属于后者。
博老从少年开始，就记忆力和学习能力超强，且酷爱接受新事物，学习新东西，至晚年而不倦。他出生后不久母亲病逝，过继给同族一位族祖父做孙子，承祧另一支。做染匠的祖父及祖母倾其全力培养这个并无血脉关系的孙儿。孙儿也不负长辈期望，从小好学上进，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家乡一所小学当老师。这几乎是在那样环境中，博老凭能力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了，可算那个年代乡村的“励志”榜样。
然而，一个人好学上进、爱独立思考，在特殊的年代是一种“原罪”。
其实，博老在“土改”时期任儿童团团长时，所目睹“土改”和“镇反”中的一些人的下场，和自己日后的命运是相关联的。工作队来到浏阳山乡搞“搞土改”，在博老故乡人的眼里，是“镇风”，“就是打出头鸟，就是捉浮头鱼，就是杀鸡儆猴，就是铲除拦路虎。”也就是说，将地方上具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人物具有潜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通过杀、关、吓，消灭掉或控制住，从而达到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
在“土改”初期，多数人包括博老这样出身中农家庭的人，尽管目睹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地方头面人物被杀掉，但对这种狂飙式的运动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经历过日本入侵、随祖父祖母逃难的人，在童年时被土匪强行掳走身上、颈上银项圈的人，博老看到一个让百姓既免受外敌入侵又不受土匪欺凌的强势的新政权，和多数人一样，欢欣鼓舞是正常的。
可是，当这样强大的公权力，转而去伤害普通人时，伤害的深度、广度就会远超以前的外敌内匪——因为，民间社会已不具备自卫的能力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憧憬的——无产者（包括工农大众）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成为了水中月镜中花。而《共产党宣言》中所驳斥反对者批评的“说我们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倒是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这一幕，在博老的《蹉跎坡旧事》中很真实地呈现，传统社会中的人所依附的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如宗族、帮会等等的束缚被打破，过去那些在旧式共同体下还存在的一些自由随之消失，而新的“自由人联合体”却没有出现，出现的只是无数“原子人”被公权力强行“集体化”。
博老的“罹祸”原因，还远远谈不上追求“自由人”的“联合”，只是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几个乡村知识分子搞一个松散的“读书会”，业余时间切磋文字，或者去深山里采集植物标本，他们有意识地远离“政治”。然而，在那个时代，不允许民间出现新的“浮头鱼”以免产生不被公权力控制的人的“联合”，是最大的政治。他们的举动，必定触网。为此，沈博爱换来了五年牢狱之灾，其他“同案犯”沈皆遂、焦七海被判刑三年。
博老这本书，记录了作者被劳改时，第一个孩子夭亡、前妻远嫁湖北、祖父在绝望中死去等悲惨的人生经历，但整部书的风格并不艾怨，而是一种昂扬不屈的调子。从这部书里，能看出中国底层知识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我以前所读相关题材的书，多是一些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回忆“极左”时期所受的磨难，所表达的痛苦感很浓烈，似乎自己是天下最冤屈的人。和这类大人物相比，博老因为卑微，所以生命力更强，其对待苦难的态度也更为达观。
这种生命力坚强，对博老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旺盛的求生欲；二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
博老学生时代兴趣广泛，爱好画画，喜欢搜集植物标本，文章写得好，数理化的水平也不低。当他身陷囹圄时，种种技能让他熬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和著名美学家、画家高尔泰一样，因为能画宣传画，在监狱里的生活待遇得到改善。尤其令人称奇的是，监狱里跟着“跃进风”搞“技术革新”“土法上马”，让博老设计用毛竹和松木制造“抽压水泵”，竟然成功了。释放回家后，重新组织了家庭，跟着老农学农活，“改锹子”变成好的庄稼把式；跟着做裁缝的妻子学裁缝，成了方圆有名的裁缝师傅。夫妻俩含辛茹苦，披星戴月，既要不误农事，又要走村串户给人缝制衣服，养活八口之家，让孩子的物质生活略高于同一乡村的平均水平，且能接受优于一般乡村孩子的教育。
这部书最让我感动是：在中国的底层，包括作者在内，一批并非博学鸿儒的小人物，有着赓续文脉的强烈责任感和行动力。
博老只读过很短时间的“老书”——私塾，教了他七天《增广贤文》的潘先生后来参加准土匪组织“驼子兵”，一九五〇年被枪毙在河滩上。他接受的是新式的学校教育。然而乡村传承千年的礼俗，让他对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理解力。他很小的时候学做“赞礼生”，少年时在丧礼上听人唱夜歌。他从监狱出来后去为祖父上坟，用心地写了一篇骈体的祭文：“哀吾祖父，毕生劬劳：三尺童躯未硬，别离贫苦之家。从师染业，为生计之所依。屈委童工，受斗筲之苦凄。波奔异乡，辗转长潭店铺。流离僻壤，受雇浏永山城。”在坟前念完后焚化，听祭文的只有不解其意的祖母。作者如此做，无非是想守住内心那一点文化的火种。
本书中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如乡村才子陈闲僧，在抗战胜利后，浏阳又遇水旱灾害，他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骈体呈文递给地方官员，希望官府出面赈灾。尽管后来这类人或逃走或被关押被枪毙，但这篇文章一直在乡间流传。作者后来再婚，找到相伴一生的妻子戴氏。他的岳父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地主子弟，在“新社会”几乎是百无一用，受歧视受欺凌。作者上女家求亲时，岳父对这位因文祸而坐牢的青年马上产生“同道者”的好感，拿出线装的《随园诗话》和其谈诗。成亲后新夫妇回门，岳父赠女婿女儿嵌名联，上联是“博学多能，爱尔凌霄有志，坦腹东床中我选”。这是一位传统文人在极度困苦和失望中，对后辈的一点希望，希望文化的火种不至于完全熄灭，而能薪尽火传。
正因为博老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因为博老以及他那些在底层的同道者对文化火种的守护，一九七九年他落实政策重回讲坛后，一下子勃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而且很快就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我想，这很能说明为什么中华民族经历一次次治乱循环，文化一次次倒退，但总能在近乎废墟的土地上重生——因为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管破坏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蛮横，但总有一些卑微而坚强的人，守住那点火种，度过浩劫。
当然，不是所有相同命运的人都有博老这样坚强和幸运，许多人没有熬过来，或者在漫漫长夜中丧失了生命的活力。比如他的“同案犯”、一生不顺遂的沈皆遂，以及临终前拉着他连连叹息的焦七海。还有那位有着魏晋名士风度、浏阳最后一个摘帽“右派”“佳癫子”，落实政策后四处拜访朋友，纵酒欢笑，在晚上回家的路上跌入水坑溺亡——连落实政策后第一个月工资还没领！
作为这些人里面的幸运者，博老在古稀之后，历经四个年头写出了这么一部七十余万字的《蹉跎坡旧事》。遗憾的是由于考虑到市场销售的问题，不得不让博老压缩为三十万字，作为正式出版的文本。我的理解，这是他对和他一样命运的那代人所尽的责任——把这一代人的人生故事说出来。我想这也是他对后辈子弟的一份责任，告诉后辈：这不是你们父辈中某一个人的苦难。
博老动笔写这部书之初，我看了几万字后，对石扉客说：你一定要鼓励令尊写下去，不要有任何顾虑。你们兄弟姐妹五人都长大成才，是他一生历经磨难最大的安慰，也使他晚年能有心境将过去的往事写出来。
今日的中国，包括我的故乡湖湘大地，那些村庄和博老这本书的描写相比已是沧海桑田之变，即使和我这代人童年的记忆相比，也面貌全非，故园凋零是不争的事实。本书呈现的最后一幕，几乎是中国今天乡村的一个隐喻：在蹉跎坡上屹立三十余年的“芸香居”为高速公路让道，被拆掉了。在博老落实政策前几年，他带领一家人，起早贪黑、胼手胝足在一个荒坡上挑土整出地基，建起了五进的土砖房，名之曰“芸香居”，并在东西两侧的外墙飞檐下手书“友其风雨”“本系玄黄”。这处房子成了一家八口清贫而欢乐的窝，在这里，几个孩子考学走出山村；在这里，送走了坚韧而豁达、家中真正的“保护神”老祖母。后来，作者也迁到了城区的教师公寓。再后来，沉寂多年的土房子终于在经济大潮中消失……而蹉跎坡的周围，一栋栋农民靠打工、做小买卖挣钱盖起的“洋房”如雨后春笋般立起。
我们故园那些美好的东西，包括风景和传统，会不会彻底消亡呢？
我对此抱乐观的态度，父辈虽老子弟在，还会有一代代人延续生命，赓续传统。天不丧中华斯文，因为中国底层百姓的生命力太强大了，中国民间的文化自生能力亦顽强无比。
——这是我编辑这部书稿的一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