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禁《水浒》的那些往事
施耐庵和金圣叹的“政治觉悟”
“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
这是清代顺治年间苏州大才子金圣叹被处死前留下的含着血泪幽默。后世人读到这则故事，不由得一声长叹：读书人，真命苦。
金圣叹罹祸被杀，直接原因是作为生员的他，充当了民间意见领袖的角色，在顺治驾崩后的国丧期内，组织地方士民去孔庙哭灵，抗议地方官对苏州百姓的盘剥。用血腥手段平定江南的清朝统治者对这种有胆有识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汉族读书人，决不会手软。杀金圣叹乃是恐吓天下士子，自此，江南士气黯然收敛。
金圣叹走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他对《水浒传》的精彩批点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与胆识。他认为一百单八将“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肯定了梁山水泊好汉的反抗。
《水浒传》全名为《忠义水浒传》，小说取材于北宋末年北方一场规模并不大的底层民众起义。元末明初，天下大乱，各地底层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蒙元统治，梁山水泊众多好汉的故事迎合了这样的社会背景，所以在民众中间广为流传，并不断地被加工，人物与故事越来越丰盈。施耐庵对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进行整理和再加工，创作了一部完整的《忠义水浒传》。作为一位士大夫，施耐庵对梁山人造反故事的处理是非常讲究政治的。“水浒传”前冠以“忠义”二字，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张，宋江造反的目的是为了招安，招安后受朝廷派遣征辽征方腊……这些都是施耐庵“政治正确”的体现，如此，这部书才可能印行。
而金圣叹则不然，他“腰斩”了《水浒传》，把受招安、征辽、镇压方腊等回目全部砍掉。而且他在批点文字中，高度褒扬了反抗性强的鲁智深、武松、李逵诸人，处处贬损以造反为手段、目的为受招安而做大官的宋江、戴宗诸人。如此，腰斩后的《水浒传》只剩下造反的故事了，全书凸显的主题成了“造反有理，招安有罪”，完全没有了忠于朝廷的“政治正确性”。
金圣叹何其大胆，他的结局，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
施耐庵虑及统治者，给《水浒传》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宋江诸人受招安的结局，一定程度淡化了统治者对这部书的反感，但毕竟读者看重的是生动曲折的故事和活灵活现的人物，《水浒传》处处生动地描写了官员的贪婪残酷，下层人走投无路的反抗，也在许多细节上渲染了反抗行动的暴力和血腥。《金瓶梅》这类小说，主旨是以西门庆纵欲而死的下场宣扬淫荡无好报的因果，但因具体场景描写过于露骨，因此被列为“淫书”。相似的理由，《水浒传》从成书伊始，就不招统治者待见，在不同时代被列入禁书名单。
从“世人耽嗜”到“不合时宜”
朱元璋以造反起家，建立明朝的功勋集团不过是成功的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但屁股决定脑袋，造反者在反抗暴政时，秉持的是“造反有理”理念，梁山水泊的故事应该曾激励着元末大大小小的造反者——包括朱元璋和他的部下。一旦造反者打下江山坐了龙廷，就得防备别人造反，宣传的则是“造反有罪”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水浒传》成书不久，流传还不算很广，屡行“文字狱”的太祖没有就这部书下过禁令。朱元璋死后，明朝处于上升阶段，国力和民生状况都不错，社会矛盾没有那样剧烈，明朝统治的道义合法性还比较充足，因此，《水浒传》的传播没有受到官府大规模的干预，甚至一些士大夫非常推崇这部奇书。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靖）隆（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水浒传》从嘉靖起的一百多年间，刊印了三十一次。而到了崇祯朝，社会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朝统治者面临着元末蒙古统治者的相同危局，大明国遍地烽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纷纷起事，更有山东李青山在梁山故地聚众造反，明朝社稷危若累卵。《水浒传》此时变成了统治者眼中最不合时宜的一部书。
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四月，刑科左给事中左懋第向皇帝上书，请求朝廷颁令焚毁《水浒传》，奏章言：“一曰焚贼书、易贼地名、正其必不肯作贼之心。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也就是说，左大人把《水浒传》看做“造反教科书”了。崇祯皇帝从其意，下旨“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水）浒传》”。这是《水浒传》问世后第一次遭到最高统治者的禁毁。
但禁《水浒》也挽救不了大明江山。两年后，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
清朝入主中原后，作为一个异族统治者，清王室是在明朝内部起义军和官军内斗两败俱伤而得渔翁之利的，它对底层的造反更为警惕。因此，满清统治者进了紫禁城不久，就开始大规模禁书。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五次下旨禁“淫邪”之书。雍正、乾隆继承且强化了这一政策。有意思的是，朝廷禁书，首先打的是“扫黄”的旗号，要求禁毁那些“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的小说，渐渐地，“扫黄”扩大到“打非”，《水浒传》这类宣扬暴力反抗的书列入禁毁之列。乾隆十八年，上谕第一次点名批判《水浒传》，禁止将《水浒传》翻译成满文——可见当时《水浒传》之流行。第二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上奏：“阅饬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胡御史在上奏中翻出九十多年前被杀的金圣叹“妄加赞美”《水浒传》的旧事，更把这部书定性为“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皇帝准其奏议，下旨曰“《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
丁日昌父子的禁书闹剧
清朝最大规模的一次禁毁淫邪、暴力小说、戏曲，是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的。丁日昌是广东人，但长期依附曾国藩、李鸿章，属于湘军系高官。他参与了和太平天国的战争，目睹了底层人士造反的巨大冲击力。湘军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攻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城，四年后任江苏省最高长官的丁日昌即上书请禁毁《水浒传》，显然和当时历史背景大有关系。
对丁日昌的奏请，朝廷自然批准，并诏令天下：“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同治年间，地方督抚势力坐大，对朝廷的诏令总是选择性执行。查禁那些流行书，对多数官员来说，是卖力不讨好。这个市场太庞大了，因此多数地方官并没有认真执行。但在丁日昌的辖区内，当然不一样，那可是真刀真枪地干。
丁日昌建议的这次禁书，强度远远超过前朝历次——其一是有专门的机构，即“设官书局”，刊印《牧令书》（相当于政策汇编）、《小学》等宣扬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书，希望以此来冲抵“淫邪之书”对士民的危害。其二是禁书的范围特别广，共计一百五十六种。《水浒传》《西厢记》自然是重点禁绝书目。丁氏在全省发布的饬文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味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其三是不但禁小说，而且禁戏曲本子，禁一些剧目公演。在一百五十六种禁书之外，增加一百一十一种《小本淫词唱片目》，一些折子戏、弹词、民间小调，如《杨柳青》《男哭沉香》《龙舟闹五更》《扬州小调叹十声》《王大娘补缸》等皆列入禁绝目录。
丁日昌在同治年间的官场堪称能吏，历史却对其禁绝《水浒传》等书的“政绩”开了两个残酷的玩笑——
一是他设局张榜，轰轰烈烈查禁书，为那些禁书起到了很大的广告作用。时人议论道：“按以上各书，罗列不可为不广，然其中颇有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淫艳小说，奈未知真名，亦无从遍览。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
二是他生了个坑爹的儿子，其行为给了老爸“净化文化环境”的工作莫大的讽刺。丁日昌的长子丁惠衡，是个捐班知府，最喜眠花宿柳。丁日昌大规模禁书第二年的十月，丁惠衡和堂兄弟（即丁日昌的侄子）丁继祖狂妓院时，和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没占着便宜的丁氏兄弟叫来亲兵营兵丁，将徐有得用军棍打伤致死。这事闹大了，丁日昌上奏自请处分，朝廷命两江总督马新贻（这是老佛爷安排到湘军势力范围两江来“掺沙子”的）审理此案，丁惠衡逃逸。而一心要抑制湘军势力的马新贻要追查到底。不久，马新贻在校场检阅后回官署的途中被张汶祥刺死。此时，丁惠衡尚没有归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马案”。朝野许多人怀疑张犯乃受丁氏父子指使，报复马新贻。此案最后不了了之，张汶祥被处死，案件到底也没能查个水落石出。受降级处分的丁日昌正逢母亲病逝，于是借丁忧之名离开官场，五年后复起。
不知当时朝野人士听到丁日昌公子嫖娼与人斗殴，擅用亲兵将人打死的消息后，会不会在想：这丁家少爷如此品行，是受《金瓶梅》的毒害，还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