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文帝任命刘礼为将军，驻军霸上；任命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任命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共同防备匈奴。文帝亲自去慰问军队时，到达霸上和棘门的军营，都是长驱直入，从将军到下属官兵都是敞开营门恭迎恭送圣驾。但文帝的车驾到达细柳军营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周亚夫军中的官兵全都全副披挂，兵器锋锐，张弓搭箭，戒备森严。文帝的前导人马到了军营门口，门军不让入内。前导官员说：“天子就要到了！”军门都尉却说：“我们将军命令说：‘在军中只能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命。’我们没有得到将军的命令，你们现在不能进营。”不一会儿，文帝到了，门军仍不让进，文帝只好派使臣手持符节给周亚夫下诏：“我要进去慰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下令打开军营大门。守卫军兵又对文帝的车马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里不准驱马奔驰。”天子的随从只得照办，拉紧缰绳，让天子的车驾慢慢行进。文帝到了营中，周亚夫手持武器拱手行礼说：“穿戴盔甲的将士不能跪拜，请陛下允许我以军礼参见。”文帝深受感动，面容庄重严肃地手扶车前横木，向营中官兵致意，并派人向周亚夫致谢说：“皇帝特来慰问将军！”文帝劳军完毕，一出营门，群臣都露出惊讶的表情。文帝却说：“唉，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呀！在霸上和棘门军营看到的，简直形同儿戏，他们的将军自然很容易遭受袭击且被敌军俘虏。至于亚夫，敌军又怎能侵犯他呢！”周亚夫不仅这一次这样的事例，还曾在实际作战中不听皇帝的诏命。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等7个封国叛乱，周亚夫奉旨领兵前去征讨。周亚夫在荥阳会合各路军队后，吴国叛军正在加紧进攻梁国，梁国向周亚夫求救。而周亚夫却领兵到了昌邑，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梁国天天派人去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认为坚守对全局有利，便不肯去救。梁国见周亚夫一直不肯去救，便上表报告景帝。景帝派使臣送诏命给周亚夫，让他立即去救梁国。周亚夫拒不执行景帝的命令，仍是坚守不出，只是派出轻装骑兵去断绝吴、楚叛军的运粮通道。吴国军队缺粮，士兵饥饿，急于挑战，周亚夫的汉军仍是不出。夜里，汉军营中受惊，营中军兵互相攻击扰乱，直闹到太尉周亚夫的营帐之外，周亚夫仍是安安稳稳地躺着不起来。时间不长，营中也就安定下来。后来，吴军朝汉军军营东南角奔来，周亚夫却让大家注意防备西北面。结果，吴国精兵果然到了西北角，汉军防个正着，吴军攻不下来。吴军早已挨饿，攻不下便撤走。这时，周亚夫派出精兵追击，把吴军打得大败，吴王濞只带着几千军兵逃跑。汉军乘胜追击，彻底打败了叛军。
周亚夫的两个事例，生动有力地说明了孙膑关于兵权问题的论述完全正确，授予将军全权是十分必要的。
这篇文章谈论的第四点是赏罚问题。“赏罚分明”也可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毋庸赘言，尽人皆知。但孙膑在此强调的却是赏罚的及时和一视同仁，这自有其道理。赏罚及时才能起到赏罚的作用，若不及时，那便有可能徒耗钱财官爵而不能发挥其作用。至于一视同仁则更加重要，赏罚不公，非但不能起到激励或警戒作用，反而会引发不满或更严重的后果。
在唐懿宗年间，岭南西道节度使康承训，奉旨去平定南诏叛军，他不懂指挥，只知一味奏请增兵。皇帝派了八个道的军兵去增援，他仍是一战即败，他派出的1万军兵，刚接触敌军便损失了8000，吓得康承训手足无措。亏得节度副使李行素领兵修好壕沟寨栅，才保住了邕城。邕城被蛮兵围住，诸将请求乘夜去劫敌营，康承训却不同意。经天平军的小校再三力争，他才同意。那名小校召集了军中300勇士，夜里用绳子缒出城外，悄悄摸到敌寨，有的高声呐喊，有的放火，一齐闯入敌寨，一阵乱砍乱杀，杀死蛮兵500有余，众蛮兵大惊逃走。可惜康承训事先没有部署，待敌军逃跑再派兵追击，已是追之不及。康承训打仗不行，邀功却是大行家，当即向朝廷报捷，说是大败蛮兵。
唐朝末年，皇帝昏庸，得到捷报非常高兴，满朝庆贺，加封康承训为检校右仆射。这还不够，更可恨的是康承训不为那位小校及300勇士请赏，而是把功劳全归于自己的子弟亲信，真正的功臣却无一受赏。这一来，军中将士大为失望，怨声载道。后来岭南东道的韦宙把真相上报宰相，康承训怕追究罪名，便上表自称有病，由朝廷降职另调完事。
康承训身为统兵将官，赏罚不肯一视同仁，而是谋取私利，闹得军心涣散，自己也得了个不光彩结局。
将军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美德，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这篇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将军应有的品德。其实，何止统兵将领，任何行业的领导都不例外。政府官员自不必说，就是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也应具备这几项品德，才能办好企业。
“什么样的人适合当领导？什么样的人在当领导？正在当领导的人有多少真正适合当领导？对于企业管理、政府管理以及任何组织的管理，这些大概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通常说的领导，是指那些要对被领导者的利益负责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当领导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公心”，要有为大家的利益考虑的意识和习惯。当一个好的领导，尤其应当如此。然而，有公心，并不意味着没有私心。公心和私心是两码事，并不完全矛盾。没有私心本身并不是当领导的必要条件，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有公心。一个没有公心的领导，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好领导。以有无公心和有无私心而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四种组合：大公无私、假公济私、亦公亦私、不公不私。
往往大公无私，奉公忘我的领导受下属赞颂与崇敬；亦公亦私、公私兼顾的领导通常最受下属爱戴与追随；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者通常令下属畏惧和憎恶；不公不私、只为原则者往往使下属耻笑和寒心。大公无私者，需要超强的自律，是特殊材料铸成的人，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产生。亦公亦私者既要公私兼顾，又要公私分明，拿捏好公私的平衡。假公济私者经常能爬到领导的岗位，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些人由于私心太重，必定不遗余力地追求利益功名，勾心斗角、投机钻营。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则是既无公心，亦无私心的领导者，他们只为某种原则戒律或符号概念而生存，自己没有对成就与幸福的追求，也不关心别人的愿望与诉求。他们之所以能够当领导，也许是因为被认为没有（利己之）私心。
所谓公心或者私心，公是对集体（单位、组织、社区、国家等）的通称；私是对个体的承认，集体由个体组成。因此，公不过是私之抽象总和。领导者之“有私”意味着领导者对组成集体的个体（即人）的利益的理解和尊重。“有私”至少包含两个不同的境界：首先，领导者非常在乎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一味地克己奉公；其次，领导者将心比心，以己度他，不仅在乎自己的私利，而且能够意识到并尊重组织中他人作为个体的私利。此时，“公”由“私”之存在而显得具体，此所谓“亦公亦私”之实质。“无私”，则可认为是领导者既不贪图个体的私利，也并未意识到或者在乎组织中他人的私利。无私之“公”也就无从谈起。此所谓“不公不私”。
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一定是圣人，但一定要有“公心”，善解人意。
在一些单位内，之所以有少数干部职工存在有干劲不足、信心不佳、工作不力、形象不好的问题，往往与该单位的个别领导干部缺乏“公心”、在处理事务性问题尤其涉及干部职工成长进步问题上不够公正公平有较大的关系。要从根本上克服这种现象、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从领导干部入手，尽心竭力勤作公仆，率先垂范当好“标杆”。做到这一点，领导干部必须在想问题、办事情时要处以“公心”，做到“三个坚持”：一要坚持公正、公道、公平，大公无私，决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中饱私囊；二要坚持从单位利益出发，正确领导和管理公共事务，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干部职工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和事业的行为坚决反对、敢于制止。只有这样，广大干部职工才会对领导产生敬仰，对工作充满激情；只有这样，广大干部职工才能真正看到前途的光明，体验到干有想头、盼有望头；只有这样，广大干部职工才会自觉规范行为，与领导同甘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