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诸葛亮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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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便宜十六策(9)

文臣包拯、武将穰苴,对待违犯法令者的态度都同样明确,“执法严、违法究”。包拯不顾妻子的苦苦哀求,对自己残害百姓的亲姪子也依法下了斩令,然后让妻子回家侍候从小抚养自己长大的嫂子。虽然民间流传关于包拯的故事真真假假,但包拯的确是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一位清官,正是因为身处要职的他对那些违反刑律的人毫不留情、坚决处置,当时朝廷的某些弊政才得以有所改善。

十五思虑

【原文】

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谋也,虑者,思事之计也。非其位不谋其政,非其事不虑其计。大事起于难,小事起于易。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是以九重之台,虽高必坏。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后。是以秦穆公伐郑,二子知其害;吴王受越女,子胥知其败;虞受晋壁马,宫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练兵车,目夷知其负。凡此之智,思虑之至,可谓明矣。夫随覆陈之轨,追陷溺之后,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业,不及尧、舜之道。夫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君子视微知著,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

【注释】

不出其位:不超出自己的权力范围。

正谋:正确的谋略。

九重:九层。

二子:指百里奚、蹇叔二人。

覆陈:败军。轨,足迹。

陷溺:覆没危险的军队。

著:大的问题。

【译文】

思虑的原则,在于不仅要想到眼前,还要考虑到将来。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打算,一定会有近期的忧虑,所以君子思考问题,从来不超过他的职权范围。所谓“思”,是寻求正确的策谋,而“虑”,是思考一件事成功的计谋。不在这个职位就不去干预其政事,不是自己份内的事就不去考虑其计策。做大事起初都比较困难,而做小事则比较容易。所以,如果想获得好处,一定要想到它的害处;想获得成功,一定要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九层的楼台再高,也必定有倒塌的时候。所以仰头看高处时不能不留意脚下,注视前方时不能不留意身后。因此,秦穆公讨伐郑国,百里奚和蹇叔两人早已预知一定会失败;吴王夫差接受越王勾践送来的西施,伍子胥就断言吴王必会因此而灭亡;虞君收下晋王送的玉马,宫之奇即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宋襄公训练军队,目夷也预言他的失败。能如此明智,都是慎密思考的结果,也都称得上高明。重蹈败军的覆辙,陷入覆没危险的军队的后尘,而仍向前冲者,怎么来得及避免失败呢?所以,秦朝继承霸业,比不上尧舜的治国之道。危险总是产生于安全之中,死亡起始于生存的时候,而祸乱孕育于和平治理之下。君子如果能从微小的事情中看出大问题,且在事情发生之初就能推测结果,则祸患便无从产生,这就是思虑的道理。

【心得】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某些让人并不在意的事情,往往埋伏着极大的祸患。所以,诸葛亮强调在做任何事情时,要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都应从很细微的地方考虑到大的问题,从事情一开始就要充分预料其结局,不能只单看事物美好的那一方面,应从长远的眼光考虑其是否会带来危害,这样才能尽量避免祸害的产生。

公元前499年,吴王夫差命大将伍子胥率军征伐越国,最后把越王勾践和其5000残兵围困在会稽山。勾践很后悔和吴王交战,于是派文仲去求和,表示愿意献上财宝,并俯首称臣、妻女为奴。但伍子胥对吴王说:“不能这么做!吴、越乃是世仇之国,现在老天把越赐给吴,就必须把越灭掉。”夫差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便拒绝了勾践的请求。勾践知道吴王拒绝求和后,准备杀妻焚宝,与吴军决一死战。此时文仲又献计,建议让他透过吴国那位贪财好色的权臣伯嚭向吴王说情。于是勾践又让文仲去见伯嚭,并送他很多奇珍异宝和八名美女:“如果能够帮助赦免敝国之罪,一定还会有更丰厚的礼物奉献给你。”伯嚭看见送来这么多礼物,就带文仲去见夫差,并竭力劝说吴王饶恕勾践。这次伍子胥依然一再反对,但夫差终究赦免了勾践,只是要求勾践夫妇必须在吴国住上几年。

勾践夫妇在吴国居住的这段时间里,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吴国君臣的信任,他们衣衫褴褛、粗茶淡饭、安分守己、毫无怨言,三年之后,终于使吴王彻底放心了,夫差不顾伍子胥再三提出“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的警告,把勾践放回越国去了。

回国后的勾践为了使夫差相信自己的忠心,年年进贡不断。还重金购买了两位绝世美女西施和郑旦,苦心教习她们三年,在她们能歌善舞、善于谄媚之后,就把她们送给吴王夫差,想让吴王沉湎于酒色而不思进取、放松对越国的戒心。伍子胥早就看出了勾践的用心,一再向夫差进言:“夏因妹喜而亡,殷因妲己而亡,周因褒姒而亡。美女乃亡国之物,大王万万不可收下!”但此时的夫差哪里听得进伍子胥的忠言呢?还是留西施和郑旦在宫中,终日声色犬马,不理朝政,完全放松了对日益强大起来之越国的警觉性。

又过了两年,夫差想兴兵伐齐,伍子胥表示反对,他认为勾践卧薪尝胆、图谋报复,这才是吴国的心腹大患。但是吴王根本就不听伍子胥的中肯之言,认为越国对自己已经毫无威胁了。果然,在伍子胥死后不久,勾践率军攻打吴国,最后吴王夫差含恨自尽,他在临死前很后悔不听伍子胥的忠告,感叹自己没有脸去见伍子胥。从当初吴王赦免勾践、放勾践回越国,直到勾践进献美女西施和郑旦,伍子胥都看清楚了其中蕴含的祸根,并且一次次地提醒夫差,可是吴王却只贪图眼前的安逸,终日享乐,却不能从勾践的这些作为中,思虑到将来的危害性,终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与吴王夫差“放虎归山”有着相同恶果的另一个悲剧性人物就是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6年,因为传言攻取咸阳后的刘邦准备在关中称王,项羽十分恼怒,在谋士范增的建议下,决定在鸿门宴上寻机刺杀刘邦。可是刘邦在酒席中对项羽说:“我和将军合力攻秦,将军你转战于黄河之北,我作战于黄河之南,但没有预料到我先攻进函谷关,打败了秦军。现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四处散布谣言,使将军和我之间发生了误会,希望将军能三思而后行。”项羽在听罢这番话后心就软了,动摇了杀刘邦的决心。由于看不清将来刘邦可能带给自己的威胁,结果让刘邦从酒席中设法脱身离去。当范增知道刘邦逃脱后,愤怒地说:“将来夺取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刘邦,我们今后都会成为他的俘虏!”为将为臣的伍子胥、范增都能够“思近虑远”、“见始知终”,为君为王的夫差、项羽反而做不到,其后失掉天下也就只能埋怨自己了。

十六阴察

【原文】

阴察之政,譬喻物类,以觉悟其意也。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是以思者虑远,远虑者安,无虑者危。富者得志,贫者失时,甚爱太费,多藏厚亡,竭财相买,无功自专,忧事众者烦,烦生于怠。船漏则水入,襄穿则内空,山小无兽,水浅无鱼,树弱无巢,墙坏屋倾,堤决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迟,乘危者浅,履冰者惧,涉泉者溺,遇水者渡,无楫者不济,失侣者远顾,赏罚者省功,不诚者失信。唇亡齿寒,毛落皮单。阿私乱言,偏听者生患。善谋者胜,恶谋者分,善之劝恶,如春雨泽。麒麟易乘,驽骀难习。不视者盲,不听者聋。根伤则叶枯,叶枯则花落,花落则实亡。柱细则屋倾,本细则末挠,下小则上崩。不辨黑白,弃土取石,虎羊同群。衣破者补,带短者绩。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总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此之谓五德。

【注释】

阴察:暗中访察。

甚爱:过分吝惜钱财。

自专:自主支配。

浅:恐惧。

分:失败。

驽骀:劣马,喻才能平庸之辈。

禁暴:禁绝非正义战争。

安仁:施行仁政。

保大定功:确保江山稳固,不受外敌侵扰。

【译文】

所谓暗中察访,就是要透过比较各种事物来悟出一些道理。外表悲戚则内心一定孤苦,上位者迷惑则下位者必然徬徨,心中有疑虑则忠诚之人得不到任用。心中有疑虑就不能明察秋毫,不能明察秋毫就会扰乱谋略,谋略被扰乱了,国家就会出现危险,国家出现危险,社会就不安定。所以思考问题要从长计议,才能使社会安定,如不深思远虑,必会遭致危险。富有的人能实现志向,贫困的人往往容易错失良机;过分吝啬钱财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浪费,而过分积累财物反而会失去;用尽钱财购得物品反而无力自主支配,担忧的事情太多就会产生烦恼,而烦恼产生就会懈怠。船底有了破洞,水就会涌进船中;口袋有了破洞,里面的物品就会漏空;山太小动物无法生活,水太浅鱼儿无法生存,树枝太细鸟儿无法在上面筑巢,墙壁不结实房屋会倒塌,河堤一决口洪水会泛滥,跑得太快容易摔跤,稳步行走速度会变慢,站在危险的地方或冰面上心中会害怕,涉足深涧的人容易被淹死,遇到江流就会无法渡江。没有船只难以渡江,失去伴侣总会苦苦思念,赏罚必须明察功过,不诚实的人总是不讲信用。失去了嘴唇,牙齿就会寒冷;毛发脱落,皮肤就会单薄。偏听偏信、心存私心的人就会产生祸患。有谋略的人能够成功,不善谋划的人会失败。用善行规劝邪恶,如同春雨滋润大地。良马易于驾驭,劣马难以控制。有眼不能看的是瞎子,有耳却听不到声音的是聋子。树根枯死,树叶就会凋落;树叶凋落,花朵就会凋零;花朵凋零,就结不出果实。梁柱太细,房屋容易垮塌;树干太细,树梢就会扭曲;不能辨别黑白,就会弃沃土留石头,而把老虎和绵羊视为同类。衣服破了要缝补,带短了要接长。玩弄刀子容易伤手,蹦蹦跳跳容易伤脚。洗刷东西不一定要在江河,只要除掉污垢即可;马匹不一定非要骏马,只要跑得快就行了;贤人不一定非和圣人一样,只要有才能就行。总之,要有五种德行:一是禁止不合乎正义的战争;二是奖励贤才、惩治罪恶;三是施行仁政、团结民众;四是确保江山稳固,不受外敌侵扰;五是防止听信谗言,这些都是所说的五种德行。

【心得】

“阴察”所强调的就是要透过事物的表象来考察、分析事物隐藏的本质,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任用人才要用其所长,不要千篇一律。君主、人臣要努力加强自身修养,增进自己的辨别能力,少犯错误。

据《百战奇法·忘战》记载:“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戒也。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庭,无以捍御。必须内修文德,外严武备,怀柔远人,戒不虞也。四时讲武之礼,所以示国不忘战;不忘战者,教民不离乎习兵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有外敌侵略之时,一般都能充分认识武装力量的重要,全力以赴投入抗击侵略者的斗争。而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又往往忘记武备,不思外患,因而导致国家受难甚至灭亡的例子并不鲜见。唐朝柳宗元《敌戒》云:“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就是这个道理。安不忘危作为一种谋略,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关于战争胜负的含义,它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这一谋略,被古往今来的谋略家、政治家所重视,特别被具有战略眼光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所重视。战争是历史发展中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和消亡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只有居安思危,保持警惕,加强武装力量建设,才能在突然事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齐王田建被俘,秦始皇把他迁徙到共(古国名,今河南辉县),不久就死在那里。齐国灭亡的主观原因,是与齐王长期不修武备,安于现状,苟且偷安分不开的。齐王田建在位40余年,年少时,国事决于君王后(齐襄王后)。对中原的兼并战争置若罔闻,且满足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为这样就可全国。君王后死后,齐王田建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齐国朝中有人劝谏齐王,为了社稷,应抓紧武备,弘扬国威。齐王也不采纳,在秦大军压境之时,束手就擒,作为亡国之君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忘战必危”是齐王田建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

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唐统治者长期忽视武备的结果。玄宗即位初期,任用贤臣,实行利国利民之方略,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和平稳定局面,把唐王朝推向了鼎盛时期。但在他统治后期,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穷奢极欲,“承平日久,毁戈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军备废弛,为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叛乱造成可乘之隙。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等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不到半年,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相继失陷,平定叛乱的战争7年之久,唐王朝元气大伤,走向衰落。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经历了由兴到衰的几个阶段,直到商纣王即位,又步入危机四起的深渊。这是因为纣王统治下的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接连地对外征战用兵,使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而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其国势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在公刘、古公掸父、王季等人的治理下,周迅速地强盛起来,其势力渐渐伸入江、汉流域。在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其“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并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计划。

文王从长远着手,为成就周朝“翦商”大业,文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形成了“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信、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民众的支援和拥戴,也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外交上,他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并争取兴国,竭力孤立商纣。同时,文王还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仆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

当时的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决定兴兵伐周。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于是,纣王忽视了周人的咄咄之势,为平息叛乱,调动部队倾尽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恣意妄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个有利战机,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终结了殷商王朝600年的统治。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再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另外还有作战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等等,都注定了商纣王覆亡的命运。但究其根本,原因却在于商纣王不思国危、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民心尽失、众叛亲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