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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君道之——善醒身、善御臣(4)

例1:作为盛名一世的君王刘邦,被世人称为霸者中的英雄,他的功成名就全是依仗自己的南征北战和过人谋略取得的,经历了常人所难以克服的苦难,所以他的成功才会被世人称颂。

荀悦说:“刘邦出身布衣,奋剑而取天下,既不是由尧舜那样的人禅让接位,也不是汤武那样称王,有如龙从云腾,虎挟风行,征乱伐暴,肃清天下。八年之间,海内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宝座。自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不是英雄豪杰,没有宽明的谋略,天命所授,神祇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武王焚鱼敬受天命,高祖挥剑斩白蛇,预兆天命的符号虽然不同,但其道理却是一样的。这不是神灵的感应吗?”

《尚书》说:“上天的意图,要让人来代替完成。”《周易》说:“汤武革命,上顺天心,下合民意。”所讲的都是成功取决于天意的道理,的确,天意所为,谁又能逆天而行呢?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有天意的安排在起作用。

为君者不能改变天意的安排,但可以顺应时世改变治国治民的政策,从而使国家免于流弊的危害,趋于稳定。夏、商、周三个王朝正是由于能顺应时代改革政令,才得以发展,而秦朝却因为没能适时改革,还向民众施以酷刑,最终被汉夺了政权。这是天意更是民意。

如果周武王登上君王宝座是上天的安排,那么刘邦称王,更是上天的旨意。孔融曾有过这样的述说:“周武王从后稷到他那个时代,历时十五代,却只出现过白鱼跃人舟中、赤鸟落在屋上的瑞祥。至于汉高祖,只因一人修德,瑞兆就有四、五次,他挥剑斩白蛇;西入长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纣时,杀了纣王,悬头示众;高祖进入秦都长安时,却赦免了二世的儿子子婴。所以说,周武王在宽容大度方面也不如汉高祖。”由此可见,刘邦称君王,的确是尊天意,顺民意。

总之,汉高祖最初仅凭借一己之力竭竿而起,通过不断努力和上天的安排,战胜了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大业,制作礼仪,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已经够伟大了。

例2:桓玄称帝时间不长,就被灭,这可以说是他罪有应得,无德之人迟早会被有贤能的人代替的。

虞世南在评价桓玄时说;“做君王的要有宽宏的气度,虚怀若谷,像天地一样宽广,承诺的誓言必须兑现,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拥护爱戴他。可是桓玄这种人,他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仁厚的品德,时值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严扫地不能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铤而走险地起兵造反,侥幸获胜,小人得逞。当时正是刘裕奋发英姿之际,他扫荡奸佞,网罗天下群雄,桓玄最终被其所灭,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作为君王仅凭小聪明是不能长久的,没有宽厚仁德的品性是不能受到民众爱戴的。战国时的楚大夫囊子说;“发号施令,能为天下谋福利的,就是道;上下相亲相爱,就是和;民众不企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为天下除害,就是仁。仁与信,和与道,这是君王成就霸业的利器。”

刘裕是一介匹夫,仗剑首创大业。一月不到,就平定了东晋的江山。他仅占半州之地,仅率一郡之兵,攻杀了四川守将谯纵;西入长安,擒获了后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岘山打败了南燕慕容超;在岭南,打败占据广州的焦循,斩首了焦氏父子。帅旗所指,战无不胜;兵到之处,无不拥戴。看他豁达的风度,有汉高祖刘邦的风范;看他胜算在握的决断,可与光武帝刘秀媲美。只可惜他在位时间甚短,未酬大志,否则他的业绩不可限量。此乃是他比司马懿、曹操优秀的原因,他也因此而名垂万世。

裴子野评价刘裕说:“宋武帝刘裕没有曹操劣迹多,功德也要比司马懿大。他从一个普通士兵起家,数次阻击孙恩的乌合之众;摧毁了桓玄坚不可破的形势;战车驱入,山东一带的军事要害荡然无存;回戈直指,江、湘五岭的军事优势顷刻肃清;战略战术上,他更是高人一筹,命令孙季高自海道袭击番禺,广州遂被席卷;起用资历浅的朱龄石,四川便被降服;他的军威把羌族、匈奴震慑,致使攻守之势很快倒转;他督率大军安定中原,假借天命,效法前代帝王之仁义,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代君王。他的仁德大义使他取得了天下。”

刘裕的兴起还因为他能在人们需要享有生息之愿时,他能治理丧乱,保民平安。裴子野云:“桓玄也算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国破家亡的耻辱,身处乱世,所以未经浴血奋战便轻易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继而号令群臣,策划进取,不到一年,逼迫晋安帝退位,窃取了国家大位。意外成功的他自以为名望超过了汉高祖,功勋比得上曹操、司马懿,妄图称帝,让天下人来朝贺自己,可见其小人的虚荣之心。他利用假传的圣旨封赏的王谧、桓谦,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震慑了群雄,王绥、谢混等较后发迹的,也因他而相继出人头地,追随他的本家兄弟也因此而高官厚禄,老百姓为他迅速夺取天下惊骇不已,但都屈服于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更不敢轻举妄动。当时的刘裕只是丹徒县的一个平民,勇气过人,没有被桓玄的威力镇服,揭竿而起,以数十人之众纠集同盟,共谋起义,讨伐桓玄,由于民心所向,闪电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荡清了建康,号令群雄,长驱江汉,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机就消灭了他,使濒临灭亡的晋室又得以苟延残喘。其雄起之势,兴起之快,自轩辕黄帝以来,还没有像刘裕这样用兵神速的。这种奇迹,如果不是他有绝世的雄略,如果不是天命如此,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说,当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能治理丧乱的领袖自然要兴起。

刘裕不畏强权敢揭竿而起的勇气值得称赞,能大义为民,讲信守道的德行让人钦佩,谋略过人,用兵神速的智慧让人折服。为君者如能有刘裕的胆识、仁德和智谋,还怕天下不得吗?

例3:夏代的少康和汉代的刘秀都是复兴了先王的基业,把先人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虽二人都被世人称为中兴之君,但二人之间“中兴”的本质却是不同的。

虞世南说:“刘秀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巧妙地借助了处乱思治的民心民意,在民众的支持下诛灭了民贼王莽,因此他是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的,成功相对容易些。而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的时间,祖先有的遗业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在他未出生之前,母亲怀着他四处逃亡,因而他产于异乡,从小到大从未受到父辈的教诲,身边也没有贴近的亲人,生在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的坎坷经历激励他奋起反抗暴政强权,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作为中兴的君王,少康比刘秀更胜一筹。”

少康建立的功勋被许多君王称赞,他的业绩是许多君王所不及的。魏文帝的长孙曹髦曾问朝臣荀顗:“夏商已经衰落,国王和丞相也都相继而亡,少康因此聚集了夏朝的群众,光复了大禹的事业。他的崛起如同汉高祖,奋起于民间,打败了秦国的项羽,他们的功德,谁更大些呢?”

荀顗回答道:“创造与继承,其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少康虽功德完美,不过是中兴而已,与汉世相刘秀水平相当。而高祖刘邦,我认为他的功德更胜一筹。”曹髦则说:“少康在国破家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奴隶,然而他仍然能广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图谋,最终消灭了过、戈两个部落,恢复了大禹的基业,从而使夏商的宗庙得以祭祀,祖先的遗产得以保留。如果不是大仁大德的人,哪能建立这样的功勋呢?而刘邦则是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趁君民大乱之际而一举取得政权的。就他本人的仁德而言,为人之子,他的亲人几次受到危害;为人之君,却将贤明的丞相囚禁;为人之父,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在其百年之后,国家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如果将他与少康易时而处,以他的德行未必能够光复大禹的帝业。所以,刘邦不如少康。”

为君者能兴起与危乱之中,能救人于水火之难,能对子民仁德宽厚,那么无论时世如何更变,他的功绩世人都是无人可以取代和攀比的。

例4:汉武帝英才兼备,为世人称颂。

对汉武帝的功过,虞世南是这样评述的:“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得高人辅助,总揽天下英雄,驾驭举世豪杰。内兴礼教,外开疆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其功绩要比秦始皇伟大。至于骄奢淫逸,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可以说他是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武帝赞》中说:“汉朝承接了前朝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不够;武帝继承皇位,登上宝座后,高瞻远瞩,罢黜百家,重推六经,独崇儒术。接着在全国公开选拔优秀人才,让其建功立业。重视教育,大肆兴办太学,修建祠庙;制订并确定了历法,修改规范了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台,祭拜各种神灵保佑臣民;把土地分封给给周朝的后裔,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遵循了先祖的伟大事业,具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治国风范,己身则文韬武略兼备,像武帝这样有雄才大略的人,如果能将文、景的谦恭俭朴的政策承袭下来,可以说怎么称颂都不过分。”

通察秦黄汉武的功过是非可知他们都是无人能比的创业奇才,但却不是成功的守成之主。

为君者应该是既能创业,又可守业的人。

九、失德失天下

君王的德行是吸纳人才的法宝,一个品行端正的君王统治国家,才会受到子民的拥戴,反之,一个奸佞伪善之人一统天下,迟早会被民众蜂拥而推之。所以,有德才有天下,失德则失天下。

例1:王莽在称帝为君之前,看上去谦恭礼让,才智不凡,颇具名士之风。但当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后,就变得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俨然成了一个暴君恶徒。

对于王莽的品性,虞世南给予了否定的评价:“王莽是一个生性残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迹的时候,沽名钓誉;得志之后,骄横狂傲,目中无人。当伪装的画皮被撕掉后,他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劝阻,盲目自大,至死不知悔悟,残暴的统治使四海冤狱重重,怨声载道,最被只能被光武帝清除了。”

王莽的变化并非完全由他自己造成的,班固对于他的变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王莽出身外戚,最初降低身份,踏实能干,以此沽名钓誉。汉成帝、汉哀帝在位的时候,他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处处被人称道,很难让人相信他是孔子所说的那种‘在国有名,在家有誉,口头上仁义厚道,行动上背道而驰’的伪君子。但人的本性是难于改变的,王莽本质上是一个不仁义并有邪佞之术的人,再加上他的四位叔父等都是世代权臣,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凭借父辈的势力,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皇位三次形同虚设,而王太后寿命又长,长期作为他的靠山,这些都成为他能玩弄奸诈权术的条件,并最终促使他夺位篡权。由此推论,王莽篡位也是天意如此,不是人力所能完全做到的。

王莽篡夺了政权之后,他所占据的地位对他而言是不利的,刚刚被颠覆的情势比夏桀、纣王更险恶,然而他却熟视无睹,若无其事地自命黄帝、虞舜再世。面对国难当头,他只知依仗其威势和诡诈,荼毒生灵,他的行为令全国哗然。百姓的生活不再安乐,朝政失调,群臣愤恨,最终,众叛亲离,四方举事,城池失守,国家分崩离析,全国的城镇成了废墟。纵观有史以来的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恐怕没有谁比王莽更厉害了。像他们这些色秽声淫,气数短命之辈,其实就是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扫清道路当垃圾的。

王莽的虚伪奸诈使他不能为君良久,所以,一个君王,不能只图虚有其表,而是要有真正的雄才谋略,具备仁德宽厚的品性;身居其位,要谋其政,依仗权势,镇压荼毒百姓不能定国安帮,反而会加速君权的灭亡;礼贤下士,兼听则明,得道多助,天下易得,傲慢自大,盲目自负,失道无助,天下易失。

例2:有些人认为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应该算是提倡文治的好皇帝。他们把“文治”当作了“文艺”,认为“能歌善舞,能书善写”就能一统天下。

虞世南对为君者的才华是这样界定的,他说:“为君者的才华,在于文德武功。文德就是经天纬地,制定政策法令;武功就是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安定人民。这才是做君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箫,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不应该是天子的追求。”

所以说,虽然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好,词填得好,但并不是什么好事。有史为鉴:

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

徐干在《中论》这样写道:为君者小事明白,大事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亡国的。所谓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动听;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妙;出口成章,巧舌如簧,对答如流,能言善辩;对诗歌辞赋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等颇有研究和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抚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辨别下面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然后考察他们。明白兴废的根源,精通安危的分别。凡此种种才是为君之道,只有做到这些,君者的素质才是完备无缺的。

所以,作为国君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他擅长某项技术,对治理国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东汉丞相匡衡《谏汉元帝改政书》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君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功业流芳百世;继承祖业的君王,应宣扬先王的功德,光大他的事业。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弘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都说是制度不好,把先帝传下来的事业放在一边,而妄发议论,我感到难过。希望陛下认真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

所以,为君者应以国事为重。

能治理好国家的君王才是好君王,“多才多艺”仅为修身养性之爱好,只知专修此技只会使江山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