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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3)

例6:梁惠王的一位宠臣把淳于髡推荐给惠王,惠王喝退左右亲信,单独接见淳于髡两次,但淳于髡始终没说一句话。惠王感到奇怪,责备推荐淳于髡的那位宠臣,那位宠臣转告了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第一次见惠王,惠王想着骑马驰骋;第二次见惠王,惠王在想着音乐,所以我才沉默不言。”宠臣把这话上报给惠王,惠王大惊道:“淳于先生真是圣人啊!第一次接见他的时候,恰好有人来献好马,我还未来得及试骑,淳于先生就来了。第二次接见他的时候,又有献歌手的,我还没来得及听,正巧淳于先生又到了。我当时虽然令左右退下,然而心思确实在别的地方。”

这说明君王的态度可以从他关注事物的神态上探测出来。

例7:晋国末年,权臣智伯率领韩、魏两家讨伐赵国。韩、魏听从了赵襄的家臣张孟谈的计策,图谋背叛智伯。张孟谈要面见智伯,在营门外遇到智果。智果入见智伯说:“韩、魏两国的国君恐怕有背叛的可能。我遇到张孟谈,见他态度傲慢,走路时脚抬得很高,韩、魏二人脸色也不正常,一定是要背叛你。”智伯不听。智果出来后,便改智姓为辅氏。张孟谈入见赵裹子,报告说:“我在营门外遇到智果,看到他有怀疑我的神态。他见过智伯后又改变了他的族姓,今天夜里若不发动进攻,就来不及了。”赵襄子说:“好吧,那就这样决定了。便与韩、魏两家一起杀死守卫堤防的军官,放水淹没了智伯的军队。另外,在晋朝做官的殷浩名声很大。当时人们用他出来做官还是辞官来预测东晋的兴亡。

这说明,通过贤者的态度还能预测到政局的变化。《玉铃经》说:“高兴,脸色就轻松;心中发怒,脸色就轻慢;心存私欲,脸色就轻薄;心怀恐惧,脸色就畏葸;心有忧思,脸色就静穆。”

这就是说,内心的情感可以从脸色上揣测出来。《易经》说:“即将背叛的人,他的话必然惭愧;游疑不定的人,他的话必然散乱无章;吉利的人话少,浮躁的人话多;诬蔑诽谤好人的人,他的话虚浮不实;没有操守的人,他的话不会理直气壮。”《周礼》关于留河次有五听的说法:一是根据话来判断,其辞不正,内心必然烦乱;二是根据脸色判断,心术不正则必因惭愧而脸红;三是根据呼吸来判断,其心不正呼吸必然气喘;四是根据听别人说话的反映来判断,其心不正,听别人说话则精神不集中;五是根据人的眼神来判断.其心不正,则眼神散乱。

由此可以知道,人的各种情感,一定会从其言谈神色上显示出来。能够明白这些道理的人,就可以向君王进行游说了。

从前,晋献公好色,骊姬就凭其美貌来蒙蔽他;吴王夫差喜欢土地,太宰伯嚣就建议发动战争来蒙蔽他;齐桓公喜欢美味,易牙就把自儿子杀了,蒸熟给他享用,以达到蒙蔽他的目的。大臣蒙蔽君王的手段真可谓隐晦诡秘,可怕至极。由此可知,君王的好恶不可流露在外,如果好恶表露在外,那么臣子仆妾就会因其好恶来蒙蔽、挟制君王。

所以说君王无意中显露出来的好恶,就给了臣下蒙蔽、挟制君王的机会。故为君者不可不记。

四、善于权变

世上有一种诡诈,反而被认为是忠实诚信。这就是所谓通权达变的智慧,欲成大事者千万要抓住适当的时机,大胆去做,不要错失良机。要知道忠诚与诡诈,没有固定的标准,要看所服务的对象而言。

所以这里强调的,仍然是权衡变化之术。孔子说:“君子守信但不固执。所守的诺言符合道义,就可以履行诺言。否则,且置之也罢。”由此看来,义之所在,不必讲求信用。

天下的事情真是微妙。没有废除便没有兴盛。若忠于此,便不忠于彼。这是不待证明的道理。由此看来,从一个人的角度看来是忠,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来就是诈。那么,忠与诈又该如何界定呢?不妨听听这样的道理:臣子与君王之间有公认的大义,上下级之闻有明确的职分,这是百代不变的大道理。所以,要行忠义,就看是否符合君臣之大义,要行诚信,就看是否符合上下级的职分。如果不违背职分和大义,即使使用谲诈而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手段也是可以的。此言有例可证:叶公对孔子说;“我乡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了。”孔子说:“我乡里的正直和你乡里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可见即使在圣人眼里,善恶正义也是可以权衡变化的。

例1: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国君派解扬出使宋国,让宋国不要投降,告诉宋国:“晋国已全军出动,就要赶到了。”解扬途经郑国时被郑国俘获,献给了楚国,楚王用丰厚的财物收买解扬,让他对宋国传达与使命相反的话。解扬答应了。但解扬登上攻城的楼车,唤出宋国的人,传达的却是晋国国君命令他传达的话。楚王知道后要杀他,并派使者对他说:“你已经答应了楚王,却又背叛了他,这是什么原因?现在不是我们楚国不讲信用,是你背弃了诺言,我只好奉命杀了你。”解扬回答说:“我听说君王的命令就是义,臣子承担君王的命令就是信。臣下的信用以君王之义为前提,以此行事才是有利于国家的。所以作为臣子的所作所为是不能损害国家利益的,捍卫自己的国家是为臣的本分。君王发布的命令,不能互相矛盾。臣下也不能执行两种互相矛盾的命令。你收买我,说明你不懂这个道理。我从我的君王那里接受呢?我所以假意应允你,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如果能完成君命,即使我死了也是做臣下的本分。我是君王的诚信之臣,能够完成任务,是死得其所,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楚王深感他的忠义之心,便放了解扬。

韩非子说;楚国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去向官吏告发,宰相说;“此儿不孝,应该杀了他!”因为他是对国君忠诚而对父亲不孝,因而把儿子抓起来治了罪。由此看来,是国君的忠臣,却也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打几次跑几次。孔子问他为什么逃跑,他回答说:“我家中有老父亲,我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他是孝子,向国君举荐他,因此受到重用。由此看来,是父亲的孝子,却是国家的逃兵。所以宰相杀了告发父亲的儿子,就没人敢告发行恶之人了,结果楚国的贼就越来越多;孔子称赞了临阵脱逃的孝子,鲁国人打仗时逃跑的人就多,军队就容易投降。从这两个事件可以看出,上层统治者与下层百姓的利益竟有如此的差异。因而国君既想准许百姓的利己行为,又企图求得国家的安定,是绝对不可能的。

例2:颜率想见公仲,公仲不见,颜率便对公仲的近侍说:“公仲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所以才不见我。因为公仲好色,我却说他礼贤下士;公仲啬吝小气.我却说他仗义疏财;公仲品行不好,我却说他很正直。从今以后,我只好说真话了。”公仲的近侍把颜率这番话告诉公仲,公仲立刻接见了颜率。《论语》说:不要亲近以揭发别人的缺点来显示自己正直的人。《易经》上也说:“君子应抑恶扬善。”假使颜率忠实正直,那么公仲的丑恶品德就会暴露于外。所以颜率的诡诈和不诚实恰恰与公仲是有利的。

例3:齐国攻伐燕国,夺取了燕国的十座城池。燕王派苏秦出使齐国游说,齐国又把十座城归还给燕国。苏秦回到燕国后,有人毁谤苏秦说:“苏秦是个翻云覆雨、反复无常的奸臣,将来可能会作乱。”燕王于是有意疏远他,不想再重用他了。苏秦恐怕被加罪,就求见燕王说:“我本来是东周的乡下人,无尺寸之功,可是大王在宗庙之内隆重地授予我官职,在朝廷内给予我崇高的礼遇。如今我为大王退去齐国的军队,收回十城,立了大功,本应更加受到信任才对。可是我如今归来,大王却不加官于我,其原因,必然是有人用不老实的罪名在大王面前中伤我。然而,我的不老实,正是大王的福分啊!假使我老实得像古代尾生那样,廉洁得像伯夷那样,孝敬父母像曾参那样,以三个人那样的高洁品行来侍奉大王,你认为可以吗?”燕王说;"当然可以啦!”苏秦说:“有这样品行的臣子,就不会来侍奉你了。孝敬父母像曾参那样,认为不离父母身边才是孝子,连在外面过夜都不肯,你又怎能让他不远千里来侍奉弱小的燕国和危机中的军王呢?廉洁好像伯夷那样,为了高义之名,连孤竹国国君的继承人都不愿做,连周武王的臣子都不愿当,甘心饿死在首阳山下,你又怎能让他步行千里到齐国游说,建功立业来博取国泰民安呢?守信用像尾生那样,与女子约会在桥梁下面的柱子旁,女子未能按时赴约,大水来了,也不离开,最后抱着柱子淹死了。这样的人,他怎么肯极力夸大燕国、秦国的声威以吓退齐国强大的军队呢?再者,讲信义,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是为自我保存而不是进取之道。然而夏、商、周三代圣王相继而起,春秋五霸相继称雄,都不仅仅是为自我保存,你认为自我保存是对的吗?那么齐王远在营丘,你就不敢窥视他的边境了吗?再说,我还有老母亲远在东周故乡,我离开老母侍奉你,抛开自我保存之道来谋求进取,我所追求的本来是不符合你的意愿的。你不过是只求自我保存之君,而我却是进取之臣。我就是人们所说的因为忠诚得罪了君王的人啊。”燕王说:“忠诚守信又有什么过错呢?”苏秦回答说:您有所不知道。我有一个邻居在外地做官,他的妻子有了外遇,在丈夫将要回家时,那个情夫很担忧,而妻子却说:“用不着担心,我已经准备好毒酒了。”过了几天,丈夫回来了,妻子就让侍妾捧着酒给他喝。侍妾知道这是毒酒,给男主人喝下去,就会毒死他;说出真相吧,女主人就会被赶出家门,于是假装跌倒,把毒酒全洒了。男主人大怒,用皮鞭狠狠抽打侍妾。侍妾泼掉药酒,对上是为保护男主人的性命,对下是为了保护女主人的地位。这样的忠心耿耿,仍不免于被主人鞭打。这就是忠诚的罪过啊!我所做的事,恰恰与那侍妾倒掉药酒一样,也是好心不得好报啊。我侍奉你,是以高义希求有益于国家和君王的事,却因此有了罪,我怕今后来侍奉你的人,再没有谁敢坚守高义了。再说,我游说齐王的时候,并没有欺骗他,今后无论谁再为你做说客,恐怕都不会像我这样诚挚,即使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敢听从他的话了。”燕王说;“如此看来,是我不该听信谗言。”于是重新厚待苏秦。

由此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有时候欺骗就是诚信,诡诈就是忠实只要是从大义出发,于国家于他人有利,那么,欺骗诡诈的品行也许就是忠实诚信的根本了。

五、人心难测

善恶是非和毁谤赞誉都没有固定的、客观标准,全因立场和角度的不同而不同。同一件事,毁誉不一,忠心耿耿却被怀疑猜忌的事例,数不胜数。这是人心的复杂的真相。不可不慎重对待。以汉高祖刘邦那样的雄才大略和丞相那样的足智多谋,有人毁谤陈平时,汉高祖就疏远了他,而当有人再赞誉陈平时,汉高祖又亲近了他。以汉文帝那样的英明和云中太那样的忠诚,由于呈报战绩时多报了几颗首级,也便被绳之以法,就地免职。后来经过冯唐为他辩解之后,又被重新重用,立了大功。由此可知,人们听到的往往是虚假夸大之辞,而据此作出的判断也往往是错误的。古代有个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道理:有个人丢了斧子,认为是邻居的儿子偷了,因而看邻居的儿子走路子,脸上的神态、说话以及一举一动,没有一样不像是偷斧子的。后来他在自家的谷仓里又找到斧子,过几天再看到邻居的儿子,动作、神态没有一点儿像偷斧子的样子了。邻居的儿并没有什么改变,而是自己的看法改变了。改变的原因就是当初没有根据的怀疑。

例1:邾国过去缝制铠甲使用的是丝帛,公息忌对邾国的国君说:“不如用丝带。”邾国的国君说;“好吧。”于是下令制铠甲必须使用丝带。公息忌因此也命令自己家中制作铠甲时用丝带。有人在国君面前中伤他说:“公息忌所以建议用丝带,是因为他家制铠甲都用丝带。”国君很不高兴,于是下令不准再用丝带制铠甲。这就是邾国君王的判断出了问题。如果制铠甲用丝带有利,公息忌家中用丝带再多,对国家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用丝带制铠甲无利而有害,公息忌即使不用丝带又有何益?无论是公息忌用丝带还是不用丝带,都不足以说明公息忌的建议有什么错。所以,凡是听别人的话,不能不加思索地完全相信。

例2:楼缓说:有个叫公父文伯的人,在鲁国做官,病死之后,有两名侍妾为他在家中自杀。但公父文伯的母亲听说后并不哭泣。随嫁的侍妾说:“哪里有儿子死了,母亲不哭的?”母亲说:“孔子是贤人,被鲁国弃置不用,去周游列国,文伯不去追随孔子。如今他死了,侍妾却为他自杀。可见他对有德行的长者不亲近,而对侍妾却过分宠爱。”这话出自母亲之口,人们就认为是贤明的母亲,可是如果出自妻子之口,人们就会认为他的妻子是嫉妒。

所以同样的话,出自不同人的口,人们的看法也不一样。

例3:乐羊被任命为魏国大将,率军攻打中山国,而他的儿子此时正在中山国。中山国君把他儿子煮了,把肉做成汤,送给乐羊,乐羊喝光了。魏文侯知道后说:“乐羊为了我的缘故,才吃自己儿子的肉。”而堵师赞却说:“连自己儿子的肉都吃的人,又有谁的肉他不敢吃呢?”乐羊灭掉中山国后,魏文侯虽然奖赏了他,但却从此怀疑他了。《淮南子》还举例说:亲生母亲为自己儿子治头疮,血流到耳朵上,看见的人都说这是疼爱儿子到极点了。如果是后母为前妻生的儿子治头疮,血也流到耳朵上,就会有人责备说:“太残酷了!”同样的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城上往下看,往往把牛看成是羊,把羊看成是小猪。这是由于站得太高,因而看不清楚的缘故。在圆形的盘子里放上水,当作镜子,然后去照自己的面影是圆脸,而在杯子里看,就不圆了。自己的脸型并无改变,而影像却时而圆时而不圆,这是因为你照时的角度不同。一个人想修养自己的品德来待人接物,可哪里知道世上的人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自己呢?因此,天下的是与非本来就不是绝对的。世上的人实际上各有各自的是非标准,符合自己的标准就是对的,不符合就是不对的。如果要选择对的一面立身行事,抛弃掉不对的那一面,可又怎么知道世人的是非标准一定和自己的是非标准相一致呢?

如果你为国忘家,就会有人说你不关心父母,还怎么能爱国呢?卫国的公子开方、吴起和乐羊这三个人都是由于为国忘家而受到猜忌和诽谤的。但假如你真的舍不得离开父母,就又会有人说:大将受命之日,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人,到部队之后,就应该忘掉自己的父母;待到敲起进军战鼓后,就要忘掉自己的安危。所以《左传》有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实在是难上加难的是事情。

六、有用与无用

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影,最大的用是无用,最大的为是无为,最大的私是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