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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9)

在司马谈眼里,阴阳之术利弊共存,他说:“阴阳之术,博大详尽,但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但其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正确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宿、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但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则未必。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拘而多忌’。但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就没了秩序,所以,阴阳之术是‘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是值得肯定的。”

阴阳之术虽主要是天象运转的规律,但天下万物都是相通的,尤其是天象与人的活动都是相对应的,即阴阳的更替和变化,一定预示着世间人事的变动。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精气互相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推动。事情出现在人间,八卦图征兆就会在天上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在《春秋》有这样的记述: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国王大权旁落,或者妻子凌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事情虽有差异,但反映出的事物的本质却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贤明的国王继位,都要修正貌、言、视、听、思五事。建立盛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平衡。但凡有哪个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大中之道不确立,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灾祸发生时各种怪异的现象就会出现,用来警告世人尊重阴阳之法。”

世间发生大逆天道之事时,发生各种怪异的现象也都是天意所为,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左传》说:“田猎不夜宿,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有阴谋,树木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云:“废弃法规,放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些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还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淫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庄稼也长不好。”又言:“一个国家如果好战,轻视百姓,修建城池,侵略邻国,那么刀枪连兽皮都割不破。”又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低处流。”

所以,一切异象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都是世事异常,人事混乱的征兆,因为上天无法表达,就把其意想表现在虫鱼草木上,谴责人道的失常和混沌。

管仲说:“贵人有事会在天象上应验。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人为的骚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在物是指山林鸟兽之类。”又云:“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其精气表现在星体上.或者流露表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来通达神灵。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症状,通达神灵时一定会有声音的响动。例如,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鶂鸟倒着飞;伯姬将要自焚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着太阳,灾难就在楚国降临。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

为君者尤其不能忽略天象的变化,天象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君权世道的变换,预示着天下的兴亡,君王要善于观天识道。

例1:后汉窦武在上书时对君王说:“有人报告说,当出现嘉禾、芝草、黄龙时是祥瑞的征兆。但祥瑞一般总是出现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是由于吉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瑞,无德则有灾。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不应当祝贺。”

例2:襄楷在进见君王时,规劝君王要警惕诸侯的篡权时云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黄河从来没有清澈过。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权位的,清属阳,浊属阴。黄河当浊反清,这说明阴性渴望变成阳性,也就是说诸侯想称帝。”京房所写的《易传》中也这样写道:‘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异象,国内妖气迭出,民间瘟疫流行,三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就好比春秋时麒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一样,这是反常的表现。”

异象能预示天下兴亡与吉祥祸福,同样,出现异物也是一种预示。

例3:魏国青龙年问,张掖郡的玄川涌出一块有图的宝石,形状像灵龟,像麟像凤像龙又像马,用火一照就各显原形。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臻,张臻偷偷告诉于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祥瑞之兆预告未来.兴衰才会随之而来。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兆呢?这块宝石的变异,只是将来吉祥的征兆。”后来司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权。

许多君王都相信神君,认为神君显灵则天下事兴,反之则败,其实,神君的现象,乃是精神的变异。

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见它的形体。荀悦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乱就会有精气变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柳树复活,这是有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精神的变异。形体和精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应。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精气是大自然的符号,如果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精就会作乱;违逆了地理,形势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阴阳中和的人理,人体内的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神君之类的现象,就是精神的变异。”

《春秋》在评述这件事时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本来不会说话的物体就会说话。”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话的现象。这也是怨恨会生妖的证明,因此,君王治理好国家的前提是改正自身的弊端适应万物的发展,精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怪异现象自然无存。

无独有偶,后汉陈蕃曾上书君王说:“春秋末期,周王失德,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灾害,是因为周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恶,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书》上说: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改,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看见怪异就去修身。因为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综上所述,一切光怪陆离的产生都是有因果的,都能映衬出世事的吉祥祸福,正如《汉书》中所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外表。”这就是天人感应之道的大旨。

(四)法家与名家

制定司法制度的官员许多都成了后来法家的代表,他们推崇礼制,主张赏罚分明。但是后来由于后人的苛刻,在实施法治时就不在重视教化了,还抛弃了仁爱,一味施行刑法,为了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甚至用刑罚残害亲人,薄情逐渐代替了厚恩,人情冷漠异常,这就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这样评论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法家不分亲疏,也不管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断绝了。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绝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臣卑,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掌管礼仪的官员许多最后成了名家,古人因名位的不同,礼仪也就有了差异,所以,孔子大力提倡:“一定要正名!”正名是名家的优点和长处,但同样是发展到后来,那些吹毛求疵的人在用它来整治国家时,就只注重名分的细节而忽视实际情况的存在了,本来完好的名分被搞得支离混乱。此乃名家之弊了。

司马谈是这样评论名家的,他说:“名家能使人俭约,但却容易失去真实性,然而它主张名实相符,却是很可取的。名家爱较真,对即使简单的问题也总是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的真意,过于专注名词概念的推理,结果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因此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但是名家善于循名责实,能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值得君王治国时认真考虑。”

君王治国时应善于运用法家的法制和名家的礼制,施法而不过于严格,讲礼而不过于精细,掌握好法礼之度,避免产生法礼的种种弊端。

(五)墨家与纵横家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以节俭为贵,居住在茅草屋中;以兼爱为荣,赡老抚幼;主张尊重人才,提倡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崇信鬼神,祭祀敬重父辈;从不相信天命,行事只依顺四时;重视孝道,用孝敬来明示天下。这些都是墨家的优点和长处。只是到了后来的愚民过于看重俭约的长处,否定礼制规范作用,盲目地推崇兼爱而不分亲疏,墨家的弊端就此产生。

墨家的俭朴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这种近乎苛刻的简朴也是难于遵行的。司马炎在评价墨家的这一作风时说:“墨家过于俭朴,难以实行,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遵循,但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可取的。墨家同样崇尚尧舜,在引述尧舜的德行时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粮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哭丧也不悲哀。这就是他们的‘标准’生活,所以也教育人们要以此为标准过日子,行丧礼。但天下人如果都这样,也就失去了尊卑之别。任何作风都应该顺应时势的要求,世道变了,时代进步了,事业自然也应跟着变,所以像墨家这样的节俭难以遵循。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墨家主张节约,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墨家的这一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该废弃。”

君道之根本表现之一就是俭约治国,但俭约没有固有的标准,俭朴的方式也不能求同,只要君者能择事从俭而起就可以了。

例如: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不制作玄黄色旌旗。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君王之道,难道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仪仗,用于勉励有德行的人。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君的,首先做的是:更改历法,改变服装的颜色,以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宫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俭朴才会巩固。’俭朴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君道就是奢侈而不僭越,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

纵横家大多出自外交官。孔子云:“使者啊,使者啊!”其含义就是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他接受使命而不接受外交辞令。纵横家的长处就在于此。后来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时失去了诚实的德行,而崇尚欺诈,不讲信义。纵横家的流弊于是就产生了。

因为纵横家多是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吏,所以他们品性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形象和地位,他们游走四方的同时,骂名和赞扬也随之流传。

荀悦对纵横家的态度贬多于褒,他说:“世上有‘三游’:游侠、游说和游行,他们都是道德之贼。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称强称霸;善游说的人巧舌如簧,能言善辩,阴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左右天下局面;乐于游行的人好做表面文章,随波逐流,联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以获得权利。这三类人,都是制造混乱的祸根,他们的行为伤天害理,为法律所不容,擅长蛊惑人心,扰乱人的神志,以前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

“三游”在周、秦之末尤其盛行。上不明,则下不正;制度不健全,法令弛废;以毁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爱憎作为利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说话时先盘算一下利大利小;选人的时候.首先考虑关系亲疏远近。然而利益不能用仁义来求取,危害也不能用道德来逃避,因此人人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竞相牟取私利,就连骨肉之情也开始淡薄,重视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也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想博得世俗的赞美。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交结权贵公开进行,就这样,坏的风气逐渐形成了,正道反被轻慢践踏。

“三游”产生之初并非就这样劣迹斑斑,他们本都是正道之人,但却没有一直沿着正道走下去,所以成了祸国殃民的魁首。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不屈不挠者。他们诚实守信,言必行,行必果,只要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同类人。如果游侠一直能这样行正道,最终会成为武毅之士;反之,如果走上邪路,也就成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不辱君命。代表国家出外活动,安社稷,利臣民,处理国家之间的纠纷和争端,以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能一直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将是智慧与口才的正确彰显;一旦心生邪念,变成为欺诈之人,则令人愤恨。游行的根源是仁义道德,泛爱天下,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容让,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行为方式正当,就是君子;一旦走上了歪道,就成了奸佞之人。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着实需要警惕。所以说,重在推行大道,大道盛行,“三游”自然会衰毁。

(六)杂家与农家

杂家产生于议事之官当中,他们的思想兼容儒家和墨家,并糅合了名家和法家的主张。所以他们深明国之大体和治理的大道,这是杂家的最大优点和长处。后来行为放纵的人加入到杂家后,开始恣意妄为,破坏了杂家的优良传统,因此使杂家失去了民心,这就是杂家的流弊。

农家大多出身于农业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勤于劳作,提倡耕种和养蚕,鼓励以勤劳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天下的稳定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农家的长处就在于此。后来那些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君王和大臣们也去耕种,也去养殖,严重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使农家的地位受损。这就是农家的流弊产生的原因。

为君者如果让自己成为能自制的杂家,有理性的农家,那么也就有了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条件:谋略和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