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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君道之——善醒身、善御臣(1)

治国安邦是复杂的,既要选才止纷争,还要移风易俗统政令。为君者最有效的治国策略就是借鉴先王治理国家的利弊,运用到自己的统治中。

汉桓帝、汉灵帝作为后汉时期的两个君王,由于凶残的品质致使当时国政混乱,经济衰落,民不聊生,最终导致国破君亡。

虞世南对桓、灵二帝的命运功过做了这样的评说:“汉桓帝怒其国舅梁冀把持朝纲,胡作非为,于是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由此可见桓帝的气概很是刚毅果断,但他的这一行为却导致了宦官因受宠而专权,酿成‘党锢之祸’,所以朝政动乱。古人云:天下哀号,正是新君王开天辟地的良机。汉灵帝即位时,国衰民疲,正是施行善政的时机。当时的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能振兴朝纲。但是灵帝却重蹈了先王的覆辙,使危害更严重,国家已到了濒临毁灭的边缘,他最终没有死于非命,也算幸运了。由此可知,两个皇帝都不是能够经常省身修德的君王,最终都会被明君取代。

汉桓帝在执政期间曾经问他的侍从爰延:“我是什么样的皇帝?”爱延回答道:“中等。”桓帝问:“怎么讲?”爰延说:“如果让尚书令陈蕃主持国家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如果让宦官们参与干预朝纲,国家肯定发生混乱。所以,陛下既可以行仁政让国家稳定,也可以作恶事使国家动乱。这就是中等的意思。”

所以,国家的生死存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王是否能实施仁政,仁治国民,日复一日,则民富国强;以恶治国,日复一日,则民反国灭。

虞世南感云:“在岷江的源头,水量只能漂起木头,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后来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涉朝政,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当然会无可避免了。汉朝之所以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自己一步步种下的。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凡事一露头就得慎重对待。”

为君者要谨记虞公之言,免于重复昏君之途,成为他人篡位谋反的“导火索”。

古话云:“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亦曰:“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意思就是说昏君是在为未来的明主铺路的!为君者若想避免被人取代,惟有多省身,善御良臣。

一、善集六君之长,善正一国之风

为君者要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王,以了解为君者应有的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

六种类型的君王都各自具有何种特点呢?先哲荀悦是这样认为的:“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向坚定,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为自己,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王;节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天下大治的君王;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荒淫懈怠,先公后私,大公无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王;性情狂悖,叛逆伦常,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是非不明,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末路的君王;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制度超越道德规范,政教失常,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王;亲信、重用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忠臣,放纵情欲,贪得无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随意赏赐,乱加刑罚,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诫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王。”

由此可见,“王主”以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改革政治;“存主”可以保家护国;而“衰主”只有当国家一切平安不发生灾难时还可以勉强保住国家,一旦有了危难国家就会有遭到灭亡的危险;“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

不想当“王主”的君王不是好君王,所以,为君者应把“王主”的理念彻底贯彻到自己的统治中,做一个更好的“王主”。

王主之首当其冲的要务就是能正一国之风,风就是风气,从一个国家的风气上就能看出国家的兴衰成败。君王如果能正一国之风,也就能够使国家旺盛了,风气一般包括九种,即:理国之风、衰国之风、弱国之风、离国之风、荒国之风、叛国之风、乱国之风、危国之风、亡国之风。

理国之风:君臣之间亲近有礼,大臣之间虽有不同政见但只是针对国事,私下能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任劳任怨,不互相埋怨推诿,专心致志于本职工作。这象征着国家大治。

衰国之风:一国之中礼俗不统一,为官者不被敬重,下层官员抱怨国家政治的各种弊病,老百姓相互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是国家衰败的风气,预示着这个国家将走向衰落和破败。

弱国之风:君王讲究礼让,文武失调,贪图安逸,士人追求玩乐,老百姓无拘无束,放任自流,呈现出国家软弱的表象。

离国之风:君臣互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夺利,士大夫争名好胜,老百姓互争私利。这是离国之风,是众叛亲离的表象。

乱国之风:上层官员私欲膨胀,谋私泛滥,下层官员无恶不作,法规朝令夕改,政策出自多家之门。这是乱国之风,是国家动乱的象征。

荒国之风:把奢侈当作繁荣,把骄纵当作高贵,以放任为开明,将遵守礼义的人称为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固步自封。这是国家荒淫无度的表象。

叛国之风:认为苛刻是精明,把牟取私利当作公务,把宰割老百姓当作本事,把溜须拍马当作效忠。这是国家叛乱的表象。

危国之风:君、臣上下隔阂不断,朝廷内外相互猜疑,小官争先恐后讨上司的欢心,大官之间争夺权力。这是危国之风,是国家危亡的表象。

亡国之风:上级官员不深人民间体察民情民意,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办,国家的法律形同荒废,概不执行。这是危国之风,是国家灭亡的表象。

这九种不同的风气,预示着国家九种不同的命运,为君者在治理国家时如果能营造出国家大治的风气,于君于民都是好事。

尹文子对国家风气的治理,曾有过如下描述:“国家贫困衰弱,国王的权力削弱,大臣的势力增强,这就是亡国的征兆;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家族人丁兴旺,长幼有序,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标志;农事活动适时,粮食储存厚实,军队精锐,疆土治理得很好,这是强国的特征。”

文子又说:“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很热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很空虚;要灭亡的国家好像匮乏不足;图存的国家好像过剩有余。其实,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有工作;热闹不是人多,而是都在追逐蝇头小利;有余不是财力富余,是因为寡欲少事;不足不是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收人不多,但各种税赋却很多。”

由此我们得知,看一个国家的表象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君王是否英明,贤能的君者,其国民也是高贵的,同理,一个无能的君王,绝不会把国家领导的生机盎然。

二、以仁德降服民心

为君者都期望成为一个万民称颂,流芳百世的英明君王,但纵观历代君王能盛名万世的寥寥无几,探察他们成败功过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很能做到礼贤下士。为君者常省身能仁义理智,征服人心;善于聚拢人才,明察秋毫,英明决断。

君王要想管理好臣民百姓,首先要利用仁德降服人的心志,广布自己的仁义于天下,臣子百姓自然归依,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惊天动地的伟大言论,但他们的仁德却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君王的责任就是探索天地的规律,有言论,有法令,让天下太平。只有君臣谦让,互不贪功,德化四海,百姓才能悦服。古代的君王正是因为做到了降服民心,所以他们在使用群臣时虽没有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也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君者该怎样做,才能降服人的心志呢?其方法是制定以防衰败的政策,为政清明,巩固兵甲,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详,群臣进退有序,从而达到美好而无害的大治景象,人心自然归依。

人心齐,泰山移。臣民若齐心协力,就能转败为胜,变劣势为优势。

韩信在评价项羽时说:“项羽所过之处,残害生灵,百姓不顺从,就用暴力劫持压服。名义上是霸主,实际上丧失了天下人心。所以说:项羽的强大很容易衰弱。”后来,果然如此,项羽因失掉了民心,而失去了天下。

诸葛亮在给处于劣势地位的孙权出谋划策时说:“荆州的百姓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兵势,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备同心协力,一定能打败曹操。”孙权采纳了诸葛亮的意见,最后以弱胜强。

由此而言,人心不服,优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君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殷、商、周的君王都被称为明王,他们开创大业,文采风貌虽然不同,但流芳百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他们因不断调整竭力施行适合民众的礼仪德政而降服了民心,得到了天下。夏代推崇忠诚,人民都讲求信义,天下平和,但忠诚过头了就容易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所以殷商时代,君王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避免了粗野的流弊,得到了百姓的赞许。可是崇敬会产生迷信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治。于是周代的君王大力提倡文治,减少了迷信的发生。然而文治也有弊端:人们会变得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像以水救火一样,因时制宜,救弊补偏,制订出了符合民意的政策,三王的德政因此而得到了天下人的称赞。

三、德治、法治兼而施之

汉宣帝和光武帝都是有一定作为的君王,都善明察政事,所以有人认为二人的治国之道也是相差无几。

虞世南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汉宣帝生长于民间,深知百姓疾苦,所以其称帝后对政务非常留心,对贤良之士予以提拔和重用。但他却采用严刑重法的方式治理国事民风,有失民心。他之所以以严刑治国,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云: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只会身败名裂。汉宣帝重用刑罚,是成就霸业的皇帝。汉光武则不同,他是仁义之君,是成就君道的皇帝。这两个人不能类比。”

元帝做太子时,曾提醒宣帝,认为他执法太严,有损政权。但宣帝却严肃地说:“我汉家霸道、王道都用,怎么能只用德治来危害政权呢!”由此言可以看出,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高兴,拥护汉高祖纪律严明。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适用严法时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如果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袁绍在这方面的偏颇,上下就知道遵章守纪了。”所以法制运用得当是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的。

那么,以法治国的“法”的尺度该如何把握呢?

《左传》认为:“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严厉的法令来纠正;可是太严厉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剂严厉,用严厉来调剂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认为:“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则说;“治理新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

由此可知,治国之法宽严的尺度应因时制宜,因事而异,严刑峻法和宽松的政策交替施行,偏轻偏重都可能危害政权。

霸主用权势来控制士人、以信誉结交士人、以赏罚来使用士人。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不明,人才就会离去。

英明的君王同样会采用霸主以德治人的方法,但还要辅之以法治,二者相办而行,从而赢得天下。此论有例可证:

例1:《左传》说:楚国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派使者去晋国求助。晋文公立即召集群臣商量对策,讨论是否予以救助。晋名将先轸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分析楚国的形势后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国一定会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组建三军,依狐偃之计,逼使楚国撤兵了。

例2:文公回国后开始致力于教育民众。次年就想打仗。子犯阻止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因此,现在不是征战的时机。”于是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关心生产,安于生计,生活渐渐好了起来。见此,文公觉得可以用兵了,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应该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要建立一支讲究信用的军队。”于是文公开始征伐原国,承诺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撒兵。三日后,原国未被攻破,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用事实向民众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民众深受感召。从此晋国的商人做生意都不再一味谋求暴利,而是明码标价,全国形成了讲信誉的好风气。

见到国家风气如此之好,晋文公说:“现在可以出兵了吧?”子犯又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阅兵来表示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纠正官员的错误。渐渐的,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顾虑重重,于是开始训练他们打仗。城濮一战,大获全胜,楚国被迫撤兵谷邑,宋国之围顺利解除,这一战使晋国称霸于诸侯国中。这都是晋文公善于用仁德、政令教化民众的结果。

所以说,君王治人的根本就是法治与德治,这同样也是为君者治国的根本。二者相伴而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天以阴阳二气构成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这是君者执政成功的唯一方法,不可偏用其一。

在历史上各个君王中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只有秦用刑法暴力治国。

如果总结古代君王治理国家的政治,可分为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强权之政三类:王者之政,靠的是德育;霸者之政则依靠的是刑法的威力;而强权之政,则是靠暴力酷刑。在具体执行时,当德育不能发挥作用时就用刑法强迫,当刑法作用甚微时就用暴力镇压,当暴力镇压也不起作用时,则采用大肆的屠杀。这一步为君者都不愿看到,因为这很可能会危及到国家的存亡。

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守成就不行了。”这就是片面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综上所述,君王在治理国家时,要经常警醒自己实施仁政,慎用法令,用德治教化民众,用法治规范民众的行为,二者兼而施之,使百姓能有所依从,各得其所。

四、悲剧君王悲在何处

历代君王,为什么有的能使国家兴盛,自己也万世流芳,而有的却使国破家王,自己臭名远扬呢?以南北朝时的宋齐两代为例,这一时期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个。这五个废君都是因骄淫狂暴或被杀害或因国破而流亡。难道他们是生而本性就凶顽,才自取其祸,被上天抛弃,丧失大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