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现代人因为枯竭麻木而寻求刺激，艺术成了制造人为亢奋的手段，艺术家'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激情，如同率领着狂吠的狗群，按照现代人的要求放开它们，让它们向现代人扑去。'"
于是动辄流血、得绝症甚至一命呜呼，很多艺术作品当中，每一个词语的展开、场景的刻画，都是往人脖子上多架了一把冰冷而锋利的铡刀。
现代社会，人们凄然承受着就业、升学、买房、生儿育女的多重压力，那些夸张矫情的情节和语言，使人们的头脑不但得不到休息，而且还加重了折磨和负担，仿佛随时随地都听得到有人慌慌忙忙给棺材上盖、钉钉的声音，人类真连思想安歇、停顿的立锥之地都没有了。
这该是周作人信奉的人道主义创作基点所不齿的吧。
二
新文化运动沉默下来之后，周围的环境依然是一片精神的荒漠。直到1922年2月24日，周作人在日记里写道："郑、耿二君引爱罗先珂君来暂住东屋"。爱罗先珂是俄国的盲诗人，世界语学者，他的到来，给了周作人的精神一剂温暖的汤药，也使八道湾添了平日里所没有的热闹气，具体的情形，鲁迅在《鸭的喜剧》里已经详细的说过了。
也许他的到来，最使周作人唏嘘的是他的经历：爱罗先珂1914年离开俄国，先后在日本、泰国、缅甸、印度等地漂泊。在印度，以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理由，被英国军方驱逐了。他辗转去了日本，又因被怀疑宣传危险思想而遭日本当局驱逐，想返回祖国，却连入境的批准都没有得到。周作人也是一个孤独的放牧者，赶着他的思想和文章寂寞地游荡，无处歇脚。
很多人对周作人的文章评价很低，说他反复絮叨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风月之事，软绵绵的没有骨头，久而久之，他的文章便被界定了，只要一说起他的作品，人们便可以随口形容说："闲情"、"百无聊赖"、"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看来人云亦云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他的作品，不是西药，不能使人身上的某些病症速见成效，但是时间一长，作用就逐渐地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