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从文字叙述上看，这位“钦使”显然是个糊涂人，他参与的事情没一件做明白的。比如，拉藏汗“杂言毁谤”时，他有什么“无可奈何”的呢？难道不能请旨再定行止或者回京复命，非得请“大师晋京请旨”？后来，皇上斥责他的时候，他又有什么可“进退维难”的呢？就地请旨或者将仓央嘉措送回去不行吗？而最后他“呈报圆寂”，这岂不是欺君？
哪里有这么糊涂的“钦使”呢？派这样办事不力的官员当“钦使”，难道康熙老糊涂了？问题是此时的康熙正处于政治经验最丰富、政治手段最娴熟的黄金时期。
如此看来，这段史料有多大的可信度，还是值得怀疑的。
“放行说”还不是法尊大师的《西藏民族政教史》最先提出来的，目前所见最早的类似观点，就在前文提到过的《仓央嘉措秘传》，实际上它就是“阿拉善说”的始作俑者。
这本书本名叫《一切知语自在法称祥妙本生记殊异圣行妙音天界琵琶音》，学术界简称其为《琵琶音》；因为在拉萨藏文木刻版的每一页书眉上都有藏文“秘传”二字，所以民间俗称为《仓央嘉措秘传》。拉萨木刻版据说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刻版刊印的，而后世流传直到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铅印本，都是依据这个版本而来。只不过，这个版本与最初的版本（学界称南寺本）有很多误差。
有意思的是，“秘传”二字在汉语中因为发音不同，有“内部传阅”和“秘本传记”两种理解，不知道藏文原文是什么。因为这个版本据说是有人推荐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他看到后很喜欢，便命人刊印后供格鲁派内部的人传看，所以，“秘传”应是“内部传阅”的意思，因为藏族人民一直认为仓央嘉措是“早逝”的，说他后来云游到阿拉善终老这样的内容，实在无法公开，况且，它还推翻了后世达赖喇嘛转世的理论根据。
但翻译为汉语后，“秘传”二字会被理解成“秘本传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本来就不是传记类作品，理解为个人回忆录比较合适。
这本书的作者叫额尔德尼诺门罕·阿旺伦珠达吉，又名拉尊·阿旺多尔济，是阿拉善旗的蒙古人。此书成书于1757年，以第一人称叙述，也就是仓央嘉措的“亲口讲述”。在书中记载，阿旺多尔济被仓央嘉措认出是桑杰嘉措的转世化身，因此着力培养他，毫无隐瞒地对他说出了终身的秘密，并且将自己的遗愿、后事托付给了他。
其中，关于“放行”一事的记载如下：
行来，经北路，走到冬给措纳湖畔，皇帝诏谕恰纳喇嘛与安达卡两使臣道：“尔等将此教主大驾迎来，将于何处驻锡？如何供养？实乃无用之辈。”申饬极严。圣旨一下，众人惶恐，但有性命之虞，更无万全之策。恳求道：“为今之计，唯望足下示状仙逝，或者伪做出奔，不见踪迹。若非如此，我等性命休矣！”异口同声，哀恳再三。
我道：“你们当初与拉藏王是如何策划的？照这样，我不达妙音皇帝的宫门金槛，不觐圣容，决不回返！”此言一出，那些人觫惧不安。随后就听到消息说是他们阴谋加害于我。于是我又说道：“虽则如此，我实在毫不坑害你们，贪求私利之心。不如我一死了之。但这也得容我先察察缘起如何再说。”如此一讲，他们皆大欢喜。
按照这个记载，当时的仓央嘉措心里是有数的，他知道拉藏汗是必须放他走的，否则康熙皇帝饶不了他，所以，他完全可以提条件：这冰天雪地的，不是冻死也是饿死，让我走可以，给我马、衣服和足够的食物，否则咱们继续往北京去，见到皇帝再说。
这样一来，“失踪说”的疑点就可以解开了：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失踪”了，于是产生了“失踪说”，而他的“失踪”其实没有学者质疑的那么难。
而“死亡说”也可以说得通：这是个政治交易，仓央嘉措“放行”可以，但对外宣布他已经病死。这也就是正式记载的“病逝说”，只不过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官方说法”。
《仓央嘉措秘传》的后续记载是，仓央嘉措在青海湖附近向东南方遁走，此后去过打箭炉、峨眉山，又回到西藏的拉萨、山南，还去了尼泊尔、印度，再返回西藏及西宁，最后在今内蒙古的阿拉善旗圆寂，终年64岁。
这就形成了仓央嘉措死因之谜的“阿拉善说”。
有意思的是，“阿拉善说”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竟然分化出好几个版本，其一，“五台山隐居”说将隐居故事“加塞儿”到其中，反正他云游了很多地方，多去一个五台山也未为可知；其二，原始版本中记载他自己云游到阿拉善旗，并在那儿住下终老的，但蒙文《哲卜尊丹巴传》中，认为仓央嘉措是被蒙古方面支持他的势力接到阿拉善旗保护起来的，这就形成了“营救说”；其三，死亡的地点，有说他死于阿拉善旗朵买地区的一座蒙古营帐，此后遗体保存广宗寺内，但也有说他被阿拉善旗人认出，当地人每年筹银二万两，将他送回拉萨隐居，最终在藏南的一个山洞中坐化。
以上还仅仅是比较简单的归类，实际上，《仓央嘉措秘传》中既有“大法力”逃跑和捉狼的故事，也有“放行”的故事，简直就是以上所有说法的大杂烩。甚至还说1717年仓央嘉措35岁时，跟着阿拉善旗王爷的公主道格去了北京，神奇的是他还游了趟皇宫、参观了雍和宫，并亲眼在德胜门看到桑杰嘉措的子女被押送进京。
一个在中央政府“挂号”已经“死”了的人，怎么敢大摇大摆跑到北京？况且，当时的皇宫和雍和宫他能进去吗？
如此说来，“阿拉善说”也是疑点重重。
首先，学界中最大的质疑观点是，《仓央嘉措秘传》并不是正史，而是阿旺多尔济的个人著作，其内容的许多情节都太过玄幻，当神话小说读读尚可，如果作为史料显然可信度非常低。而且，早期史料持“阿拉善说”的只有这么一本，作为孤证是不可采信的。
其次，即便将这本书暂且当做正史分析，那么，其中的内容也有很多矛盾之处。最简单的例子，用大法力逃走的“失踪说”是它说的，“放行说”也是它的记载，这怎么解释？
而最大的疑点在于康熙皇帝训斥押解行为的话：“尔等将此教主大驾迎来，将于何处驻锡？如何供养？实乃无用之辈。”
这段话在史籍中是查不到的，相反，无论是《清圣祖实录》还是清内阁康熙皇帝的《起居注》，都有另外的记载，那就是“令拘假达赖赴京”。下令捉他在前，训斥押解的人在后，康熙前后下达如此矛盾的旨意，岂非矛盾重重？
以上几点质疑便足够了，另有学者还从人物角度论证，认为这样一个创作欲望强烈的诗人，却在此后四十年没有诗歌流传，这不符合逻辑；或者从民间心理角度论证，认为人们普遍恐惧、仇恨的和普遍爱戴、同情的这两种人死去之后，往往会有“没死”的传说出来。仓央嘉措也属于这类情况，这是民间不愿接受他死去的事实而产生的传言。实际上，这两种论证看起来有理，作为观点提一提是可以的，但用在学术研究上却没有什么价值。
那么，“阿拉善说”是不是完全没有可信的价值呢？
并非如此。作为近年来仓央嘉措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它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从“阿拉善说”的始作俑者《仓央嘉措秘传》本身来考察，它虽然一直被归为野史，但却是记载仓央嘉措生平的最早文献之一。同时，其作者阿旺多尔济又自称是仓央嘉措的“卑末弟子”，书里面言之凿凿地写了些他与仓央嘉措交往的故事。
按书中记载，1706年仓央嘉措“遁去”后四处游历，到了1716年，他率16名僧人来到阿拉善旗，结识了阿旺多尔济一家，此时的阿旺多尔济才1岁。第二年，仓央嘉措与阿拉善多罗郡王的女儿道格公主去了趟北京，游览皇宫和雍和宫。1733年夏季，破土动工修昭化寺；1735年，仓央嘉措自筹一万两纹银，派阿旺多尔济去藏区随班禅学经；第二年，也就是清乾隆元年，仓央嘉措也从阿拉善迁居到青海湖摁尖勒，一住就是9年（正史记载，是1724年雍正命阿拉善民众迁居青海），先后担任了13座寺庙的堪布；这期间，阿旺多尔济学习了所有经文，先期返回阿拉善，很快，昭化寺建成，由仓央嘉措主持大法会；1745年，63岁的仓央嘉措从青海湖返回阿拉善，但不幸染病，最终于第二年病逝。
此后，他的肉身被移到昭化寺立塔供奉。1756年，阿拉善当地建造南寺，并将昭化寺全盘搬到那里；当然，仓央嘉措的肉身塔也移了过来。1760年，乾隆御赐南寺为广宗寺，授予镌有藏满蒙汉四种文字寺名的乾隆御笔金匾，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亲自给它制定寺规，而阿旺多尔济就成为广宗寺的一位大活佛。
一个地处偏远、刚建成不久的寺庙，既没有什么显赫的历史传承，也没给国家做过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竟然得到皇帝御赐，这不太过匪夷所思了吗？而在此之前，七世达赖喇嘛可是对阿旺多尔济恩宠有加，他们来往甚密，关系好得让人无法理解，六世班禅去北京为乾隆皇帝祝寿路过此地时，还曾为阿旺多尔济的死打抱不平。
阿旺多尔济是被当地郡王罗布藏道尔吉关进大牢迫害致死的。这个案件说起来是个不起眼的小事儿，甚至有些荒唐，况且两人还是亲戚，细究起来，阿旺多尔济和罗布藏道尔吉都是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的后裔，他们的祖父一个是阿拉善旗第一代郡王和罗理，一是个和罗理的弟弟。可一个三等爵位的郡王真就砍了活佛的头，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仅此一例，而罗布藏道尔吉也很快就死掉了。后人有理由怀疑，阿旺多尔济之死必有特别重大的隐情，这个隐情是否与仓央嘉措有关呢？
同时，至少在几十年前，此地的“仓央嘉措肉身塔”还存在，并且据说还有很多仓央嘉措的遗物，当地也一直流传着仓央嘉措最终落脚阿拉善的故事。可惜的是，很多遗物、遗迹等实物证据，已经由于历史原因损失、销毁了，现在的广宗寺是1981年到1990年重建的，有趣的是，重建之后寺里立了一块《兜率广宗寺记》碑，上面直接就写上了仓央嘉措与广宗寺的渊源，看起来无论学界怎么争论，反正他们那里是认定了“阿拉善说”的。
总体来说，“阿拉善说”既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又有民间流传的故事；既有明确的活动地点，也有相应的物证（虽然现在所剩无几了），与其他身后行踪的说法相比，构成历史考证的因素可谓一应俱全。
那么，我们是否就能相信“阿拉善说”成立呢？
还不能这样说。
如果此说是历史的真相，无论它后面说的多么无懈可击，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阿拉善说”成立的基础，不是仓央嘉措云游到阿拉善之后有什么证据，而是他当初能不能跑出来、怎么跑出来的。没搞清楚他当初是不是有可能被“放行”，讨论后面的事情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关于“阿拉善说”分析的关键问题，还是康熙皇帝训斥蒙古人、继而蒙古人“恳求”他快走、并且以病死为由了事，这样的记载到底有没有可信度？
如果这是可信的，又怎么解释此前康熙皇帝派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入藏，要求押解仓央嘉措入京呢？
“押解”记载在《清圣祖实录》和《起居注》中，是当然的正史，而“训斥”记载在个人的回忆录中，一般认为是野史。学界倾向于相信前者，便顺理成章地相信正史中记载的“病逝说”，那么后者的记载就完全是伪造的；民间多相信后者，那么，前者的记载就让人捉摸不透，甚至有人认为这经过了后世的篡改。
这两条“史料”是如此明显的矛盾，到底相信哪种？
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
有！那就是两者都相信。
也就是说，康熙皇帝先是派人跟拉藏汗说，要押解仓央嘉措进京，此时的拉藏汗不肯，康熙皇帝知道后，对大臣们说，别看他现在不肯，过几天他就得主动把人给我送来。果然不出康熙所料，拉藏汗也许想通了，也许怕了，总之是真的要把仓央嘉措押送北京，但想不到的是在半路上，康熙皇帝又告诉拉藏汗：这人我不要了。
康熙皇帝这样做看似没有道理，但是，这是以我们常人的情理逻辑推断而来的，而政治家做决定，绝不可能依据情理逻辑，唯一的准则就是——利益。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时西藏、青海和回部（清代对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地区的称呼）的政治局面，就可以理解当时清政府在西部边疆的利益所在了。
17世纪中叶，以五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格鲁派集团向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求援，一举清除了妄图消灭格鲁派的三方联盟；这三方分别为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政权、青海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政权和康区的白利土司。此后，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结成联盟，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并受到了刚刚成立的清政府的册封。但事实上，西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和硕特蒙古手中，格鲁派是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