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移往南中的汉人，或奸或豪，或死里求生，或有农业生产技术。他们来到边远地区，比当地少数民族人民文化素养高，久而久之，逐渐发展成地方上有钱有势的大姓。我们从南中大姓吕氏、雍氏家族史上可以发现大姓发展的影子。
永昌郡不韦县吕氏，其祖先就是战国时大商人吕不韦。吕不韦帮助秦庄襄王归国即位，又把自己的怀了孕的美姬献给庄襄王。后姬生子，即秦始皇，吕不韦也因有大功于秦廷而被尊为仲父。后来，秦始皇因嫪毒事件与吕不韦有涉，将其免官，全家流放到蜀地。《三国志·蜀书·吕凯传》注引孙盛《蜀世谱》说：“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并把此地命名为不韦县，“以彰其先人恶行”。
益州郡大姓雍氏，其祖先是西汉初功臣雍齿。《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记载，吕凯给雍闿的信中说：“失郡雍侯，造怨而封。”吕凯所说雍侯，就是指雍齿。西汉刚刚建立时，刘邦常见诸将聚在一起私语，感到奇怪，就问张良。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是商量着谋反呢！”刘邦大惊，问：“天下才安定，他们为什么要谋反？”张良说：“陛下起布衣，用这些人取得天下。如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为亲爱的故人，所诛皆平生所仇怨者。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他们怕陛下不能尽封，又怕被怀疑平常犯有过失而被杀，因此相聚谋反。”刘邦担心地问：“那怎么办呢？”张良问：“君臣都知道陛下平常最恨的人是谁？”刘邦想了想，说：“雍齿与我有旧仇，并多次使我受窘受辱。我想把他杀了，只因其立功多，故不忍。”张良说：“不杀就对了！请您赶快封雍齿以示群臣，君臣见雍齿被封，则谋反念头自消。”于是刘邦置酒大会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大喜，说：“雍齿尚且被封为侯，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就是雍齿“造怨而封”的事，可见雍闾是雍齿的后代。
这些南中大姓，虽为汉人，但却和中原或汉族地区的大姓不同。他们久居少数民族中间，熟悉了他们的语言，适应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或深或浅地融合于少数民族社会。《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
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
这段记载中，“遑耶”、“耶”等令人费解。刘琳同志认为，“耶”，似谓族姓，外来人加入其氏族或结成同盟，就是与夷为姓，就是“遑耶”；其本部落之诸氏族是为“自有耶”。顾千里校谓“与夷为姓”当作“与夷为婚”，“诸姓”当作“诸姓婚”，亦可备一说。刘琳同志提供了彝族人士岭光电先生对“遑耶”的解释：“遑耶”以音言略近于彝语，读furyi，意即“姻家”（fur，通婚；yi，房屋）。读了岭光电先生对“遑耶”的解释，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遑耶”即指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自有耶”即少数民族内部通婚，“百世遑耶”即汉人与少数民族世代通婚。汉人大姓与少数民族通婚，在当时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社会，夷多汉少，汉族大姓若恪守夷汉不婚的陈腐观念，就不能使种族繁衍下去。汉人大姓与少数民族的通婚，也巩固了他们在南中的社会基础，扩大了他们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他们与中原王朝有矛盾，能获得少数民族的支持，他们与朝廷命官有仇怨，能煽动少数民族起来为他们报仇。
正因为他们在南中地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关系有较强的独立性。当他们拥戴中原王朝时，能与之积极配合，当他们反对中原王朝时，便割据自保。如东汉初期，公孙述割据巴蜀，建号称帝，牂柯郡大姓龙氏、傅氏、尹氏、董氏、谢氏“保境为汉”，拒不依附公孙述。
除汉人大姓以外，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首领。《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对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具有更大的号召力。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同样影响着南中地区的治乱。前面所说东汉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的事就是一例。再比如，西汉末王莽时，越嶲郡太守枚根任邛都少数民族人长贵为军侯。王莽新朝倒台，中原群雄逐鹿，长贵乘机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公孙述割据巴蜀，长贵降附于公孙述。光武帝打败公孙述后，为了安抚越嶲郡的少数民族，封长贵为邛谷王。建武十四年（38），又任命长贵为越嶲郡太守。少数民族的首领中，长贵是任郡守职位较早的一个，这可能与他汉化程度较深有关。但长贵并不愿像汉族官僚那样受朝廷约束。建武十九年，东汉武威将军刘尚奉命镇压益州郡少数民族起义，路过越嶲郡。长贵听说后，怀疑刘尚平定南边后，威法必行，自己会受拘束，便聚兵起营垒，招呼诸君长，酿制许多毒酒，准备以劳军之名给刘尚军喝，然后袭杀之。不料计划泄露，刘尚先分兵占据邛都，将长贵袭杀，将其家属徙往成都。长贵之事，也反映了封建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首领的矛盾。
纵览南中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史，有两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第一，巴蜀地区和南中地区具有密切的联系。从地理上讲，巴蜀的西南部就是南中的一部分，秦汉开发南中，其五尺道及西南夷道起点也始于巴蜀，而且修路的财力、物力、人力也取之于巴蜀。从经济上讲，巴蜀商人早在秦汉时就沟通了两地的商业交流，巴蜀的物产、特产不断流向南中，南中的土产特产也流入蜀中。不但如此，中央王朝向南中的移民，也有很多是巴蜀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带去了汉族先进的文化。从政治上讲，中央王朝派往南中四郡的长官也多为巴蜀人，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三条纽带，结成南中与内地牢不可破的联系。
第二，中央朝廷对南中地区的政策，朝廷在南中地区行政长官的执政水平及清浊贪廉，南中地区的汉人大姓及少数民族首领对中央政府的态度，都会对南中社会的治乱产生影响。
东汉王朝崩溃以后，中原地区有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真正全国统一的中央王朝。
刘备、诸葛亮建立的蜀汉政权，是巴蜀地区具有国家行政职能的政府，历史把维系南中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开发南中的任务赋予了蜀汉政权。
刘备、诸葛亮等人该怎样从历史中总结经验，从而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呢？
二
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聪明人能从中总结出深刻的经验。
早在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就提出了“南抚夷越”的理论。
那时候，刘备既无荆州，也没益州；诸葛亮既不是军师将军，也不是丞相。除了那座草庐之外，一切都还是虚无飘缈。然而，诸葛亮在那座草庐中所订的全盘战略规划中，却放进了“南抚夷越”这颗重要的棋子。
诸葛亮的理论当然来自历史经验。他了解历史，了解南中的治乱兴衰，了解巴蜀与南中的密切关系。既然要“跨有荆益”，怎么能忽视南中呢？
十七年过去了，当年计划中的合理部分早已变成了现实，诸葛亮已经成为受刘备遗诏辅政的顾命大臣，他所当政的蜀汉政权，不仅统治着汉中、巴蜀，而且也管辖着南中。
历史的经验不但启示诸葛亮提出“南抚夷越”的理论，历史的发展又把实践这个理论的任务交给了他。如果说，当年的布衣诸葛亮对“南抚夷越”，只是从战略的角度予以阐述，那么，现在的丞相诸葛亮深深感到实践这个理论的迫切和重要。
“南抚夷越”，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平定南中，稳定南中，开发南中。
平定南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隆中对”的战略规划与现实发展有所出入。蜀汉政权只是实现了据有益州，并未保持住跨有荆益。如果说，南中对跨有荆益来说具有稳定后院的意义，那么南中对独据益州的蜀汉政权，不但有稳定后院的意义，还有增强蜀国国力，确保它与魏、吴三足鼎立的意义。
平定南中之所以迫切，是因为自从蜀汉建立以来，南中就没有过真正的稳定，而且形势越来越紧迫，越来越复杂。
刘备、诸葛亮在占领益州后，为稳定南中作了很大的努力。根据历史的经验。他们对派往南中官员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生怕由于用人不当，激化了南中与蜀汉的矛盾。
第一任派往南中的长官是邓方。邓方字孔山，是南郡人，在荆州时便加入刘备集团，又随刘备入蜀。刘备人蜀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年（215），改犍为属国为朱提郡（治今云南昭通），任邓方为郡太守。后来，又任他为安远将军、庲降都督，总管南中事务。当时人评价邓方，说他“安远强志，允休允烈，轻财果壮，当难不惑，以少御多，殊方保业”。可见邓方负责南中事务是很称职的。
蜀汉章武元年（221），康降都督邓方逝世，南中负责人的人选又成了大问题。在诸葛亮看来，邓方论才干，论品德，无疑都是统管南中最合适的人选，但就是这样的人选，在管理南中的六年中，也没使那里风平浪静。他不由得想起六年来发生的几件事：
建安二十三年，越嶲郡夷帅高定在郡内发动叛乱，派军围攻新道县（治今四川屏山西）。多亏犍为太守李严率兵急救，将高定叛军打退。高定受此打击，气焰略有收敛。诸葛亮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也没有对越嶲大举征讨。但谁能保证高定不会死灰复燃呢？
建安二十四年，正当刘备率军在汉中与曹军鏖战正急时，孙吴左将军、领交趾太守士燮引诱益州郡大姓雍闿等，煽动郡人叛离蜀汉，一时郡内汹汹。此外，越传、牂柯也出现了动荡不安的迹象。诸葛亮此时本应该镇守成都，为刘备汉中前线输粮补给，但为了兼顾南北，却不得已曾一度屯驻于地处越嶲、益州、牂柯之间的江阳（治今四川泸州）。
不久，益州郡大姓雍闯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了，他不但杀害了郡守正昂，还不断派人与孙吴联络。为了阻止雍闿与孙吴接近，诸葛亮又派成都人张裔任益州郡守。雍闿见张裔到任，又用迷信手法煽动少数民族说：“新来的张太守，就像个用葫芦做的壶，外表虽光滑而内里粗糙。鬼神命令你们不要杀他，把他绑起来送到吴国去。”
对于南中发生的这些事情，蜀汉政权早就应该给予彻底解决，但刘备、诸葛亮实在没有精力顾及。因为比这里更严重的事还要等他们处理，特别是邓方逝世时，蜀汉正处在与东吴争夺荆州的紧急关头，这是要处理的头等大事。至于南中问题，当时要紧的是暂时把局面维持住。
诸葛亮并不认为邓方无能，他知道，邓方做到这步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他不在了，派谁去接替他呢？他与刘备商议的结果，是派李恢去。
李恢出身于南中大姓，他是建宁俞元县（治今云南澄江）人。在刘璋任益州刺史时，李恢任建宁郡督邮。李恢不仅是南中大姓，他的亲戚也是大姓。他的姑父爨习就是南中着名大姓爨氏家族首领。爨习任建伶（治今云南晋宁）县令时，有违法之事，李恢也因此受到牵连，都应被免官处理。那时董和任郡太守，他为了利用大姓稳定南中，没有将他们免职。后来，董和还把李恢推荐到成都任职，李恢走到半路，正赶上刘备进攻刘璋。他知道刘璋难成大事，便改道北上，投奔刘备。在绵竹遇到刘备后，又随刘备至雒城。刘备派他到汉中联络马超，他便说服马超，一同为攻下成都尽力。李恢的身份，李恢的才能，李恢的忠诚，得到了刘备的重视、赏识和信任。刘备为益州刺史时，任李恢为功曹书佐、主簿。有人污蔑李恢谋反，刘备不信，不但不予处罚，反而迁其为别驾从事。李恢有南中大姓的身份，有治理地方的才能，对蜀汉忠诚不二，是接任邓方理想的人选。
刘备把李恢召来，问：“如今邓方已去世，你看谁能接替他？”
李恢倒也干脆，他说：“西汉时，孝宣皇帝准备攻打羌人，物色指挥官，赵充国就说：‘没有人比老臣更合适了。’如今我不自量力，想作赵充国，希望陛下考察。”
刘备听了，高兴地说：“我的本意，就是想让你去啊！”于是，便任命他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驻平夷县（治今贵州毕节）。
李恢出任庲降都督后，刘备便全力进行东征。夷陵失败后不久，刘备便在白帝城病倒了。就在这一年年底，蜀汉汉嘉太守黄元举兵反叛。黄元叛乱虽在第二年三月被平定，但影响极其恶劣。汉嘉郡邻近越嶲郡，黄元的叛乱给南中不臣服的大姓们造成一个印象，即蜀汉政权统治不稳。再加上刘备逝世，南中的局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
在越寓郡，越嶲叟大帅高定又掀起反蜀浪潮，他自称王，并派斯都耆帅李承之杀害郡将焦璜。
在益州郡，雍闽不但杀了太守正昂，又将新太守张裔绑送孙吴。张裔在孙吴流徙伏匿了好几年，直到建兴元年（223），蜀汉派邓芝使吴才被接回来。雍闽又接受了孙吴对他永昌太守的任命，跃跃欲试，准备赴任了。
在牂柯郡，郡守朱褒也心怀异志，准备反叛。
南中的形势，非常严峻！
就个人感情而言，诸葛亮恨不得一下子把高定、雍闿等人的气焰打下去。特别是雍闿，他竟然把张裔绑送孙吴，使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那些日子里，他寝食难安，悲伤和愤怒，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他。然而理智告诉他，现在南征不是时候。
夷陵新败，损兵折将，国力十分虚弱，若此时南征，军力财力均嫌不足；
国主新丧，新主庸弱，万机决于自己，若决策有误，一失足便会成千古之恨；
吴蜀反目，联盟破裂，曹魏坐收渔利，若不从根本上改变，兴汉大业何能实现！
想到这些，诸葛亮以极大的毅力克制住了感情的冲动，对南中问题表现出了最大的忍耐。
为了表示蜀汉对越嶲郡仍行使着统辖权，诸葛亮又任龚禄为越寓太守，但又允许他不去触动高定，而是停留在离越嶲郡治邛都八百里的安上县（治今四川屏山西），遥领太守。
为了稳住益州郡大姓雍闿，诸葛亮又让李严给他写信，劝他悬崖勒马，服从蜀汉统辖，李严苦口婆心，给雍闿的信足足写满了六张纸。但雍闽仅仅回了一张纸，纸上只寥寥写了这样傲慢无礼的几句话：
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
雍闿的意思很明显：天下应当只有一个君主，现在竟然出现了三个，就不能再有第四个、第五个吗？显然，他是要做三国之外的第四个君主。尽管雍闽态度如此傲慢，气焰如此嚣张，诸葛亮却没有动雷霆之怒。他静静地等着，时时关注着，他寄希望于南中四郡中，有忠于蜀汉的势力遏止一下叛贼的猖獗，寄希望于南征的时机早点成熟。最能说明诸葛亮对南中问题委屈求全的，莫过于他对牂柯郡太守朱褒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