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指出，有人认为蜀汉诸葛亮死后，后主即任用黄皓专权政治腐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之副，延熙九年（246）先卒。继由“号为清能”的吕义代董允为尚书令，直到延熙十四年（251）吕义卒后，陈祗以侍中守尚书令，才逐渐与黄皓互为表里，以专国政。但黄皓真正独专国政，是在蜀国接近灭亡之时，即在景耀元年（258）陈祗卒后，这在《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讲得很清楚。
诸葛亮北伐，进驻汉中整八年，在这期间，朝中之事始终由蒋琬、董允、郭攸之等人负责，诸葛亮则专心北伐，无后顾之忧。这说明蜀汉君臣之间彼此信任，没有猜忌。
不但蜀汉君臣之间无猜，臣与臣之间的互敬互信也蔚然成风。比如蒋琬任益州刺史，他发现费祎比自己能干，坚决要求把益州刺史之职让给费祎。结果费棉任益州刺史，“当国功名，略与琬比”。费祎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在任尚书令时，“军国多事，公务繁猥”，而他“每省读书记，举日暂观，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忘”。他常在吃早饭时处理政事，在此期间，他是又接待宾客，又饮食嬉戏，又与人棋枰博弈，又把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后来董允代费祎任尚书令，也想学着费祎的样子，不料没过几天，就耽误了很多事。董允感叹地说：“人才力相悬若此甚远，此非吾之所及也。听事终日，犹有不暇尔。”董允此言，对费祎之才充满钦佩之情，绝无忌贤妒能小人之心。
诸葛亮作为辅政大臣，对下属从无狐疑猜测，而是充满了信任，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姜维。
姜维字伯约，是天水冀县（治今甘肃甘谷东）人。姜维本是魏国中郎官，参天水郡军事。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军向祁山，姜维归附蜀国。一般人是不敢轻易信任敌方降将的，但姜维很快就得到了诸葛亮的信任。诸葛亮退回汉中，姜维丢下老母妻小，只身随蜀军退入汉中。后来，姜维接到母信，“令求当归”。姜维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就凭这两点，诸葛亮认为姜维是值得信赖的。他对姜维的评价是：“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即李邵）、季常（即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他又给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写信说：“让姜维先在汉中训练中军虎步兵。姜维敏于军事，深通兵法，又有胆量义气。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训练完毕，即遣其入宫，觐见主上。”从此以后，姜维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蜀汉后期的栋梁。
诸葛亮的第一位继承人蒋琬，深受诸葛亮虚心纳言、开明待下风范的影响。有一次，他与杨戏论政事，戏“时不应答”。有人向琬说：“你与杨戏论事，他居然不理，太不尊重你了。”蒋琬不仅不生气，反而回答说：“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督农杨敏说蒋琬“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监察官请治杨敏罪。蒋琬制止说：“吾确实不如前人，不能治杨敏罪。”监察官同意不治罪，但要追问“愦愦之状”为何？琬又阻止说：“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来杨敏犯重罪入狱，众人以为必死，而琬却公正处理，免其重罪。这种处事公允、上下无猜的事例，在蜀汉臣僚中还可举出许多。
我们说，蜀汉政权人与人之间互敬互信，不像魏、吴中后期那样争权夺利，并不是说蜀汉政权内没有争权夺利之人。李严就是一个安身求名、追逐荣利之人，但他不忧国事、只谋私利的卑劣行径很吃不开，与诸葛亮一起上表要求罢免李严的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祎、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雍、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淇、盛勃、樊岐二十二人，可见多数人都不赞成李严的行为。魏延也是一个在关键时刻闹个人意气的人。诸葛亮逝世后，蜀军从渭南撤回汉中，杨仪为诸葛亮长史，本负责“军戎节度”之事，便指挥军队撤回。魏延平时就看不起杨仪，听到这个消息，竞说出“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的话来。他违抗诸葛亮去世前的安排，带兵先据南谷口，准备截杀杨仪。但魏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一下子都离他而去，可见魏延的行为也是不得人心的。杨仪也是一个争权夺利之人。他任尚书时，蒋琬只是个尚书郎。后来他们虽然都做了丞相参军、长史，但杨仪每次随从诸葛亮出征，都承担了辛苦繁重的任务。诸葛亮逝世后，推荐蒋琬任尚书令、益州刺史。杨仪被任为中军师，手下无兵马，只是个闲职。杨仪觉得自己资历比蒋琬深，才干比蒋琬高，很不服气，“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杨仪这么一来，众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大家都不理他，杨仪一下子就成了孤家寡人。当时只有费祎前去探望安慰他，但揭发杨仪不轨之言的也是费祎，可见费祎也和他不是一条心。李严、魏延、杨仪等人在蜀汉臣僚中算是有文武才干的，但他们争权夺利，最终众叛亲离，非常孤立，不是从另一方面说明蜀汉官员整体上公忠体国的风气吗？
蜀汉官员多恪尽职守之人。
诸葛亮的继承人蒋琬、费祎二人，在治理国家方面颇有诸葛亮尽职尽责的遗风。陈寿说：“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可见他们在“保国治民，敬守社稷”方面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
吕义任多处地方官，无不尽职尽责。任新都、绵竹令时，“乃心隐恤，百姓称之，为一州诸城之首”。任巴西太守时，诸葛亮因连年出兵，各郡被征调新兵时，大多不能及时向前线供应，而吕义能“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任蜀郡太守时，正值诸葛亮去世，蜀郡因是国都所在，户口众多，许多逃亡的士兵冒名顶替，在户口上搞了许多花样，以逃避政府的监管。吕义到任后，“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后来，吕义入朝任尚书，又代董允为尚书令，在此期间，“众事无留，门无停宾”。
其他人为官尽职的记载也屡屡见诸史书。王离为督军从事、犍为太守时，“推法平当，治有美绩”。何祗任汶山太守时，“民、夷服信”。邓芝任广汉太守时，“清严有治绩”，为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张翼任床降都督、绥南中郎将，因持法严刻，当地的少数民族不喜欢他，致使刘胄造反作乱。张翼领兵讨伐，还没将刘胄击败，就接到要他回成都的诏令。下属们认为他应该马上赶回成都接受处分，而张翼却说：“不然。我是因：勾辖区动荡，朝廷认为我不称职而被召回的。但现在接替我的人还没到，我应当抓紧运送储备军粮，为新任都督平乱准备条件，怎能因被削职而荒废公务？”他继续指挥毫不懈怠，直到接替他的马忠到后才离任。马忠凭借他所准备的条件终于平定了刘胄之乱。应该说，张翼是个不很称职但很尽职的官员。
蜀汉吏风清廉。
蜀汉的清廉吏风最为突出，而且也同样是具有传统性的。刘备入蜀以后，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铸新币，甚至把帐幔上的铜钩都拿来铸钱。有人认为这是刘备日暮途穷、铸造劣币的信号，其实这正是刘备清廉的表现。蜀国的货币重量虽轻但质量不差。蜀汉建国之初，需要大批的铜铸钱以解决财政困难，更需要大批的铜铸造兵器，以满足战争需要。刘备用帐钩铜铸钱之事见于南朝齐崔祖思的奏章：
汉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身衣弋绨，以韦带剑，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人十家之产，不为露台。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魏武遣女，皂帐，婢十人，东阿妇以绣衣赐死，王景兴以淅米见诮。宋武节俭过人，张妃房唯碧绡蚊帱，三齐茌席，五盏盘桃花米饭。殷仲文劝令畜伎，答云：“我不解声。”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历观帝王，未尝不以约素兴，侈丽亡也。
崔祖思在这里列举了汉文帝、刘备、曹操、宋武帝等人的节俭事迹来说明俭兴奢败的道理。刘备以帐钩铜铸钱，被后人看作是生活节俭的表现。
如果说刘备的生活俭节是迫于建国初财政窘迫的压力，那么诸葛亮则对节俭清廉有着更自觉的认识。诸葛亮深知，他所治理的蜀汉在三国中是最小最弱的。以最小最弱的蜀国，抗衡最大最强的魏国，他的国家，他的臣僚，他的百姓要承担多么大的压力！为了不被压跨，他的国家要自强！要经济上自强！要政治上自强！要军事上自强！
经济上自强，是靠一系列积极措施发展生产。
政治上自强，是靠一系列开明措施凝聚臣民。
军事上自强，要以经济、政治自强为坚实基础。
诸葛亮认为：“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
不猜忌，不倾轧，互敬互信，可使统治集团内部和睦，上下一心，产生无穷的力量。吏风清廉，以示与百姓同甘共苦，可使整个国家和谐，政权运转效力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诸葛亮以身作则，努力使蜀国的吏治清廉。在诸葛亮的示范和推动下，蜀汉的官吏清廉者居多。
董和，生活简朴。刘备入蜀后，董和任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具有如此地位，他“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干机衡，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担石之财”。诸葛亮曾两次与群下教令，表示对董和的追思。
张嶷，在蜀汉任州从事、都尉时，曾经得病，而且越来越重。但他“家素贫匮”，没钱医病。他听说广汉太守何祗为人通达厚道，便让人抬着到了何祗处，求他助自己治病。张嶷与何祗并不熟识，但何祗并未因此将他拒之门外，而是“倾财医疗，数年除愈”。一个州从事、都尉有病竟无钱自医，要靠别人帮助，可见其清苦至极。
诸葛亮亲自选拔的接班人费祎，在诸葛亮逝世后，官做到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蒋琬卒后，他实际上掌握蜀汉军政大权。费祎虽官位显赫，却“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颇有诸葛亮的风范。
姜维在生活上也很廉洁。蜀国的郤正曾这样评价他：“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鳗，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
邓芝任将军二十多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尚书令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吕义“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这些文献记载，实录了蜀汉政权中一个个清廉官吏的形象。
在诸葛亮死后不久即建兴十五年（237），蜀郡江原县长朱游“被上官诬劾以逋没官谷，当论重罪”。县主簿功曹常播“诣狱讼争，身受数千杖，肥肤刻烂，毒痛惨至，更历三狱，幽闭二年有余”。这次贪污案件终因不实平反，但却反映了蜀汉反贪刑罚的严峻。它从另一面证明蜀汉的廉政建设，在诸葛亮等人的倡导下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诸葛亮二十七年的执政实践，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广开言路、恪尽职守、严明法纪、忠顺勤劳，尤其是廉洁奉公等政治品质方面，给予他的第二代继承人蒋琬、董允，第三代继承人费祎、姜维等人以深深的影响。在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中，就选拔培养德才兼备的继承人来说，诸葛亮所收到的实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人民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最具权威性。诸葛亮死后“百姓苍祭，戎夷野祀”。甚至在五百余年后的唐代，“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这是无词的颂歌，无言的褒奖。诸葛亮受到蜀汉人民如此追思、怀念，难道不是蜀汉官吏廉洁、政治清明的显证吗？！
我们比较了三国时期魏、吴、蜀的社会政治概况，指出了蜀汉的治理比起魏、吴要好得多。从整体上说，蜀汉政权比较廉洁，官吏贪污腐化现象要少一些，因而蜀汉政治要清明一些。
但我们不是说，蜀汉是百姓的天堂。蜀汉在三国中地域最小，人口也最少，因而人力物力受到限制，经过连年的战争，尽管诸葛亮等人注意节约民力，但战争所带来的兵役、运役、赋税负担，仍然是很沉重的。
但蜀汉的百姓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刘备建安十九年（214）进占益州，从建安二十年到蜀汉亡共四十九年，其间魏国爆发了十二次农民起义，吴国二十三次，而蜀汉仅发生了二次。各国在同时期内农民起义的多少，直接反映了该国阶级矛盾的激烈或缓和，而这又取决于该国政治的清明或腐败以及农民受压迫剥削的程度，这是历代封建统治的无数事例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孔二产有句名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说蜀国百姓的生活比魏、吴要好很多，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说蜀国百姓忍耐力和承受力优于魏、吴，恐怕也是不科学的。
惟一可以说服人的解释是，蜀国的政治清明，诸葛亮及其后继者以身作则，官吏们（当然不是全部）廉洁自好，对减轻农民的负担有利，从而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
政通才能人和。人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人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诸葛亮治蜀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