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织业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引以骄傲的行业。左思《蜀都赋》说：“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成都城内，织房鳞次栉比，机杼声声相和。锦织成后，织工们把它们拿到蜀江中濯洗，洗濯过的锦，花纹艳丽，胜于初成。据说，只有用蜀江水濯成都的锦才能有此效果，别地方的水都不成。所以，蜀江又有锦江之称。
岂止江因锦而更名，甚至城也因锦而有别称。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晓看红湿处，花簇锦官城。”
锦官城，即成都的别名。锦官城，顾名思义，是因锦官所在而得名。锦官，是管理织锦业的机构。《华阳国志·蜀志》载：
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
《初学记》卷二七《锦第六》引《益州记》载：
锦城在益州南律桥东流江南岸，蜀时故锦宫（或为“官”之误）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锦官就设在成都城南夷里桥南岸道西。成都的锦官城之称即由此而来。
据着名史家缪钺先生考证，成都设置锦官始于蜀汉。
锦官的设置，说明蜀汉政权对织锦业的重视，它极大地促进了织锦业的发展。
三国时期蜀锦天下闻名。《初学记》卷二七《锦第六》引《丹阳记》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孙吴江东地区尚没有织锦业，曹魏中原地区虽有织锦业，但远不能满足需要。“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魏、吴两国都向蜀汉购买大量蜀锦。
《后汉书·方术·左慈传》中记载的一个神话故事中，反映了曹操派专人到蜀国购买锦缎的事实。曹操以后，魏国仍大量从蜀汉买锦。《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记载了魏文帝的一道诏书，说：“前后每得蜀锦。”可见其多次购买蜀锦。
至于孙吴购买蜀锦，史书记载就更多了。《三国志·吴书·蒋钦传》记载，孙权曾来到蒋钦的家里，见蒋钦母亲用粗布的帐子，普通的绸被，“叹其在贵守约，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同书《诸葛瑾传附诸葛融传》说：“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我们知道，江东此时尚不能织锦，而孙权御府中所藏之锦以及臣僚们所用之锦，全都是来自蜀汉。
刘备入蜀前，益州的织锦业就很发达，所以蜀汉的织锦业在三国中具有先天优势。诸葛亮十分懂得利用这种优势，他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从“民贫国虚”这句话看，诸葛亮说这些话时很可能在夷陵之战前后。这期间，蜀汉对锦的利用也确实够充分的。夷陵之战前，刘备听说曹操去世，“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夷陵之战中，刘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夷陵之战后，诸葛亮派邓芝使吴，与之重结旧好。邓芝带去“马二百区，锦千端”。孙吴使者张温至蜀，回国时，后主刘禅赠张温“熟锦五端”。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受遗诏辅政，闭关息民，鼓励耕织，更没有放松对蜀锦的生产。蜀国亡时，府库里仍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除去与吴魏交易、赏赐、送礼及本国消费后，仍有如此巨额库存，可见蜀汉丝织品产量之大。
说到蜀国经济，不能不提到它的商业和货币。
左思《蜀都赋》有一段文字专门描写成都的商业：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堀诡，奇于八方，布有梓花，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
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成都大城之西有一座小城，商贸市场就在其中。可以说，这就是成都的商业城。在这个城中，万商汇集，市肆排列，货物堆积，万头攒动。商人把各地的物品带到此处，又把本地的物品带到他方。当然，左思所描写的情况不仅仅是指蜀汉时的成都。例如临邛竹杖传到大夏事，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说：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着，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远矣。
由此可见，临邛竹杖早在西汉时就已传到南方很远的地方。又如蒟酱，《蜀都赋》李善注说：
使唐蒙讽晓南越，食蒙以药酱。蒙问所从来，答曰：“西北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故《汉书》曰：‘感蒟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也。’”
可见益州的蒟酱也在汉代传到今两广地区。
但是，《蜀都赋》所描述的繁荣景象主要属于蜀汉时期。只要看看蜀汉时期的货币情况，就可以想见当时的商业状况，因为货币与商业流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刘备进入益州后，国家财政一度出现危机。造成朝中府库空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刘备与刘璋之间展开近一年的争夺益州之战，战争使益州的经济受到破坏。另一个是刘备在未攻下成都时就已对众将士许愿：“攻下成都，府库百物我一点不要，全给你们。”许愿就得还愿。等到成都攻下后，众将士纷纷丢下于戈，跑到府库中竞取宝物。结果府库一抢而空，国家财政陷入困境。
见到刘备愁眉不展，刘巴给刘备出了个主意：“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刘巴这一招果然奏效，一方面，发行大面额的货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另一方面，却用超经济强制手段，平抑物价，不许物价上涨。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物价上涨，而刘备集团却用一只经济之手增铸货币，又用另一只权力之手抑止物价。这种解决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矛盾的办法，恐怕只有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才能行得通。刘备集团用这种办法使国家财政迅速好转。
但是，决不能认为封建社会便不可以受经济规律制约。只要通货膨胀，就会使物价指数上升，这种上升虽然可用权力控制一时，但不能长久有效。长久有效的办法是发展生产，使物品数量也随着货币的增加而增加。刘备、诸葛亮等人不是杀鸡取卵式的目光短浅之人，尤其在诸葛亮心目中，发展生产具有重要位置。所以，对于一个重视发展生产的政权来说，通货膨胀的政策未必不能起到促进社会经济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刘巴的建议对蜀汉初期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
蜀汉的货币情况，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二四引洪遵《泉志》说：“蜀直百钱，建安十九年刘备铸，《旧谱》云：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又有传形五铢钱。顾烜曰：传形五铢，今所谓蜀钱，时有勒为直百者，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称量如一，三吴诸属县行之。”从这个记载中，我们知道蜀汉新铸大面值货币有三种：
一种是直百钱，即蜀汉初期刘巴建议铸造使用的那种。这种钱直径长七分，重四铢。
再一种是直百五铢钱，这种钱比直百钱大，直径长一寸一分，重八铢。
第三种是传形五铢。这是一种与自西汉以后一直流行的五铢钱有很大不同的蜀币。陶元珍《补三国食货志》引《钱录》说：“顾烜谱谓昭烈铸传形五铢，盖五字居左，铢字居右，仿传形半两为之。”通行汉代五铢钱，“五铢”两字从右往左念，而蜀汉的传形五铢钱，“五铢”两字是从左往右念。不但如此，五铢的“铢”字，是“金”旁：在右，“朱”字在左，极其特殊。这种特殊的币面，是因为当时“戎马倥偬之际，鼓铸或从省钱，但反其文以别为正书之五铢，而贾亦直百也”。
蜀汉这三种货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面值高，相对传统五铢钱，都是以一当百。这样，在同样多的铸铜中，货币值却增加了一百倍。第二，货币的质量很规范，径长七分者重四铢，径长一寸一分者重八铢，且大小称量如一。这种情况，说明国家冶铸专营的技术水平高，管理严格，而且蜀汉政权很重视货币的质量。
关于蜀币发行的数量，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1978年，四川威远黄荆沟发掘出大批窖藏蜀汉货币。据统计，共有一千七百零三枚，其中“直百五铢”有四百三十五枚，“传形五铢”四百枚，共八百三十五枚，占总量的一半。当时这种大面值的货币数量不少，同其他一半小面值的五铢钱混合使用，使货币流通灵活方便。一处窖藏如此多的钱币，表明蜀汉时期益州地区货币流通的普遍性。
从史籍中，我们没有发现蜀汉地区由于货币量的大量增加，一部分货币面值的增大，引起物价飞涨的记载。
如果蜀汉的物价是稳定的，那么，蜀汉货币量的增加，多种五铢钱的大量使用，应该被视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较为富裕，商业流通活跃、社会经济繁荣的一种标志。
五
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人人都从事各类政治斗争，因而人人都在政坛上据有一席。但他们并非人人都是政治家。从政之人，或有深刻的政治思想，或有进步的政治主张，或有成功的政治实践，方无愧于政治家的称号。上述三方面条件具备，方可称为杰出的政治家。
诸葛亮可称为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诸葛亮融通儒法政治思想之长，体现了其政治思想的深邃，这在《孜孜求治》一节中已经讲述。
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主张，实质上是对统一、强盛、兴旺国家的追求。他所要兴复的是“光武中兴”式的汉，而不是桓、灵、献帝式的政治昏暗、四分五裂之汉。这在《待时高歌〈梁父吟〉》一节中也曾谈到。
这里只说诸葛亮在政治实践上的成功。
着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的一个。一个治国者，他所治理的国家与他同时期的其他政权相比，成绩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着，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政治实践上最成功的吗？
诸葛亮治理国家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条：
第一，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步措施，“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这在前面已经讲述，此不再赘。
第二，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鞠躬尽瘁，笃志躬行，在所有封建政治家中，具有最崇高的品质和最完美的人格。这种品质和人格的魅力，对蜀汉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详述。
不见高山不显平地，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把三国的政治比较一下。
先看曹魏。
曹操也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他在立太子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致使当时政局出现了一次动荡。对于立曹丕为太子还是曹植为太子，曹操一度态度暧昧，犹豫不定。结果，曹丕、曹植各树其党，展开了对继承权的明争暗斗。杨修、丁仪、丁廙是曹植一党。丁廙甚至直接找到曹操，说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由于丁廙等人的鼓吹，曹操狐疑，有好几次都差点立曹植为太子。
曹丕也不甘示弱，忙找自己的党羽吴质商量对策。吴质当时任朝歌（治今河南淇县）县长，按当时法令，与外臣交结要受到制裁。曹丕便让吴质躲在箱子里，用车拉进府中。不料被杨修知道，杨修便将此事报告给曹操。曹丕非常害怕，忙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不要紧，明天你仍用这只箱子装一箱绢拉进府来，杨修必定再报告。主上这次必当面验问，到时候箱内无人，杨修必吃欺上之罪。”曹丕照计行事，果然一切如吴质所说。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曹丕、曹植的太子之争多么激烈。
后来，曹丕取胜，登上太子之位。当他即帝位之后，立即诛杀了丁仪、丁廙及其全家，不久又指使人弹劾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将其贬爵为安乡侯。
曹丕继承了曹操之位，也继承了曹操的许多长处，如文才武略、政治经验及其手腕等，都颇有其父的风范。但作为一国君主，曹丕在政治上也暴露出严重的弱点。他游猎无度，大造台榭苑囿，行不急之务。最为严重的是，他喜欢奉迎，听不进直言，刚愎自用。侍中鲍勋常常劝诫他：“今之所急，唯在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宜以为后。”从鲍勋的劝诫中，可见曹丕不是以军、农为先，不是对百姓宽惠为务，而是以个人享乐为先。
有一次，曹丕又要出去打猎，鲍勋拦住他的车驾，上疏说：“臣闻五帝三皇，无不明本以立教化，用孝道治理天下。陛下仁圣，心怀侧隐，若古代明君。臣愿您法前代圣王，立万世楷模。如今先王丧期未过，怎能迷于游猎之乐！臣冒死以闻，惟陛下察焉。”不料，曹丕竟将奏疏撕毁，田猎依旧。打猎中间休息时，曹丕又问身边的侍臣：“你们认为田猎之乐比听音乐怎样？”侍中刘晔马上顺着曹丕的心思说：“打猎比听音乐快乐。”鲍勋却不顺着曹丕，他说：“音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可使政治兴隆，天下太平，万邦安乐。所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更何况田猎还有暴露至尊于原野，伤害生育之天理，栉风沐雨不以时隙的害处呢！”鲍勋这番话已经使曹丕心里不痛快了，不料鲍勋又接着说道：“刘晔谄媚不忠，阿谀顺从陛下，就像春秋时梁丘据在遄台向齐侯献媚一样。请求治刘晔之罪以清皇朝。”
听了鲍勋一番话，曹丕的田猎之兴被扫个精光，他怒气冲天，回去后便将鲍勋从身边赶走，去做右中郎将。
鲍勋敢于直言而谏，实为社稷之才。尚书令陈群、仆射司马懿一起推举鲍勋为御史中丞，曹丕无奈，不得已而用之。御史中丞主管监察百官，鲍勋任御史中丞期间，“百僚严惮，罔不肃然”。但这样一个称职的官员，又一次因触犯龙颜而被罢免。黄初六年（225）秋，曹丕准备征吴，鲍勋谏道：
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令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
鲍勋的劝谏是有道理的，但因词语不给曹丕情面，讲了曹丕南征差点在江中翻船身亡之事，又使曹丕恼羞成怒，将他降为治书执法。
鲍勋直言敢谏，却偏偏遇上刚愎自用，不喜欢听反面意见的曹丕，所以不仅直言碰壁，而且自身也因此而丧命。
曹丕从寿春回京时，曾驻军在陈留郡境内。郡太守孙邕谒见毕，退出后又出去拜见鲍勋。因当时刚刚立营，各营之间仅有一些界线标志，尚无完全隔开，所以孙邕便没走正道，斜穿着走了过去。军令史刘曜认为孙邕大不敬，要将其治罪。而鲍勋认为，营垒还没完全建好，孙邕之举不为过，便将此事压下了。后来，大军返回洛阳，刘曜因事犯了罪，鲍勋上奏，要求把他罢官遣送回家。刘曜心中愤恨，便秘密上表揭发鲍勋私下为孙邕开脱一事。这下曹丕可逮住了鲍勋的把柄，当即下诏说：“鲍勋指鹿为马，逮捕交付廷尉！”廷尉经过审理，最后决定判处鲍勋五年徒刑。而负责复议的廷尉三官给予驳回，说：“依照律令只能判处罚交金子二斤。”曹丕听后勃然大怒，说：“鲍勋罪不能活命！你们竟敢宽纵他！我要将三官以下廷尉人员逮捕，交付刺奸处治，将他们一起处死！”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代理廷尉高柔等人知道后，一齐上表，请求曹丕宽恕鲍勋，曹丕不许，最后还是将鲍勋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