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层含义，是说话算话，决不自食其言，决不自毁成约。诸葛亮在祁山时，魏军司马懿率大军阻挡蜀军出山。当时诸葛亮为与曹魏大军持久抗衡，采用了“十二更下”制，即将前线部队分为十二部，每月用相应的后备兵力替下一部，让其休整。司马懿大军一下来了二十多万，而诸葛亮军只有八万。众人都劝诸葛亮说：“情况突变，敌军势力大增，我们是不是暂时让该休整的部队继续留在前线，以壮大我军声势。”诸葛亮说：“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那些该撤下的兵士已经收拾好了行装，待命回家，他们的妻子家人也延颈企盼，计其归日。所以虽临征战之难，定好的制度不能废止。”这件事说明了诸葛亮的以信执法。
另一层含义，是由于诸葛亮执法公平，深得众人信服。廖立是受诸葛亮制裁的人，流徙汶山郡后，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到汶山后，廖立竟失声痛哭。另一受过诸葛亮惩治的人李严，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后，竟激愤忧病而死。廖立、李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坚信，既然诸葛亮给了自己改过的机会，就一定会言而有信，终会再次重新启用自己。诸葛亮的逝世，使他们感到不会有人像诸葛亮那样公平执法了，他们再次出头的日子没有了，他们绝望了。
晋人习凿齿评论诸葛亮执法说：
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诸葛亮执法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出了法治自身所达到的最高层次。
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
百姓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
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
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意，受罚者刑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诸葛亮却达到了。因为诸葛亮所依靠者不仅仅是法家的法，还有仁爱、宽恕、诚信、克己等儒家精神，这些精神体现了诸葛亮的德。
诸葛亮的儒法融通，使儒家得到了充实，使法家得到了升华，使蜀汉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三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耳聪目明”是说他生理器官健康。
对一个执政者而言，“耳聪目明”则有新的含义：
耳聪，就是纳言，就是听得进各种人、各方面的意见。
目明，就是任才，就是能慧眼发现人才，任用人才。
只要是个健全、健康的人，差不多都能达到耳聪目明；但是，并不是每个执政者都能做到政治意义上的耳聪目明。
如果说耳聪目明是政治家的一种可贵品质，那么这种品质在诸葛亮身上就越发显得珍贵。因为夷陵之战后的蜀汉，在三国中国土最小，受战争创伤最重，国力虚弱，人才奇缺。要想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力，就得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集中大家的智慧。三国抗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才的抗衡，国土最小，就使人才的数量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如果执政者不具备发现人才的慧眼，那么蜀国就会丧失与其他两国的竞争力。
作为蜀汉的执政者，诸葛亮不但耳聪目明，而且在十多年的治蜀实践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发现并重用人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品质的完善，也是蜀汉政权的幸运。诸葛亮对纳言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
一个国家的执政者，能不能行纳言之政，有没有鲠骨诤臣，是关系到能否使国家兴利除害的大事，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存亡的大事。
怎样才能行纳言之政呢？诸葛亮认为要做到两点。
第一要做到“视微形，听细声”。所谓微形细声，就是指那些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事情和意见。而视微听细，不专心是万万不能做到的。他引用一句话，叫做“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如果把所有精力全都专注于百姓这个心上，“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就能够“视微之几，听细之大”。
第二要“多闻”，即“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多闻，即听取各种意见，既包括进善之忠言，也包括吁嗟之怨言。诸葛亮认为，个人的见识总是有限的，只有“集众思，广忠益”，依靠众人的智慧，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要避嫌疑，或者怕得罪人，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来商讨，就会给国家政事造成缺欠和损失；反之，如果经过大家反复商讨，就能像“弃弊而获珠玉”一样，获得有益的意见和办法。诸葛亮还特别重视下面的“怨声”、“危言”，即批评的、不满的、反面的意见。他说：“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逊。上无所闻，下无所说。”又说：“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他把能否听取反面意见，提高到一个国家政权有道或无道、兴旺或衰落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很有政治见地的。他深知一旦没有了谏诤，群臣们不敢讲真话，国家政治就会被欺骗和假话所淹没，被阿谀逢迎歌功颂德之声所包围和侵蚀。如果没有反面意见的警戒和促进，就有可能无法进步，甚至停滞倒退而走向反面。这就是他所说的“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的道理。
更可贵者，诸葛亮不是空发议论，而是言行一致，付诸实践。早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率兵同曹操在汉中展开争夺战时，诸葛亮就采纳了部属杨洪的意见，急速派兵增援汉中，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大军南征，临行前曾征求马谡的意见，马谡向他提了“攻心为上”的策略，也被诸葛亮所采纳。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兵北伐，需要留一个有才能的人留下任丞相府长史，以代理丞相管理蜀汉日常军国事务。他想把此任交给张裔，但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还应听听别人的意见。一征求别人意见，果然有不同看法，蜀郡太守杨洪就认为：“张裔天生具有明察事物的能力，他能够担负起丞相府长史的公务，但他处事不太公平，恐怕不能单独担此重任。”后来，诸葛亮虽然任张裔为丞相府长史，但又派了“方整有威重”的蒋琬协助他，显然是吸取了杨洪的意见。
对于不同意见，诸葛亮是持欢迎态度的。还在隆中隐居时，他的好朋友崔州平、徐庶等人就常和他一起探讨问题，在探讨中经常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正是这种争论，使诸葛亮觉得获益匪浅。自从占领益州，初建霸业之后，诸葛亮又实行参署制度，即让一些有识之士参与机要事务的议论与处理。在参署人员中，比较突出的是董和和胡济。董和字幼宰，刘备入蜀后被任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经常提一些好的建议。在他参署的时候，有时与诸葛亮意见不一致，双方的争辩讨论竟达十次之多。胡济字伟度，任诸葛亮的主簿，也常提出不同意见。为了鼓励大家都能像董幼宰、胡伟度那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诸葛亮曾一再发布《与群下教》。第一个教令说：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返，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以后，又发了第二个教令：
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街亭之役失败，诸葛亮退回汉中。在对这次战役中有过者处罚，有功者奖励之后，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诸葛亮又下了《劝将士勤攻已阙教》：
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入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跻足而待矣。
从以上三个教令中，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对不同意见的真诚欢迎态度。
集思广益，用的是众人的智慧；重用贤才，则不仅是众人的智慧，还有众人的能力和实干精神。
重用贤才，是诸葛亮治理蜀国的又一个重要的实践。
诸葛亮对贤才问题有着深刻的、系统的认识。
“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这是讲“举贤”对于治国的重要。
“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这是讲贤才对于国家的重要。
“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谷，直士出于众下。”这是讲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这是讲以诚挚的态度对待人才。
“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这是讲要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
诸葛亮为什么把举贤任才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大凡有眼光的政治家，没有不重视人才的作用的。三国之争，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才之争，没有人才便不能创业，没有人才便不能立国。而恰恰在立国兴业方面，蜀国面临着严重的人才问题。
在第六章中，我们曾说过，长期的荆州之争，特别是夷陵之战，使蜀汉方面失去了一大批人才，而生老病死无情的自然规律的作用，又使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让我们看看下面一些事实。
陈寿在论述蜀国人才状况时说：齐桓公手下文有管仲，武有王子城父；刘邦手下文有萧何，武有韩信，所以他们能成大业。而蜀国呢？诸葛亮的治国才干，“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
晋人习凿齿反对诸葛亮杀马谡之举，理由是：“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马谡是否该杀另当别论，但他指出的蜀国当时人才缺少应是事实。
孙盛也指出：“蜀少士人。”
袁准也不止一次地说，蜀汉“小国贤才少”，“良将少”。
看来，蜀汉的人才资源不足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看看蜀汉人才资源有限的严峻现实，我们就能理解诸葛亮为什么如此重视人才问题。再看看蜀汉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现实，我们就能体会到诸葛亮对有限的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我们可以这样说，蜀汉的人才资源在三国中是最少的，但蜀汉对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则是最充分的。
这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的孜孜努力。诸葛亮对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有效的，是成功的，是值得加以系统研究和总结的。
以德才兼备的标准衡量人才，这是诸葛亮用人的第一个特点。
衡量人才的标准从理论上说有三个，唯德是用，唯才是举，德才兼备。事实上，我们在三国中没有见过只问德行，不问才干的人。公然主张唯才是举的人是有的，那就是曹操。诸葛亮的德才兼备与曹操的唯才是举，在一般人看来是截然不同的，而我们认为，二者之间有同有异。
同在哪里？我们先看看诸葛亮所主张的“德”的内涵。
诸葛亮曾称赞蒋琬为“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说他“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还说他“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他称赞董和“有忠于国”，称赞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董允因“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李恢“公亮志业”，吕凯“守节不回”，王平“忠勇而严整”，都受到诸葛亮的重用。诸葛亮多次向蒋琬等人称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
与此相反，诸葛亮弹劾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弹劾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坐自贵大，臧否群士”。
上述一褒一贬，可以看出诸葛亮“德”的具体内涵，即对蜀汉政权的忠诚和个人品德尽可能的完善。当然，诸葛亮所褒扬之人，个人品德并非尽善尽美，有的人甚至有明显缺陷，但对蜀汉政权忠诚这点上，诸葛亮是容不得打半点折扣的。忠贞是诸葛亮衡量人才是否有德的最核心的内容。
难道曹操不需要忠臣吗？有几件事表明，主张唯才是举的曹操也是把握着忠于自己这条标准的。
曹操任兖州刺史时，曾任命东平人毕谌为别驾从事史。张邈叛曹，把毕谌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都抓走。曹操对毕谌说：“你的老母在那边，你可以去寻找她。”毕谌当时就伏地叩头，表示决不离开曹操。曹操竟被他的忠诚感动得热泪直流。不料毕谌一出来，立即投到亲人那边。后来曹操破敌，将毕谌活捉。众人都以为毕谌必死无疑，曹操却说：“夫人孝于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便任命毕谌为鲁相。
建安三年（198），曹操打败吕布，将其生擒于白门楼。吕布对曹操求饶说：“明公所担心的不就是我吗？我现在被您降服了，天下再没有使您担忧的事了。明公您统领步兵，我统领骑兵，则天下可定也。”曹操听了吕布这番话，不免有些动心，这时刘备提醒曹操说：“明公难道忘了吕布先后事奉丁原、董卓，又先后把他们杀死的事吗？”曹操听了，便下决心将吕布处死。
曹操任用毕谌，因为其忠孝；杀死吕布，是担心他不忠于自己。这一用一杀，不也反映出他同样需要忠于自己的人才吗？
用人先求其忠，诸葛亮的德才兼备也好，曹操的唯才是举也罢，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的是，曹操本身并非汉室忠臣，这样他对下属忠的要求便不那么理直气壮，他不便像诸葛亮那样公然提倡部下尽忠，只能用杀戮、高压、权术来驱使部下为其效力。诸葛亮则不同，他本身就以兴复汉室、诛杀逆贼为己任，他不但以忠作为衡量人才之德的主要标准，而且自己也对蜀汉尽忠竭诚，从而使德才兼备的标准更有感染力和约束力。
以诚心诚意的态度访求人才，这是诸葛亮用人的第二个特点。
心诚则灵。诸葛亮对诚心的感召力是深有体会的。想当年，他自己就是被刘备求才的诚意所感动，出山辅佐刘备的。如今，为了实现复兴大业，诸葛亮也怀着一颗诚挚之心，寻求着与自己志同道合、同心同德之人。
为了得到贤才，诸葛亮曾筑求贤台。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在华阳县（治今四川成都）北一里有一个台，叫读书台。相传为诸葛亮治蜀时所筑，用来“集诸儒兼以待四方贤士”。
为了得到贤才，诸葛亮鼓励下属向他举荐各种人才。阆中人姚仙，在刘备进益州后任功曹书佐。刘禅即位后，姚仙先被诸葛亮任为广汉太守，后随诸葛亮北驻汉中，为丞相掾属。姚伷曾向诸葛亮推荐很多文武之士，诸葛亮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伷学习。教令说：
忠益者莫大于进入，进入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
诸葛亮不但号召大家学习姚仙，还提拔姚仙作参军。他对姚仙特别器重，显然有助于鼓励大家荐举人才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