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国之主，向别人俯首称臣是痛苦的，他所要付出的，绝不仅仅是卑词恭顺，有时是尊严，乃至于权力。在这方面，孙权则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和智慧。黄初二年十一月，魏文帝接受孙权为臣，封他为吴王，并派邢贞为使下达策命。孙权必须带众臣到郊外都亭去接。邢贞自以为是上方使节，态度傲慢，孙权的臣下都觉得无法忍受，将军徐盛更是激愤，涕泣横流。他说：“我们不能为国家奋勇献身，并许、洛，吞巴、蜀，而使我们君主与邢贞这样的人结盟，真是耻辱啊！”别的臣下也认为孙权应该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接受魏国的策封，而孙权却坦然地说：“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曹魏又遣使让孙吴贡献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物，群臣都不主张给，孙权却说，我们正与西北的刘备相争，“江表元元，恃主为命，非我爱子邪？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孙权处理与曹操关系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争取外交主动，以对付刘备。事后，孙权在向众臣解释他之所以忍辱负重接受曹魏封号，答应曹丕的要求时说：“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陆逊选众以待之。闻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促其速发，便当与西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抑按，就其封王。”
正因为如此，孙权对曹魏方面的要求，能忍则忍，能接受就接受，实在不能接受，也不明确拒绝，而是采取软磨的方针。例如，魏国曾向孙权提出，拜孙权的长子孙登为东中郎将，封万户侯，但要叫他入魏为任子。所谓任子，就是人质，如果孙权真的把儿子送走，那么就会处处听任曹魏摆布，这是孙权万万不能答应的。但孙权又清楚，曹魏提出这个要求，是在考察自己是否真心归附，如果直接拒绝，就是向曹丕透露出了自己的真心，就会失去对付刘备的外援。于是，孙权既未答应，也没有直接拒绝，而是找了一个巧妙的借口。他对曹魏使臣浩周说，孙登年纪还小，不宜接受策封，等他稍长一点，又经过一定的礼仪训练之后再入朝受封。这个浩周，曾是于禁的部下，关羽攻打襄樊时，与于禁一起被俘。孙权袭取荆州，得到浩周，对他很好。曹丕称帝后，孙权又让他与于禁同返魏国。这次，浩周又随魏使前来，他对孙权的话自然深信不疑，他对孙权说：“如果陛下（指曹丕）不相信您派子入朝的诚意，我愿用全家百口的性命为您担保！”浩周回朝后，讲了孙权暂缓派子入朝的理由，又把孙权如何流涕沾襟、指天为誓的情形惟妙惟肖地叙述了一遍，说得曹丕果然相信了。为了使曹丕不产生怀疑，孙权又给浩周写信，托他为子孙登在曹魏夏侯氏中选个媳妇，以与曹魏联姻，又表示将派宗室孙长绪和大臣张昭陪同孙登入朝。黄初三年六七月问，吴蜀夷陵之战进入决战阶段，为了稳住曹丕，孙权又向曹丕表示愿派儿子入朝，并把入朝日期具体定为十二月。孙权这一招果然有效，当时曹魏内部有人主张应兴兵伐吴，“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则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然后再灭蜀，但曹丕拒绝了这个建议。孙权利用外交手段，不仅解决了北顾之忧，而且争得了外援以对付蜀国，取得了主动。
蜀汉方面则不是这样。本来，刘备欲伐孙吴，也需要联魏。曹操死时，刘备也曾派遣韩冉奉书吊唁，“并致赙赠之礼”，可以说是争取外交主动的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最后却失败了。因为刘备一贯是以“兴复汉室”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的，而曹操死后不久，曹丕便正式取代了汉朝，在这种情况下，刘备怎能放弃兴复汉室的目标去联魏攻吴呢？刘备把曹魏视作国贼，就使他不能利用魏、吴之间的矛盾，击吴还得防魏，结果陷于外交上的被动。由于孙吴与曹魏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曹魏曾扬言出兵助吴，这虽然仅仅是个姿态，但却使刘备不得不分散兵力来防魏。当刘备率大军东征时，同时又派黄权“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同时伸出双拳对付两个对手，这就是刘备在夷陵之战前外交上的被动状态。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显然都是吴优蜀劣，这是经过全面比较后的结论。
当然，这并不是说吴国在决定战争胜利的诸因素占有优势，其胜利就是必然的。此时吴国胜利还只是具有一种可能性。
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如何一步步地变成现实的呢？
四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既是名言，也是真理。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到其政治进程受到阻碍时，是不会轻易使用战争手段的。
占有荆州，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孙吴的政治任务。为此，孙吴在用其他方法达不到目的时，不惜采用战争手段。
据有荆州，确保对中原进行两路夹击的钳形态势，是蜀汉的政治任务。只要能保留荆州这个战略据点，刘备可以向孙吴做出必要的妥协。
现在，孙吴已全据荆州，蜀汉钳形夹击中原的政治任务已经无法完成，为了将政治任务贯彻到底，刘备最终选择了战争。
蜀汉章武元年七月，刘备亲统水陆大军浩浩荡荡沿江东下，杀向荆州。
这支庞大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人们有理由猜想，此次出兵在数量上要大大超过孙吴：刘备这次出兵，志在必夺荆州，因此必然要尽其全力。既然尽其全力，其兵众能少吗？刘备此次征吴，把孙吴“吓”得够呛。孙权先派人给蜀国送信求和，又令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致笺劝刘备息兵罢战，刘备一概予以拒绝。如果不是蜀强吴弱，孙权会有这种表现吗？
于是，有人就猜想，刘备的征东大军没有数十万人也有十数万。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
事实上并非如此。
刘备东征，的确是志在夺回荆州，他动员很大力量不假，倾全国之力却未必。上一节我们曾经说过，由于外交上的被动，刘备需要分出一部分力量防御北方的曹魏，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孙吴倾全力来守，蜀汉不能倾全力来攻的战争。退一步讲，即使蜀汉能倾全力来攻，其国力与孙吴相比不能算是强者。
孙权求和并不是害怕。当时孙吴已经得到荆州，上游的威胁已经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自然想避免战争，希望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与蜀汉的关系。因为战争要死人伤人，要消耗物资，即使是打赢了，也会使实力受到损失。但孙权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两封求和信上，他是认真做好了战争准备的。他把国都从建邺迁到武昌，以便指挥将要发生的战争。他接受了陆逊对荆州人士“普加覆载抽拔之恩”的建议，对荆州士人普加笼络。武陵人潘濬，被刘备任命为管理荆州事的官员。荆州失守后，潘濬不愿投降，“称疾不见”孙权。孙权派人用床把他抬进宫，呼着他的字说：“承明，昔观丁父，都俘也，武王以为军帅；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此二人，卿荆国之先贤也，初虽见囚，后皆擢用，为楚名臣。卿独不然，未肯降意，将以孤异古人之量邪？”感动得潘濬涕泣交横，呜咽不止。孙权见状，又让亲近用手巾为他擦脸，潘濬当即表示愿意归顺。从孙权对待潘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为争取荆州人心所做的努力。为了对付蜀汉的兴兵讨伐，孙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大都督、假节陆逊负责，统率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此为前线部队。第二线由诸葛瑾率众屯驻公安，此为第二梯队。第三线是孙权统兵驻守的武昌，此为总指挥部。第二、第三线是一线的后援，总兵力估计也不会少于第一线。这样看来，孙吴所动员的兵力当在十万以上。
蜀汉方面所动员的兵力有多少？史书上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仍可以根据有关记载做一较可靠的估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亡，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同书《陆逊传》也记载，陆逊率兵攻击刘备军，“破其四十余营”，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这两个记载告诉我们，夷陵之战，刘备全军覆没，数万人全部战死或投降。
这两个记载虽告诉我们刘备的东征军的大概数字，但仍不能使我们满意：数万究竟是几万？
《资治通鉴·魏纪·文帝黄初元年》记载：“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这个数字又令人怀疑。刘备志欲夺回荆州，用四万人去攻打陆逊五万守军，是不是少了点？我们知道，《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史实是以当时所能见到的史书为根据的，那么，四万人的数字是根据什么得来的呢？《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记载，刘备伐吴，孙权给曹丕上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资治通鉴》所说四万，当根据《魏书》而来。但这四万人只是“刘备支党”，即前锋部队，并不是刘备东征军的全部。
《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说：“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这里说刘备的东征军有八万余人，这个数字比较可信。在建安二十年刘备取得益州后不久，孙权出兵袭取荆州南三郡。那时刘备尚未取得汉中，还能率五万人东下，再加上关羽的荆州军至少也有七八万人。此次东征，刘备虽丧失荆州军，却得到了汉中，因此再拿出七八万人与孙权争夺荆州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吴蜀双方总的军事实力看，是吴强蜀弱，但就双方投入一线的兵力看，蜀军的八万对吴军的五万，不能不说蜀军占有局部优势。
蜀军旗开得胜。前锋将军吴班、冯习率军沿江东下，进入三峡，在巫县（治今重庆巫山北）大破吴将李异、刘阿。接着，又占领了陆逊防守的秭归，节节取得胜利。
孙吴占领荆州后，一直把边界向西推到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整个长江三峡地区都在孙吴境内。长江三峡，自西向东，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构成，长约数百里，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峡谷。长江自峡中由西向东贯过，江面最窄处约一百米，两岸高山耸峙，道路崎岖难行。蜀军兵至秭归，在此地临江筑城，深入吴境五六百里。
章武二年正月，刘备对孙吴发动了总进攻，其部署是：以多路军队置于江北，保护三峡后路，以防受到魏军的攻击。以将军冯习为大督，统率主力大军。以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为别督，将军吴班、陈式率水军，水陆并进，浩浩荡荡东下。
此时，蜀军正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刘备富有智谋，作战经验丰富，又连战连胜，深入吴境，并将陆逊别军孙桓围困在夷道。
刘备称帝，封赏将士，又带兵亲征，将士皆思立功报效，加之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士气正在高涨之时。
蜀军顺流向东，水陆并进，居高临下，利于进攻。
与蜀军相比，吴军显得有些被动。
主帅陆逊，是个年仅三十九岁的书生，而他下面的将领，或是孙策时旧将，或是公室贵戚。他们开始时对陆逊并不服气，“各自矜持，不相听从”。
吴军一退再退，将士们对主帅的战略意图很不理解，士气低落，一些将领甚至公开反对退却，主张趁蜀军立足未稳，迅速反攻。
然而，蜀军的有利形势中隐含着不利因素；吴军的被动状态中隐含着向主动状态转化的条件。
蜀军进展顺利，接连获胜，容易产生骄傲情绪，骄兵必败，这是军事斗争中被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顺流而下也有对蜀军不利的一面。大将黄权就看出了这点，他对刘备说：“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但刘备没有接受黄权的建议，他并没有把陆逊放在眼里，他认为吴军的退却是一种胆怯的表现。
事实并不像刘备想的那样简单。陆逊虽年轻文弱，但却是一位称职的统帅，具有驾驭战争的非凡能力。他在战争开始时坚决主张退却，因为他知道三峡不宜据守，那里陆路鸟道崎岖；水路流急滩险，守御无险可据，且使后勤补给战线拉长，给后勤供应造成困难。而把山地峡谷让给刘备，就会使他陷入“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的被动境地。
果然，刘备进入峡谷山地后，由于地形狭窄，八万大军只能竖着排列，鱼贯而进，数万人只能排成一条线，而不能集中为一大片，所以发挥不出来八万大军的战斗力。不但如此，随着蜀汉军队的步步深入，其后方运输线也在一步步延长，后勤供应的困难也在一步步增加。
与蜀军情况相反，吴军的战略退却，却一步步摆脱了被动。特别是让出三峡地区后，吴军的后勤运输大大地改善了，在平地扎营，又有利于部队养精蓄锐。陆逊的退却，不是败兵溃退，而是一种战略退却，何时退却，退到哪里都是有预先安排的。当吴军退到夷陵的猇亭、夷道一线，便停止了退却，而是依据坚固的工事固守夷陵。
陆逊退守夷陵，体现了他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夷陵位于今鄂西北山地与江汉平原的交界处。古人这样描写这个地方：“自三峡下夷陵，连山叠嶂，江行其中，回旋湍激。至西陵峡口，始漫为平流。夷陵正当峡口，故以为吴之关限。”
夷陵是荆州的西大门，对于荆州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看建安十三年周瑜夺取江陵时的情景，就会对夷陵的重要有更深刻的认识。赤壁之战后，周瑜率军西上夺取江陵，但对江陵围而不打，却越过江陵攻打其上游的西陵（即夷陵）。当时，保卫江陵的曹仁也派军支援西陵。双方争夺西陵战争的激烈程度甚至不亚于江陵之战，因为双方都明白西陵得则江陵得、西陵失则江陵失的道理。如今，若让蜀国占据夷陵，那么，蜀军就会利用宽广平缓的江面和两岸平坦的地势迅速集中兵力，其向前推进的形态则会由线形变为面形，若如此，东吴的江陵便岌岌可危，荆州也就岌岌可危了。
陆逊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因此，陆逊迅速把兵力集中在夷陵，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陆逊手下大将，均为身经百战的老将，如韩当“以便弓马，有膂力，幸于孙坚，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徐盛“以勇气闻”，潘璋也骁勇善战，“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朱然胆识与吕蒙同，吕蒙临死，特向孙权推荐朱然接替自己。这一班虎将扼守夷陵，自然会使蜀军的进攻势头受到遏制。
其实，刘备曾有机会占据夷陵，那就是黄权要求担任先驱的时候。南宋史家陈亮曾作过这样的设想：“使备能遣黄权率水军以为先驱，顺流而下，掩其未备，而备率步兵分进，疾趋夷陵……”即用少数兵力牵制住陆逊后退的速度，而另出奇兵迅速占领夷陵。这当然是陈亮的一种假设，即便如此，陆逊肯不肯上当还很难说。然而果真如此，就存在着蜀军占领夷陵的可能。刘备开始没有采取措施迅速占领夷陵，而是随着东吴退军向前推进，当吴军从容地退到夷陵，刘备也就失去了占据夷陵的机会。
刘备的七八万水陆大军，被牢牢地拒之于夷陵以西的狭长谷地中，“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