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府沃野”是诸葛亮对益州概括性的描绘。他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险塞”一词，概括了益州的地理环境。
“天府”一词，概括了益州的经济状况。
最后一句，概括了益州的政治、文化传统。
生活常识的逻辑告诉我们：对认识对象的高度概括源于对它的透彻了解；对一事物的透彻了解源于对它的周密观察和仔细揣摩；对一事物周密观察和仔细揣摩又源于对它的高度重视。
诸葛亮对益州是非常重视的，在他的“隆中对”的整盘棋中，益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棋子。
荆州固然重要，但仅仅据有荆州，还只是一块孤棋。荆州不仅对刘备重要，对孙权和曹操同样重要。
曹操以中原为根，虎视眈眈地盯着荆州。
孙权以江东为根，梦寐以求地想着荆州。
唯独刘备据有部分荆州后，却无其他地区作根。如果占有益州，把荆州连成一片，整个一盘棋就活了。
诸葛亮对益州的认识相当正确，对益州的概括相当准确。
益州具有险峻的地理形势：北面横亘着秦岭和大巴山，东面是广袤的湘鄂山区，南面有丘陵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国。
有关古籍中这样记载益州：
巴蜀，陇西郡之南境，内史之南境，其余土境，自汉以后历代开拓氐羌戎夷之地。汉武帝置十三州，此为益州，领郡八。益之为言隘也，言其地隘险。一曰疆壤益大。
又说：
（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
西晋文学家左思着《蜀都赋》，这样描写蜀地的险峻：
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霭焉。于前则跨蹑犍、牂，枕輢交趾。经途所亘，五千余里，山阜相属，含溪怀谷，岗峦纠纷，触石吐云，郁葐蒀以翠微，崛巍巍以峨峨。
唐代大诗人李白作《蜀道难》一诗，用文学笔调把益州的险峻描绘得更加淋漓尽致：
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索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境岩不可攀。
……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胚，砅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古籍中平淡无奇的客观记载，诗赋中夸张渲染的生动描述，都说明了一个事实：益州是个四塞险固的地方。
然而，高山险阻挡不住益州地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巴蜀文明的进程，至迟可以上溯到远古传说时期。
传说黄帝娶西陵之女，名为嫘祖。嫘祖是黄帝正妃，生两个儿子：一个叫青阳，一个叫昌意。青阳居住江水，昌意居住若水，皆在蜀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关于禹的出生地，传说中有几种说法，而禹出生在蜀地的传说，说明巴蜀地区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关系。
春秋时期，巴国与秦、楚、邓等俱为诸侯国，它们在长时期内有着政治军事和文化交往，巴国已活跃在西南地区的政治舞台上。
蜀地的历史记载也很早。“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春秋时期，周朝统治礼崩乐坏，蜀侯开始称王。传说第一代蜀王名叫蚕丛，第二代叫柏灌，第三代叫鱼凫。传到杜宇时，开始改王称帝，号为望帝。
战国初期，秦国已成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强国。秦惠文王执政时，巴、蜀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起来。蜀王把自己的弟弟封于汉中，号日苴侯。苴侯与巴王交好，因为巴国与蜀国有仇，所以蜀王大怒，出兵讨伐苴侯。苴侯兵败，逃往巴国，并向秦国求救。秦惠文王早有灭蜀的打算，在此之前就作了许多工作。他知道蜀王好色，便投其所好，多次给蜀王以美女，以加速蜀王的荒淫，而且还利用蜀王的贪财对蜀国进行侦察。为了探明进入蜀国的道路，秦惠文王做了五头石牛，把金子置在牛尾下，告诉蜀王说，这是五头能拉金子的石牛，如果蜀王喜欢，可以送给他。蜀王大喜，令人把石牛拖回蜀国。沉重的石牛在地上拖过，留下一条进入蜀国的道路，人们把它称作石牛道。公元前316年秋，秦惠文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军伐蜀，进入蜀国所走的正是那条石牛道。蜀王率兵抵御，兵败退走，后被秦军追杀。这年十月，蜀被秦灭亡。平蜀之后，司马错等又乘胜灭掉苴侯与巴国，历史又重演了一幕唇亡齿寒的悲剧。
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14），秦惠文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任陈壮为蜀相，同时在巴地设巴郡。秦国对巴蜀的统治，即设郡，又封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用。秦国当时已与山东六国发生了广泛密切的联系，巴蜀地区作为秦国的一个行政区域，有利于它与中原文明的交往。不但如此，为了加强在巴蜀地区的统治，秦国还实行移民政策，将秦民万家迁往蜀地，这就直接促进了关中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
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以后，由于蜀地几经政治风云，秦王不再在蜀地封侯，只设郡守。秦国的郡县制在巴蜀地区彻底实行，秦国对巴蜀的统治更加牢固有效了。
秦霸西戎，巴蜀地区是秦国的行政单位。秦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后，巴蜀又成为统一国家中的行政单位。从秦以后，一直到西汉、东汉，此种情况都无大的变化。尽管由于地理位置、政治地位、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的文明程度有量的差别，但巴蜀地区很早就被卷入中华文明发展的主流之中，其文明发展的进程始终与中原文明同步。
巴蜀地区有富饶的经济资源。古代土地肥沃，农业和畜牧业的兴盛，都同水利资源息息相关。我国第一大河长江从西向东横穿巴蜀地区，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以及其他大小河流从北向南注入长江，为古代巴蜀之地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水利基础。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地的经济状况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此处所说的黄润，即一种细麻布；鲜粉即一种化妆品；辛蒟，即一种香科；芳翦，即魔芋。由此可见，巴地的物产十分丰富。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地的物产说：“其宝则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氂、犀、象、毡、毦、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饶，滇、僚、赉、僰僮仆六百之富……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
巴蜀地区资源物产丰富，加上人们对此地的开发较早，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在蜀地，望帝杜宇时，曾“教民务农”，说明这个地区在很早就进行农业生产。除农业生产外，畜牧业、水利等也得到了发展。史载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这里所说“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就是指蜀相开明始凿灌县宝瓶口，这说明蜀地在远古就修建了重要的水利工程。
秦昭襄王时，李冰任蜀郡太守，在此大兴水利工程。《水经注》在记载长江流过都安县（即今四川灌县）时说：“李冰作大堰于此，堰于江作塴，塴有左右口，谓之湔塴。江入郫江，检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检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作三石人于白沙邮，邮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腰。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它包括鱼嘴、金刚堤、飞沙堰、人字堤及宝瓶口等工程。鱼嘴和金刚堤把岷江水分为外江和内江。外江为岷江正流，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整个工程比蜀相开明时的宝瓶口水利工程更加完整，更加系统，更加科学，更加有利于蜀地的经济发展。史书记载说，都江堰建成后，“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除都江堰之外，李冰又疏通文井江、蒙溪、白木江等河道，又把洛通山的洛水分出瀑口，与郫别江相会于新都大渡。这些水利工程“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日膏腴，绵、洛为浸沃也。又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秦末楚汉相争，项羽为遏制刘邦，把他封在巴蜀汉中。刘邦用韩信妙计，暗渡陈仓，从汉中至关中，东向与项羽争天下。刘邦在前线指挥战事，萧何留在关中“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可以这样说，刘邦的帝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关中、蜀地的经济支持，可见在秦末，蜀地仍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
西汉时，蜀地经济又进一步发展，出了不少富比人君的大富豪。如蜀地的卓氏，一直到西汉末，都是当地的首富。卓氏的起家，就是依赖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和自身的经营有方。卓氏的先人原居赵地，即今河北省人，有冶铁技术。秦灭赵国，把大量赵人迁往蜀地，卓氏夫妇也在被迁之列。当时，很多赵人都争相用钱财贿赂秦官吏，以使自己不被迁到边远地区。唯独卓氏不这样想。他对夫人说：“许多人都愿意迁到葭萌（治今四川广元西南），其实那里人多地少，没有求富的余地。我听说岷山之下土地广袤肥沃，那里的芋头长得像蹲在树上的鸱鹗（猫头鹰）那么大，那里的人至死都不知饥饿是什么滋味。另外，那里的百姓擅长交易，我们可以和他们做买卖。”于是，卓氏夫妻主动要求远迁，结果被迁到临邛（治今四川邛崃）。临邛多矿，卓氏来此后，即开山铸铁，行贩于滇、蜀之间。由于他们善于筹划，不久就发了家，“富至僮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汉景帝时，王孙之女卓文君改嫁清贫书生司马相如时，王孙“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卓王孙能使一个穷得家徒四壁的书生变成富人，可以想见他的富有程度。
富人不只卓氏一家，“临邛多富人”。山东迁来的程郑，也因冶铁和做买卖致富。史载他“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蜀地富豪在西汉时期连绵不绝，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富庶。有关史籍这样分析蜀地多富豪的现象：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辆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亦八百人，而郄公从禽，巷无行人。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
这里把蜀地的富人多，以及他们的生活奢侈，归因于蜀地资源丰富、地沃土丰以及秦风影响，是符合当时蜀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的。
东汉时，第五伦任蜀郡太守，当时“蜀地肥饶，人吏富贵，掾史家资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第五伦上任后，发现州里属官有家中富庶，用钱买职位的，便对州吏进行整顿。他把那些家财丰赡以财货买官者查出来，免去其职，更选孤贫而有志行之人以处其任。
从先秦至两汉，巴蜀地区经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开发，成为神州西南地区的一颗明珠。难怪诸葛亮要称它为“天府”之地。
巴蜀地区有丰厚的、适于传统文化植根生长的土壤。
巴蜀多山，巴蜀饶水。雄奇的高山，汹涌的河水，无不显示出超人的力量，当人们还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同它较量时，往往拜倒其脚下并敬而仰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鱼复县（治今重庆奉节东）时说，县“有泽水神，天旱鸣鼓于傍即雨也”。《水经注·江水》在记载瞿塘峡时说：“北岸山上，有神渊，渊北有白盐崖，高可千余丈，俯临神渊，土人见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烬，下秽渊中，寻则降雨。”李冰是个水利专家，他用人力完善了都江堰工程，是敢向自然挑战的勇士。即使李冰这样的人，当他来到蜀郡湔氐县，见两山相对如阙，仿佛看见神明一样的时候，“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渍”。蜀郡德阳县有青石山，山上有青石祠。传说巴、蜀两地争地界，久争不决。突然有一天，此山自上而下裂成两半，破裂之处如拉一条绳子那样直。于是两地界线始定。人们认为是神的意旨，在山上立了古神祠。
巴蜀地区不但山神、水神多，人神也是崇拜的对象。在巴郡江州县涂山有禹王祠及涂后祠。在涂山之北临水处，有一幅石铭，铭文说：“汉初，犍为张君为太守，忽得仙道，从此升度。”东汉车骑将军冯绲、大司农玄贺、大鸿胪庞雄、桂阳太守李温等都对朝廷建有大功。他们都是巴郡宕渠人，冯绲、李温死后归葬故乡。当地之人“常以三月，二子之灵还乡里，水暴涨，郡县之民莫不于水上祭之”。在蜀郡，传说第三代蜀王鱼凫在湔山打猎时，“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秦昭襄王时，蜀侯恽被秦王后陷害，无罪被诛。“后迎葬咸阳。天雨三月，不通，因葬成都。故蜀人求雨，祠蜀侯必雨”。被神化的人物不仅有传说中的蜀先王，有悲剧色彩的蜀侯，就连李冰这样的水利专家也被神化。
巴蜀地区这种对山、对水、对人的神化与崇拜，实质上是中国古代较原始的宗教文化现象。东汉时期，佛教已经进入中国，在江淮地区和黄河流域，佛教都有影响。然而由于地理条件和佛教初人中国影响力还不甚强等原因，佛教在巴蜀地区的影响微乎其微。神仙崇拜的广泛基础和佛教尚未人川，正给道教在巴蜀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所以到东汉后期，道教文化便在蜀地广为流传。
除了宗教文化之外，儒家文化在益州巴蜀地区也有广泛基础。
巴蜀之人讲孝敬父母。《华阳国志·巴志》说：“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在巴地，有这样一首古诗：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还有一首祭祀之诗：
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