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这是积极的“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的又一种具体运用。在这里，我方不仅随敌变化，而且假装顺从敌人的意图，暗中设下另一计谋，让敌人反过来中我之计。三国时，姜维引兵攻打南安，由于魏将徐质勇猛无敌，所以没能攻克。这时，夏侯霸建议利用伏兵，来擒徐质。姜维因为魏军多次断其粮道，就故意安排部下在铁笼山用木牛流马运粮，令廖化、张翼埋伏在铁笼山附近，以引诱徐质来劫。翌日，魏将司马昭发现蜀兵在铁笼山运粮，急向徐质授计说：“以前我们能多次战胜蜀军，就是因为断绝了他们的粮道。眼下蜀军在铁笼山运粮，你可引兵五千，前去断截。蜀军得不到粮草，自退无疑。”当夜，徐质引兵劫粮，蜀兵故意弃粮而逃。徐质分兵一半押送粮草返回，自己引一半兵马追击蜀兵。当徐质追至铁笼山附近，见前有车仗横堵道路，遂令军士下马拆除路障。忽然两厢火起，喊杀大震，廖化、张翼一齐杀来。魏兵大惊失措，几乎全被消灭，徐质本人也被蜀兵乱刀砍死。
“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在现代国际商战中更是被运用得出神入化。例如，美国杜邦公司预期到1962年皮革将严重短缺，合成革的需求量将大为增加，于是试制一种比当时市场上的不透气合成革性能优越的透气合成革，并于1963年10月在市场上投放。开始时供不应求，但没想到美国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不久相继突然亮出了用于手套之类的柔软皮革和进口的优质廉价合成革，很快取得了竞争优势。于是杜邦公司的产品每况愈下，7年间亏损近一亿美元。1971年4月，杜邦公司决定放弃透气合成革，把它的技术和设备卖给一家波兰的波利麦克斯——卡普公司；这家波兰公司当时隐瞒了透气合成革的新用途。波兰公司在购买了透气合成革技术及其生产工艺设备后，便使用它来仿制鳄鱼皮代用品，透气合成革仿制的鳄鱼皮形态逼真，且价格低廉，因而成了市场的畅销货。这家波兰公司还把透气合成革用于制造硅片，也取得显着的成功。这样，杜邦公司自己辛苦搞出来的技术成了这家波兰公司的明星产品。从这一典型的国际商战案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杜邦公司的竞争对手巧妙运用了“始如处女，后如脱兔”的后发制人战术，使杜邦公司的新产品一下子陷入被动局面；又可以看到波兰公司故意“顺详敌之意”，乘人之危低价买下杜邦公司的技术与设备，然后将它用于新的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就表明，国际商战表面是产品之战，实质是智慧之战、信息之战、谋略之战。在这种新型的智慧之战、信息之战、谋略之战中，尚智的《孙子兵法》势必要大放异彩！
火攻第十二
安国全军之道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①，命日费留②。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③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火攻篇》）
【注释】
①不修其功者凶：不能巩固胜利成果是危险的。修：修治，引申为巩固。凶：祸患、危险的意思。②费留：白费的意思。留：通“流”。曹操注：“若水之留（流），不复还也。”另一说指打胜仗而不及时论功行赏。③愠（ｙùｎ运）：怨愤、恼怒。
【译文】
凡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池，而不能巩固胜利成果的，都是很危险的，这就叫做白费功力。因此明智的国君要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贤良的将帅要认真地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对国家有利的，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得胜的把握，就不要随便用兵；不到危急的关头，就不要轻易开战。国君不可凭一时的恼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可因一时的怨愤而与敌交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行动。恼怒可以重新转为欢喜，怨愤可以重新转为高兴，国家灭亡了就不能继续存在，人死去了就不能再活过来。所以明智的君主对战争问题一定要慎重，贤良的将帅对战争问题一定要警惕，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和军队安全的基本道理。
【解读】
火攻是古代重要的作战方式之一。许多重要战役，例如三国时孙权、刘备联军火烧赤壁、破曹操百万大军；陆逊火烧刘备连营七百里等，用的都是火攻。因此，孙武专辟《火攻篇》，详细地论述了火攻的种类、条件、实施方法。从《火攻篇》中可以看到，战争是残酷的，为了达到制胜的目的，火攻、水攻、兵攻，各种置敌于死地的手段都用上了。正因为如此，孙武在篇末再次提醒国君与将帅，对战争要谨慎从事，告诫“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并进而提出了“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安国全军之道”。对这一“安国全军之道”，孙子在非常精练的一段文字中，却一连用了“明主虑之，良将修之”、“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等警戒语，可见孙子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第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孙子一再告诫“兵不可以怒动”，特别是掌握战争发动权的君主更“不可以怒而兴师”。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不讲实际利益与胜负的可能，凭个人的一时意气兴师是十分危险的。并且怒令智昏，气恼会使人失去理智，丧失谋划，导致指挥的失误。历史上，君主因怒兴师而致败的教训可谓屡见不鲜。战国时，楚怀王受张仪的欺骗，同齐国断交而与秦国修好。秦国答应割让600里土地给楚国，可等到与秦国结盟后，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楚怀王大怒，要发兵攻打秦国。陈轸劝阻说：“攻打秦国并不是好的计谋，不如用一个大的城邑去贿赂秦国，和秦国一起去攻打齐国，把我们所损失在秦国的土地从齐国补回来，这样楚国还可以保全。现在大王已经同齐国断交，再去责备秦国的欺骗行为，这等于撮合秦、齐两国的友好关系，而招致天下的大兵，楚国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损失。”楚怀王不听，于是与秦国断绝关系，发兵西攻秦国。秦国出兵迎击。双方在丹阳会战，秦军大胜，杀死楚军8万人，夺得楚国的汉中地区。楚怀王闻讯震怒，就发动全国的军队，再次攻打秦国。双方会战于蓝田，秦军又大败楚军。楚军由此遭受重大损失，埋下了灭亡的祸根。
第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将帅是战争的直接指挥者，将帅只有从战场上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实际情况出发，冷静理智地分析敌情我情，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才能牢牢把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制胜权。反之，如果将帅只凭个人的怨愤行事，特别是在敌人有意安排的激怒面前丧失理智，就有可能中敌奸计，导致失败。这样的教训在古往今来的战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如1863年3月，僧格林沁在扑灭了安徽境内的太平军和其他捻军部落后，率大队人马向捻军根据地雉河杀来。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捻军首领张乐行没有迅速地组织退却，反而在极端愤怒的情绪支配下，采取了与敌决战、进行硬拼的错误方针，以全部20万捻军主力与清军大战于雉河集郊外。由于捻军装备落后，组织散漫，无法与拥有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清军进行正规决战，虽经浴血奋战，捻军主力最终没有逃脱覆没的悲剧。张乐行逃走后，也遭叛徒告密，被清军杀害，前期捻军战争就这样失败了。
第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孙子在告诫君主、将帅不可以个人意气擅开战端后，进而明确地提出了“安国全军之道”。这就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这种将国家利益、民众、军队安危放在首位的重战、慎战思想是十分可贵的，是先秦军事思想的重大进步与飞跃，对以后明智的君主与将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汉惠帝在位时，匈奴单于写信来侮慢之后，吕后十分恼怒，就召唤诸将领来商议此事。上将军樊哙说：“我情愿带领10万大军，去匈奴境内横冲直撞一阵子。”诸将领都曲意奉承吕后的意思，同声表示赞成。只有中郎将季布站出来说：“樊哙该斩，你想从前高帝率领四十多万大军，尚且被围困在平城一地。现在樊哙怎么能用10万兵卒就想横冲直撞匈奴境内呢？这明明是当面欺君的罪行！况且原先秦朝正因为忙于征伐匈奴，陈胜等人才乘衅起事，到现在满目疮痍还没有复原，而樊哙又当面阿谀讨好，这简直是要动摇天下的根本！”季布的这番利害分析，说服了吕后，从此朝廷不再商议出击匈奴的事了，汉王朝也避免了一次危机。
孙子提出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安国全军之道”，同样也是发展经济之道。例如犹太商人的经营原则之一就是有利则动，无利则止。他们认为“当老板应该创立一个赚钱的公司”；当犹太人清楚地意识到一桩生意三个月后仍无利可图，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这桩事业。犹太人在做生意上是理性主义者，他们相信的仅仅是数据，而不是个人感情。他们常将自己多年苦心经营而发展起来的中坚企业卖掉，因为最能创造利润的时候，就是公司最能卖高价的良机。所谓公司，不是他们爱的对象，而只是牟利的工具，为此犹太人绝不会去死守一家公司或一种生意。日本商人也深知犹太人这种以利为动的生意经，反对生意中以个人感情之好恶行事，他们认为从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开始做生意，可以说十有九不成。反之，由于经销的东西是你所不爱的东西，你就会认真地去动脑筋，如何才能把它卖出去。
犹太商人、日本商人这种“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经营态度，值得我们借鉴。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那种不计成本、不讲利润的做法，曾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今天，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必须理直气壮地把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放在中心地位，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准则，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经营管理的生机与活力。这样，企业才能在满足人民需要、促进市场繁荣的同时，获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吗？那你就必须把孙子的“安国全军之道”作为治厂、经营的座右铭，并切切实实去身体力行！
用间第十三
先知“三不可”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①，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②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③，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佑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④，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⑤，不可象于事⑥，不可验于度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用问篇》）
【注释】
①奉：指费用。②相守：相持。③爱爵禄百金：指吝惜爵位、俸禄和金钱而不肯重用间谍。爱：吝惜。爵：爵位。禄：俸禄。④动：举动，这里指出兵。⑤取：获取，指获取信息。⑥象于事：以过去相似的事物作类比。象：相类、类比。⑦验于度：以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来占卜吉凶祸福。验：推验、验证。度：度数，指星宿的位置。
【译文】
孙子说，凡出兵十万，千里征战，百姓们的耗费，国家的开支，每天要花费千金巨资；全国上下骚动，民众服徭役，在道路上疲于奔走，不能从事耕作的有七十万家之多。战争双方相持数年，是为了取胜于一旦，如果吝惜爵禄和一点金钱（而不肯重用间谍），以致不了解敌情而遭受失败，那就太不仁道也。这样的人不是军队的好将帅，不是国君的好助手，不是战争胜利的主宰者。所以，明智的国君，贤良的将帅，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成功超出众人之上，即在于他事先了解敌人的情况。而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等方法去取得，不可用过去相似的事物作类比，也不可用观察日月星辰运行位置去推测，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取得。
【解读】
孙子兵法崇尚智谋，强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要高度重视侦察用间，及早掌握敌情。敌情明，才能决策准、三军动。因而用间是“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兵法以《计篇》始，以《用间篇》终，贯穿了一条素朴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主线。
孙子在《用间篇》一开始就强调了重用间谍、先知敌情的重要性。他指出，发动一场战争，出兵十万，千里征战，百姓们的耗费，国家的开支，每天要花费千金。再加上举国骚动，民众服兵役、徭役，疲于奔命，不能从事耕作的有七十万家之多。以如此大的耗费去换取战争的胜利，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重用间谍，以致不能了解敌人情况而遭受失败，那就“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这样的失败教训实在太惨痛了。以中日甲午战争来说，我败日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开战前我方对日本的情况知之甚少，而日本参谋本部早在发动战争前几年就派出二十多名青年军官，以考察为名，到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这些间谍向日本参谋本部提供的情报，使日本侵略者不仅对中国情况，特别是军事实力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
战场的主动权、制胜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夺得“先机”，而“先机”的夺得又必须依赖于“先知”的获得。只有依靠战前的侦察与间谍活动，事先知道敌人情况，才能作出超前的决策。因而孙子指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那么如何来获取“先知”呢？两千多年前的孙子非常难能可贵地提出了闪耀着素朴唯物主义光辉的先知“三不可”原则：“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在迷信鬼神，盛行占卜与比附的古代，能够提出先知“三不可”的原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古代，在决定战争等国家大事时，最高统治者都要占卜、求告鬼神。《世说新语·言语》篇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晋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悦），群臣失色，莫有能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帝说（悦），群臣叹服。晋武帝司马炎是靠篡魏登基的，原想通过卜筮来问国祚世数，结果得到一个“一”字。“一”是实数，含一世而绝之意，晋武帝自然要大大的不高兴。裴楷巧解“一”字，说成新朝政治清明，守“一”致贞，破除了晋武帝的疑虑。然而，晋武帝错误理解裴氏之论，以为心病已除，一统可传，于是为所欲为，结果种下祸乱根子。身死不久，旋即八王乱起，五胡侵扰，中原动荡，西晋覆亡，把一个好不容易统一起来的国家重新推向了战祸连绵的灾难深渊，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