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总结的军争“八忌”，是沙场激战中血的经验教训的凝结，它既可以作为兵战的鉴戒，也可作为政治、外交、商战的鉴戒。对孙子军争“八忌”的理解，必须与他前面强调的讲奇正、知虚实、因敌制变等基本军事原则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导致机械的、片面的军事教条主义。此外，军争“八忌”列举的一些情况主要反映冷兵器时代的作战局限，有些已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应用到商战中更要作具体分析。细析军争“八忌”，孙子实际上是告诫我们在实战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对策。
第一，对优势之敌，不要硬攻死拼。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锐卒勿攻”，以及孙子在前面提出的“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阵）”，讲的都是当敌人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装备、法令等某一方面优势时，不要去硬攻死拼，以造成自己的得不偿失的损耗，陷入被动与失利。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吃教条主义瞎指挥的亏，实在太多。以秋收起义的攻长沙计划来说，要不是毛泽东同志的及时阻止，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发动不久，三路起义军均遭挫折，部队损失过半。17日，毛泽东以秋收起义前委书记的名义，命令各部队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以讨论和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19日，参加秋收起义的各路部队约一千五百人，先后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了前敌委员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敌人的主要力量在中心城市，再去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起义军因遭严重挫折，指战员伤亡严重，已无再战的斗志。而且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和湘东各县的工农群众在北伐战争和配合秋收起义的行动中，因遭敌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在短时期得不到恢复，已无力继续支援和配合起义军的行动。因而，毛泽东提出应改变原攻打长沙的计划，把武装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余洒度则认为：攻打长沙是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了的，现在全军会师了，应该立即取浏阳，直打长沙。但是，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卢德铭等前委多数人的支持，从而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20日，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
第二，对使诈之敌，不要贪利受诱。
孙子讲的“佯北勿从”、“饵兵勿食”，就是劝诫军事指挥者对使诈之敌，不要贪利受诱。兵不厌诈，对敌方的佯败、诈降、饵兵如果没有警戒心理，贪利而食，就可能中计被歼。例如1932年6月上旬，入侵洪湖苏区的川军4师范绍增部的3个团，占领了老新口、龙湾司、张金河一带，矛头指向监利。红3军警卫团于监利北部新沟布防迎敌，段德昌率红9师增援新沟。13日，范绍增直逼新沟。段部佯作抵抗后，边打边撤。敌先头部队不知是计，拼命追赶，并以多路纵队沿东荆河堤冲到红军设置的障碍物前。此时，红9师和警卫团两路出击，将敌军压倒阵地外围。当敌人组织火力冲击时，迂回敌后的红军骑兵分队突起冲击，敌腹背受敌，全线溃逃。红军乘胜追击，直逼老新口，全歼敌军，俘三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
第三，对困穷之敌，不要过度逼迫。
孙子讲的“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都是指对困穷之敌，不要过度逼迫。逼迫过度，就会物极必反，迫使穷困之敌作困兽之斗，从而造成我方的更大损失。因此高明的指挥者在处理战争残局时都不采取过火的做法。1363年8月，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后，兵败身死，其部将张定边乘夜以小舟载其尸及其子陈理逃回武昌，立陈理为帝。当时，诸将多劝朱元璋直捣武昌，朱元璋没有同意。次年攻克武昌后，儒生戎简问朱元璋当时为何不乘胜直抵武昌，而是引兵返还，以致今天虽然克之，而用力太多。朱元璋说：“你真是个书生，难道没听说覆巢之下无完卵吗？当时陈氏兵败，我岂不知乘胜追击。兵法说‘穷寇勿追’，如果我乘胜急追，他必定进行死战，杀伤实在太多。我故意纵其逃跑，而派偏师紧随其后，就是怕其逃掉。我料他残破之余，人各偷生，喘息尚无工夫，岂敢再与我交战。我派大军兵临城下，所以保全城市而降服之。这样，一可以士卒不伤，二可以生灵获全，所得不是很多吗？”戎简闻言十分佩服。
孙子的基本军事思想是因敌制变，因而对“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也必须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解放战争中，当我方取得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蒋介石集团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企图通过“下野”、“议和”搞南北隔江而治，然后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阴谋时，毛泽东就一反“穷寇勿迫”的古训，提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号召，一鼓作气将蒋介石残余军事力量赶出大陆。毛泽东同志在处理战争残局上的这一英明决策，创造性地发展了军事理论。同时也告诉我们，必须把《孙子兵法》中的合理精髓与有时代局限的具体作战方式区别开来，这样才能防止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
将孙子的军争“八忌”应用于商战，也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们对占有优势的竞争对手，应避免正面冲突；对使诈的竞争对手，应谨慎判断，防止中计；对陷入困境的竞争对手，不要过分逼迫，以免对方拼死脱围，采取不惜成本，降价抛售，打乱市场秩序，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但是这一切都要根据商战中的全局变化与竞争双方实际情况而定。市场经济是无情的优胜劣汰的经济，在许多情况下，该拼就要拼，该搏就要搏，该让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人破产就逼其破产，不能丧失机会，不能姑息养奸。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香港特区政府对兴风作浪的国际炒家敢顶敢搏，使“对冲基金”大伤元气，维护了香港股市与汇市的稳定，就是成功的一例。总之，只有把因敌制变的基本思想贯注到具体的军争“八忌”中去，我们才能掌握《孙子兵法》的精髓，我们也才能在现代商战中真正把孙子兵法用活用好。
九变第八
君命有所不受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①无舍，衢地②交合，绝地③无留，围地④则谋，死地⑤则战。
涂有所不由⑥，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⑦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⑧，不能得人之用矣。
（《九变篇》）
【注释】
①圮地：难于通行的地区。圮（ｐǐ痞）：毁坏的意思。②衢地：四通八达的地区。衢（ｑú渠）：四通八达。③绝地：交通困难、粮草匮乏、难于生存的地区。④围地：四面险阻，出入通路狭窄的地区。⑤死地：进不得、退不得，非死战难以生存的地区。⑥涂：通“途”，道路。⑦九变：机变行事，灵活多变地运用原则。九：为数之极，九变：即多变。一说指“圮地无舍”至“地有所不争”等九项用兵方法。⑧五利：指“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译文】
孙子说，大凡用兵的方法，将帅受领国君的命令，征集兵员编成军队，在难于通行的地区不要驻扎，在四通八达的地区要与邻国结交，在交通困难、粮草匮乏、难于生存的地区不可停留，在四面险阻、出入道路狭窄的地区要巧出奇谋，在进不得、退不得、难以生存的地区要殊死奋战。
有的道路不要通过，有的敌军不要攻击，有的城邑不要攻占，有的地方不要争夺，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执行。
所以，将帅能通晓灵活多变运用地形之利的，就算懂得用兵了；将帅不通晓灵活多变的好处的，虽然知道地形情况，也不能得到地利。治兵而不知道灵活多变地运用方法，虽然知道“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也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作用。
【解读】
两军相争，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在这种情况下，将帅能否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换战法，这将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因此，孙子在《军争篇》后又展开《九变篇》。
九者，数之极，九变即多变。孙子在《九变篇》中一再强调将帅应灵活多变地用活原则，做到“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而要知九变之术，通九变之利，关键在处理好“将受命于君”与“君命有所不受”的关系。
在封建社会中，“将受命于君”，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将必须按照君的意志去作战。“君命有所不受”，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一是必须“将在外”，即在指挥作战的时候。二是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中所讲的“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这里的“四变”，即前面讲的将军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作战时，可以“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这就明确规定了，可不执行的君命只能局限在灵活机变的战术决策范围内。在多变的战场上，将军如果事事要听命于君主的命令，就会错失时机，贻误战局。南宋名将岳飞在抗击金兵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接连收到皇帝十二道金牌，命他停战回去。他明知不利于军事胜利，最后还是奉旨回京，落得冤死风波亭的下场。与此相反，汉朝名将周亚夫不从景帝救梁之命，乃是深通《孙子兵法》的良将。
孙子在封建社会中能提出“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孙子在讲“君命有所不受”时是以一切要“有利君”为前提的，这是孙子的历史局限。在现代社会中，处理政治领袖与军事将帅的关系，则一切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准则。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二是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分别调驻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和红军早已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决然不能再去进攻红军。而调离西北，也早晚要被蒋介石吞并消灭。他们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西北。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哭谏，痛陈东北失陷，华北危机的严重形势，要求蒋介石改变他的内战政策。蒋介石勃然大怒，训斥张学良，顽固坚持“剿共”计划。杨虎城又委婉劝说，也为蒋介石所拒绝。12月9日，西安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学生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时，蒋介石闻讯竟下令镇压学生。12月10日、11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又对蒋介石作了最后劝谏，但仍为其拒绝。12月12日，张、杨联合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遵行孙中山遗嘱、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建立，张、杨两将军也因此而名留史册。
在复杂多变的经营活动中也应贯彻“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由于商场情况复杂多变，会出现不少上级领导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不能事事死守上级领导的原有指示。现代经营管理学主张“近点决定”原则，认为凡需作出决定的事，作出决定的地点愈近实际现场愈好。这就要求上级领导及时实行变通的授权管理，同时要求下级部门发挥更多的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着名的日立公司就实行“上下结合，快速行动的管理体制”，赋予公司下属的事业部和工厂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各工厂销售自主，厂长对盈亏负完全责任。这样就使日立公司下属的27个工厂的厂长地位和一般独立的中等企业主相当，从而充分调动了下属部门的积极性。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实行“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改变了过去一切听命于上级行政指令的做法，企业经营集团享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自主权，从而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能力，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孙子强调的“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与企业领导者的重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实践证明，《孙子兵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同样大有用武之地。
智者之声虑必杂于利害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①。杂于利而务可信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③也。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④；趋⑤诸侯者以利。
（《九变篇》）
【注释】
①杂于利害：考虑到有利有害两个方面。杂：掺和、交织。曹操注：“在利思害，在害思利。”②务：事。信：通“伸”，发展的意思。③患：祸、灾。④役诸侯者以业：要役使诸侯，就要用危险的事情去困扰它。役：役使。业：危险的事情。《尔雅》曰：“业业翘翘，危也”。⑤趋：归附。
【译文】
所以，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情况中）要看到有利的方面，事情就能顺利进行；在（有利情况下）要看到有害的一面，祸患就可以解除。所以，能使诸侯屈服的，是用一定的祸害去威胁他们；能使诸侯为我效力的，是用危险的事情去困扰他们；能使诸侯归附的，是用利益去引诱他们。
【解读】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军事辩证法命题。利与害、有利因素与有害因素是矛盾的对立面，但是它们不是决然对峙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共居于一个统一体内，并各自向反面转化。利可以转化为害，害可以转化为利。高明的将帅思考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到有利与有害两个方面，并且如曹操所注的要做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在有利条件下考虑其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在有害条件下看到它所蕴含的有利因素，从而预先做好转化与防范工作。孙子的这一重要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对我们处理包括军事在内的各项工作都有启迪与指导作用。
第一，在利思害。
这是“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含义之一。即在有利情况下，将帅应事先考虑到有害的方面，有害的因素才会消除；只见利不见害，就会盲目乐观，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如战国时，燕王喜派相国粟腹与赵国结盟，栗腹回国后报告说：“赵国的壮丁都已经战死在长平，他们的子孙还没有长大，现在可以发兵去攻打赵国。”燕王召见昌国君乐闲，询问他的意见，乐闲回答说：“赵国是个四面作战的国家，它的人民熟习兵事，不可以发兵去攻打。”燕王只考虑到有利的一面，就没有听乐闲的意见，派出战车两千辆，由栗腹、卿秦率领，去攻打部、代。赵孝成王得到报告，马上派廉颇、乐乘分别领兵迎战。结果，廉颇在部打败了栗腹，乐乘在代消灭了卿秦，严重削弱了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