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计第一
经之以五事
故经之以五事①，校之以计而索其情②：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③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④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⑤，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计篇》）
【注释】
①经：纲领。五事：指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②校：通“较”，比较。索：探求。③时制：指四季时令的更替。④曲制：指军队组织制度。官道：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管理等制度。主用：指军队后勤供应管理制度。⑤闻：知道、了解。
【译文】
所以，要以五个方面为纲，比较敌我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所谓“天”，是指昼夜、晴雨、冷热、四季更替。所谓“地”，是指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易，作战地域的广狭、地形是否利于攻守进退。所谓“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所谓“法”，是指军队组织制度、将吏管理制度与后勤供应制度。以上五个方面，将帅们没有不知道的，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才能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
【解读】
用兵作战前，首先要比较敌我双方的制胜条件，这就要确定在什么范围内、用什么标准来计较胜负。如果比较的内容与标准搞错了，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导出错误的结论，制定错误的谋略，指导错误的行动，埋下失败的根子。因此，在运筹帷幄、决算庙堂之时，是否有全面准确的比较内容与比较标准，就显得非常重要。对此，孙子在进入始计篇时，首先提出了“经之以五事”的比较内容与比较标准。
孙子对比较胜负条件的“五事”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这里明确提出道的标准是“令民与上同意”。也就是孟子提出的“人和”。同意、同欲，才能上下同心，三军一心，为道义而战，死不旋踵。
“二曰天”。“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天时”问题。古代春秋不兴师，恐妨碍农耕；冬夏不出征，恐伤害健康，都是考虑到天时条件的制约。
“三曰地”。“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地，即地理条件，孟子谓之“地利”。用兵须讲地理条件；远者宜缓，近者宜速；险地宜用步兵，平地宜用车骑；地广宜用大兵，地狭宜用精兵；地高不宜仰攻，地下不宜处军；死地宜战，生地宜守。
“四曰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作为将帅，应该智能谋划，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敢，严能立威。曹操称此“五德”为“将德”。
“五曰法”。“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法指军事制度、治军法规、后勤管理以及调兵遣将、任人用才之术，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条件。
孙子的高明处是，他在制定决定胜负的比较内容时，不就战争讲战争，不就军事讲军事，而是全面考查军事、政治、人力、物力、天时、地利诸因素，注重综合实力的比较。临战之际，“五事”是制胜的条件；和平时期，“五事”则是治国治军的基本内容。只有平时注意“五事”的治理，才有战时突现的综合优势。而军事上的胜利，正依赖于“五事”优化产生的综合实力，正是综合国力的胜利。
此外，孙子不是将“五事”等量齐观，而是通过先后排列，表明这五种制胜因素有轻重、主次之分。孙子将“道”居于“五事”之首，与孟子强调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暗中相合。根据对“五事”的不同具备情况，可以把军队分为“仁义之师”、“节制之师”、“权诈之师”。根据将帅对“五事”的不同掌握和运用程度，又可以把军事家分为不同的等级。李靖把他们分为三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认为有道之兵，无施不宜，可威服海内。据有“天地”优势者，可以居守；占有“将法”优势者，可以进攻。历观古今兵家，他赞扬“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尔乎？”“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材，缮完自固，安能尔乎？”可见孙子“五事”不仅是衡量综合国力的标准，也是考察军事家优劣的尺度。
孙子尖锐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我国历史上的重大战役胜负预测验证了“五事”要素的正确性、合理性。以着名的三国“赤壁之战”为例，公元208年时，曹操率军攻打江东，孙权召集群臣商议，群臣大都以敌众我寡，难以抵御为理由，主张归降曹操。惟独周瑜坚持抗战，并以“五事”为标准，分析了孙权必胜的根据：“曹操虽然名为汉朝丞相，实际上是汉朝的奸贼。将军以神武雄才，凭借着父兄的基业，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英雄乐业，正应当纵横天下，为汉室除暴去秽，为什么要去投降曹操呢？况且曹操引兵前来，已有多处违犯兵家的忌讳，可以说是自投死路。如今曹操北方未定，马腾、韩遂尚在关西为其后患，而曹操率众久居江南，这是一大犯忌。北方军队不熟悉水战，弃鞍马而驾舟船，与江东争锋，这是二大犯忌。目前正是隆冬盛寒，粮草短缺，这是三大犯忌。中原士兵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这是四大犯忌。有此四大犯忌，曹操虽然兵精将广，却注定要失败。这正是捉拿曹操的好机会。我愿领精兵数千，屯驻夏口，保证为将军破敌。”孙权听后大喜，立即让周瑜统兵拒敌，果然获取了以后的赤壁大捷。
孙子判别胜负的“五事”内容，不仅适用于昔日的兵战，而且能够指导今日的商战。对商场上激烈竞争双方的实力评估与胜负判别，同样离不开道、天、地、将、法这五项基本竞争力要素的考察。
商战中的“道”，是指企业奉行的基本价值观与经营理念。企业只有确立起以人为本、以义为先、服务民众、报效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才能从经营管理者到全体员工“上下同欲”，团结一心，形成企业的凝聚力。
商战中的“天”，是指市场竞争中最有利的时机。机遇是生产要素在某一时空段的最佳组合，抓住有利时机，企业发展就会事半功倍。
商战中的“地”，是指竞争环境，包括地缘环境、市场环境、产业环境、社会环境。企业借助地利，就能降低成本，拓展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商战中的“将”，是指企业领导者。企业领导者作为统领全体员工的“将领”，同样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只不过这“五德”的内容必须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与现代科学管理的知识。
商战中的“法”，是指企业的组织管理、劳动管理、财务制度等。企业中各种生产要素只有通过合理的规章制度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凝聚力、执行力与高效的创造力。
总而言之，现代企业只有如同军队那样“经之以五事”全面考量、营造综合的竞争能力，才能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与竞争谋略，真正掌握商战的主动权与制胜权，使自己处于“百战不殆”、长盛不衰的有利态势。
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道①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计篇》）
【注释】
①道：道的本义是路，后引申为道理、规律。意为一定的道理，正如道路一样为人所共同遵循。孙子从政治规律与军事规律的角度论道，这里的“道”，指治国之道。
【译文】
所谓道，是说要使民众与国君同心同德。上下一心，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与君王一起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
【解读】
“道”是前面所讲的“五事”之一，这里再提出来专门讲一讲。
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维，一直想不明白蒋介石的800万“飞机加坦克”的军队怎么会被“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一口一口吃掉。黄维改造出狱后，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提出要到指挥三大战役的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西柏坡村去看一看。这位蒋介石恩宠有加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参观完西柏坡村后，感慨唏嘘地连呼：“蒋先生当败！蒋先生当败！”
黄维在西柏坡村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中共五大书记之一刘少奇的房间里那张从老乡家借来的2尺宽、齐膝高的小桌。刘少奇就伏在这张小桌上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他写好《大纲》后，就去村口召开全国土改工作会议。正是这个《大纲》，这个会议，使土地改革的烈火燃遍全国，翻身得到土地的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前呼后拥地跟着共产党打天下。三大战役中民工支前参战就达886万人之多。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国民党军队怎能不遭受灭顶之灾。难怪陈毅元帅要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黄维在西柏坡村还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中共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指挥三大战役的指挥部，仅是面积不到30平方米的一间普通农舍。里面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是作战科的，一张是情报科的，一张是资料科的。大屋子里彻夜灯火通明，来自全国各战场的电报汇集到这里，参谋们紧张地分析、研究、报告。当时很难买到标地图用的红蓝铅笔，为了节省使用，参谋们就用红毛线、蓝毛线在地图上标识敌我态势。作战室旁有个放着小石磨的小院子，毛泽东在石磨旁抽烟踱步不分日夜地草拟电报。仅指挥三大战役，毛泽东就在这里亲手写下了190封电报，指挥千军万马歼灭了154万国民党部队。更令人感动的是，在西柏坡一间大伙房里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还通过了这样五项决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的像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这五项决定与当时国民党四大家族的横敛民财、奢侈腐败，判若天地之别。于是人心向背、天下归属、势成定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就是黄维心悦诚服地喊出“蒋先生当败”的原因之所在。
古今之事不同，但古今之理相通。黄维从西柏坡之行中悟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人不是物，是人心的向背而不是武器的利钝。那么，决定人心向背的是什么呢？孙子认为是“主孰有道”。孙子把“道”列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的首位，作为制胜的第一个条件。这在孙子以前的军事论着中是没有过的，是孙子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
如果人们要追根究底，进一步追问孙子讲的“道”究竟是什么？我们发现，后代注家们的阐释就很不相同。
宋人辑录的《孙子十家注》中，孟氏认为“道”为“权术”。孟氏曰：“故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大道论替，人情讹伪，非以权术之道而取之，则不得其欲也。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同爱憎，一利害。故人心归于德，得人心之力，无私之至也。故百万之众，其心如一，可以俱同死力，动而不至危亡也。”然而以权术为道，用权术收买人心，可以得一将一士之心，却不可得天下人之心；可以骗天下人心于一时，却不可归天下人心于长久。蒋介石对属于他的嫡系部队的将士就很注意用权术来收买人心。他有一个小本本，专记重要将领及其父母的生日，到时亲自赐予厚利。这一做法，也确实使一些人感激涕零，发誓为其效命。遗憾的是，蒋介石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有限，不仅无法尽收国人之心，就是连他统率的部队也搞得嫡系与杂牌对立，争斗不休，乃至火并。
其实孙子列为“五事”之首的道，指的是治国之道、得天下人心的“天地大道”。对这种治国之道，“天地大道”，荀子说得很透彻：“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议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者无敌于天下”。《黄石公三略》说：“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战争不过是流血的政治，而政治则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孙子已猜测到了潜伏在“仁道”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竹简，除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外，还有五篇孙子佚文。其《吴问》篇讲孙子回答吴王的问题：“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在回答范、中行氏先亡、智氏、韩、魏为次、晋国归赵后，分析了导致这一结果的经济原因。这就是先亡者制田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而“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婉），以二百卅步吻（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王佥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问》篇由此得出结论，决定天下兴衰的“王者之道，口口厚爱其民者也。”这就清楚点明了，作为“五事”之首的“道”，是实实在在的王者“厚爱其民”的治国之道，是轻税薄赋、主佥臣收、公贫民富的经济之道。只有首先切实奉行这样的“道”，才能“令民与上同意”，才能万众一心地进行“有道之战”。
翻开一部中国史，我们看到谁实行主佥臣收、爱民富民的治国之道，谁就得人心、得天下；谁背离这条治国之道，实行主骄臣奢、掠民穷民的相反政策，谁就失人心，失天下。在反元起义中，朱元璋率军南渡长江，攻克太平路城后，儒生陶安献计说：“现在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攻城屠邑，互相争雄。然而他们的志向只在子女玉帛，而非为了拔乱反正，安顿民生。你现在率军渡江，只要不嗜杀戮，顺应民心，何愁天下不归你所有！”朱元璋闻言大悟，严明军纪，以保土救民为己任，广收人心，终于由弱变强，削平群雄，建立明朝。可是同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统治者在患难中、在决定命运的战争中，尚能记住“得道者昌，失道者亡”的道理。一旦得到天下，其剥削阶级的贪婪本性便要故态复萌，变本加厉地压榨民众，使民不聊生，烽烟再起。
惟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打破了这种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使厚民富民的治国之道得到真正的贯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不是以一个家族代替另一个家族，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制度，让普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她使盼了千年的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她使一无所有的工人得到了工厂，她使最大多数人得到了利益，她也就得到了天下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得“大道”者大昌，中国共产党仅用二十八年的时间就赢得了一个新中国。但对胜利后的共产党来说，能否在长期执政中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仍面临着种种考验。前苏联的崩溃、东欧的剧变，已表明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提高综合国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能保持革命的成果。前车之鉴的惨痛教训，警策中国共产党人要兢兢业业，不断迈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步伐，不断开拓国富民强、民族振兴的新境界。一个胸怀大志、不谋私利的执政党，如果不仅在患难之际，而且在胜利之时也牢记“得道者昌，失道者亡”的千年古训，那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良将五德
将者，智、信、仁、勇、严①也。
（《计篇》）
【注释】
①智：智慧谋略。信：信守诺言、赏罚分明。仁：爱抚士卒、爱护民众。勇：勇敢果断。严：执法严明。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