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该送收容所？没见过有关的法律条文。恐怕是没有。可能有些内部条例，也没有见过。一般以为是达不到犯罪——惯偷巨盗杀人放火，颠覆政权，攻击领袖，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那就进看守所候审待判。除这些之外，一切有各类轻罪小过（具体的谁都永远理不清讲不全，因为它们太多太杂且因时而异，碰上戒严、严打、整顿、两手都要硬等名目时更是“拎不清”）。但收容所存在的这五十多年，长期占据里边大通铺位的绝大部分就是一种人，统称为“盲流”，又基本是外地人。即非本地、本市户口的。在某些时期，连本县市已下乡的知青回家，包括过春节，都曾被军警民联防查出扔将进去。我安顺的好些朋友回城过节，都有在当地收容所（或临时收容所）“喜相逢”并熬过长夜。但只要是本城人，又不犯大罪，一两天便会通知家属、居委会或有关单位保领出去。
还是回到那个早上。我们被押进了雷公山遵义收容所。一道没有任何标志的黑漆铁门。可驶入卡车。两边是两三米高的青砖墙。进了个大泥土院，又是墙和门，铁皮门不足一米宽，里边还有一进深短、左右长的小院。两边有几间厢房，后来知道是管教们的办公室，门外有岗亭，大门外是看不到的。门边有块方木牌，才见到“遵义收容所”几个字。
男号约有一个小学班教室宽，而左右长差不多相当两个教室。进门两米余，左右居中各有一条不足一米宽的走道，两边抵墙便是高出地面约二十厘米的水泥大通铺。铺的东西一个样：直接用小把的稻草用草绳简单捆扎起的草垫（离“草席”还差得远。粗糙简陋，但比草席厚，暖和）。不怎么见被子（后来知道共配有十条套子被，那要大爷级的才能享用），枕头更别想了。
黔北的元月底是最冷的时节。但大出所料，那号子中水泥面虽只铺草而无被，竟无多少寒意，原来是人太多了。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见过一个比火车箱略宽、却长不了多少的屋子竟可以住进两百四十多人还得除去右角上隔出几平方米的茅坑。七十年代，“文革”中期，中国百业凋零，天怨人怒，然而也可算是中国社会政治悲剧的某个转折点，或者叫必须救亡图存的新思维孕育期。仅从时间段上说，临近春节，哪怕是民穷国乱，毕竟是有几千年积淀的中华民族永远的第一盛节——市面上各类坏人丛生，为找年饭米，盲流横流，这地方不填闷才怪。其实这里天天有进有出，本地人无大罪且能找到保人的，关个天把也就踢出去了。连水西第三天也由厂里保卫科领出，在厂里又关了几天，这自然是后话。
此地既无法且无常规，便只有例规或因形势而变的临规。那时的临规似乎是：先塞进来。实在装不下了，则分人以分批加快审询，本地区县市的，被认为不入“罪犯”的尽快通知有关人领走。没人领的盲流行乞小偷斗殴打架之类，只要不碰上询问者特不痛快时——一般尽快滚蛋，腾笼换鸟。外地的麻烦得多，被认为送不了看守所的（这里和监狱一样，进来了就没有冤枉的，不可能没个特别说法就放你出去。百姓被诬，刚烈者要向政府或制冤者讨个说法：所谓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个说法。执政者抓了人，本身就是说法），等某方向湊齐了人，即约一卡车人，便押送出走。如当时遵义收容所主要转运三个方向：往贵阳、往重庆、往（贵州）毕节。那时似乎不押上火车转运，也许是火车都很挤，货车车皮更紧张，这些人不配使用较高的押送成本吧。
而以上这一切处理都没有任何常例：因时因人（管制者）而异、而随意。比如何时审，用什么手段审，文审武审文武兼用皆可。也不回避什么，一次可现场审多人。例如有五个重庆下到云南的知青，提前回家过年而没买车票混车坐，一路上和乘警列车员等周旋，快到遵义时还是被揪了出来，由站方直接送到收容所。案情简单，五个男生一道过堂，蹲在审讯室中一人问了几句话，长得高大壮实的王彬被管兵随性用添煤的火钳拍了两把。我进去时他们已关了几天，后来还让我看了腰上的两条红印痕，或许是当时看他不顺眼，这几位等着转运回原籍，即现户口所在的云南思茅。此间多以貌取名，不久我便和众人称奤哥的王彬成了朋友。他说从遵义到思茅，起码要转贵阳—安顺—曲靖—昆明—玉溪才到思茅，再到他们农场所在的景东，起码三四个月，谁熬得出来！五六个收容所，不被打死病死也得饿死，必须想办法自救。
所笼中又挤又脏又臭，二百多人，仅右角上有几平米用一米高的矮墙隔出的一个干茅坑，两个蹲位连着一便池，都无遮挡，靠墙有一缺口可进出，即所谓门。两三天叫犯人（管兵都这么叫，没听说什么嫌疑人之类）自己打整弄出去。冬天没蚊子，但虱子跳蚤猖獗。晚上还是冷。我因偷书而入，众人便叫我书贼（读如ｚｈｕǐ)，还能吹些大家不太熟知的牛皮，第二天都享受到十床棉被的一角，是冷不死了。当天过堂几分钟后便没人再理。老号儿讲：等倒起。年前总归会滚出去。能不能回家看命吧。记到：干不干，三两豆渣饭。
这后一句才是这种地方、即天底下所有关押人的所在最可怕最难熬的节骨眼。无论巴士底狱，还是古拉格群岛，还是京都秦城监狱或大西北的夹边沟，身陷其中，最难忍受的，无休无止的痛苦乃是饥饿（遭受严刑或受特别优待等不在讨论之列）。若在一般人尚无温饱之时则更是。那滋味没体验过的人怎么讲他都不明白，任何想象均不能感同身受。该所一日两餐。十一点，十七点。常规是每餐半小时，即包括两次放风。每收进一人，发可反复使用的铁皮瓷钵一个，上有红漆编号。听说发过瓦钵，但因有人弄破用作利器而作罢。再加一木勺。记住编号，放在铺位枕头上方统一的小水泥台上，出去时交回。
吃饭时抬来两个大木桶，一菜一饭。当然也是“表现好”的犯人抬来的，抬饭也是美差，起码可多得一瓢菜。陈米（混有玉米）不霉已是上等。菜也是一瓢，基本上是豆渣，那是供应市民的国营豆制品厂做豆腐时滤豆浆纱网上的皮渣，兑水煮开，里而常有些菜邦子之类，只有盐味，几乎没油。
头一天打饭时，那股霉烂的谷物及豆渣味还让我把饭钵稍抬远些，刚从外面进来还不算特别饿，吃喝稍有些慢，还剩些汤水，猛一抬头，四周已有几双饥渴的红眼盯着。稍一迟疑，饭钵已被人抢走。我来！一声吼叫，那汤水已被翻倒进别人钵里。到第二天，我就本能地护住瓷碗，舔掉最后一星渣饭。从此饱受饿魔的煎熬。在外面我当然有、且不少饥寒交迫的日子，我曾吃过自己剥下的杉树皮、蕨根、粗糠等，但只要人还能动（正处青少年时期），总要能想法往嘴里塞些什么，至少是存着能找到吃的希望。这里边我辈清汤寡水的饥肠中，每日绝对只有这两顿质差量少的渣饭。饭不可能多，众人只望每次豆渣汤多一点干一点，不掺菜邦却不减量更耐饿些。这里边，树皮草根、乃至观音土你都别想。据某些随常进宫的老号儿讲，某年某节这里曾加过半瓢豆干，某节甚至吃过肉皮！熬到今年年三十，说不准会有几块红烧肉。这号里日与夜的主要区别是夜里没饭吃，因为怕出事，整夜都有两三个灯泡仍亮着，而白天，靠门方向的四个半米多的铁条小窗透进的光线也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