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5辑)》由张新民主编，本书为“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5辑)，分为儒学与中国文化研究、宗教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清水江学研究、地方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书评与札记、研究生论坛七大部分，可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5辑)》由张新民主编，本书为“人文世界—区域传统文化”(第5辑)，分为儒学与中国文化研究、宗教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清水江学研究、地方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书评与札记、研究生论坛七大部分，可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周易哲学文化现代化的时代意义
本文阐述了周易哲学文化的主范畴与其当前的国际地位以及改变这种尴尬地位的具体可行性和诸多重要性。
孔子的科学精神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儒家的责难，引发了笔者对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思想的探索。孔子思想虽然以人文思想见长，但是却蕴含着科学精神，孔子的科学精神还绵延到后来的儒家。笔者从孔学对科学的贡献中探究出“李约瑟难题”命题之伪，并提倡效仿孔学之风范以解李约瑟难题。
“使由使知”章句辨义——兼论儒家“善教”思想的基本理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论语中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然而近代以来的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理解这一章句的前提是对儒家的政治思想进行一个整体上的解释和把握，其中的关键就是如何理解儒家的“善教”思想。首先，儒家“善教”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既承认百姓的人心本善，有通过教育选择向善的行为的可能，也承认“小人之德草”，民众需要君子的引领和教化；儒家的“善教”既不是政治权威的道德教化，也不是修身致圣的高调道德理想，而是通过教育引导百姓自觉的实践日常的生活伦理。对儒家章句的解读不可断章取义或片面扩大意义，从而导致对儒家思想的妖魔化或是过度的拔高，应该正确理解儒学政治思想的现代意义。
孔子“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含义之再考释
本文对《阳明学刊》第一辑《孔子“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含义考释——兼论孔子的易学方法论》一文中把古圣人的教诲理解为易学六法论提出了质疑；通过对“占”、“数”、“卦”、“爻”基本概念的解释，进一步诠释了“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的含义。
孙子兵学流传与编注述略
所谓“孙子兵学”,是指围绕着孙子及其兵法的整理、研究和运用而形成的一种专门学问。它是我国军事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化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孙子兵学源流问题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其发展过程及其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以古鉴今,使之为现实社会服务。
论张伯行对朱学的传承与发展
张伯行是清初理学名臣，其理学在道统上尊崇程朱，又融合王学的若干因素，将程朱理学的重心由心、性、理、气等形而上的逻辑思辨转变为主敬、读书、践履、敦伦等形而下的实行工夫与伦理法则，展现了清代理学异于宋明的特殊理路。
阮籍的死亡思想研究
在阮籍复杂而矛盾的思想中，对死亡的恐惧是贯穿始终的。面对时间无情的流逝与无可奈何的现实，阮籍敏感的心灵充满了对生命的留恋，死亡的焦虑激活了他超越死亡的渴望。因而，阮籍试图构架一个理想的世界来实现生命的超越，但是主观精神上的超越并不能解决肉体消亡的恐惧，其同传统和社会的对抗所带来的死亡威胁也激起了更大的恐惧和不安。由此注定，阮籍只能在岁月不居、人生短促的悲叹中度过彷徨、抑郁的一生。
从佛道关系的演变看北宋道教理论转型的实现
北宋道教的理论转型与佛道关系的演变有内在联系。北宋时期的佛道关系实现了从激烈的“对抗”到彼此间平等的“对话”与“共存”的重大转折，而转折的实现与佛道两家实力的消长变化、统治者的政策导向以及佛道思想的发展演变有紧密联系。佛道关系转折代表了最基本的观念态度的转变：“佛道一致”的关系模式因其强调佛道两教的高低优劣，侧重于阐述佛道思想的差异而仍然坚持“对抗”的观念态度；而“佛道合一”的关系模式则强调佛道思想的融合，侧重于阐述佛道思想的共通处，因而突出了强调彼此间平等的“对话”与“共存”的观念态度。正是由于道教率先突破“对抗”的观念态度，站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吸收佛教思想，从而实现了理论的转型。
青岩宗教的现状调查及现代化省思
青岩地区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多元互动，形成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混融共生的局面，在当地的经济社会与精神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通过对青岩宗教的历史及现状调查，力求把握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嬗变轨迹，厘清其面临的当下生态，反思其现代化诠释与创造性转化的关键问题。
宗教市场论视野下的宗教归信原因剖析——对贵州一个乡村天主教社区的田野研究
关于宗教归信，旧有的“苦痛+教义”的解释模式存在缺陷，宗教市场论从“情感依附”视角为宗教归信提供了全新解释。通过对贵州一个乡村天主教社区——草塘的深入田野调查，考察了草塘天主教徒因“情感依附”而归信的各种情形，用宗教市场论的视角来对我国的宗教归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沿河佛教文化史考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地处黔、渝、湘、鄂四省（市）边区结合部的乌江中下游。沿河历史悠久，远溯新石器时代晚期，春秋时为巴国的南境，战国属楚，一度属秦，秦属黔中郡，汉武帝时属涪陵县，蜀汉于县北置汉复县，北周于县地置费州，隋于今县城置务川县，唐置务州，后改宁夷郡、思州，北部置洪杜县，元置沿河祐溪长官司。沿河不仅是中原文化传入贵州的必经之地，也是贵州佛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整个贵州的佛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沿河早在东晋就有佛教传入。据冉氏家谱记载，冉安昌住于沿河官舟常乐山卜龟坪，在那里兴建寺院福常寺，成为贵州历史最早的寺院之一。进入宋代后，由于思州田氏“素事佛”，宋朝时的佛寺遍布黔东北。清中叶以后，沿河佛教开始衰落。沿河与其他地方一样，佛教受到儒、道两家思想及当地民间信仰影响，沿河境内出现了佛神合祀一庙，佛道儒巫并存一山的现象。佛教传播在沿河民间有其特色：一是自传自信；二是诵经礼忏，搞超度，消灾免难，谈生死轮回的佛、巫掺杂。除了佛教外，沿河的道教、地方巫教也渗杂佛教内容，且碑碣石刻、民间传说、地方史志以及文物遗存保留了大量的佛教文化信息。
梵净山佛教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
梵净山是“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中国弥勒菩萨道场”，具有深厚的佛教文化资源，在贵州旅游大开发的背景之下，梵净山将获得千载难遇的大好时机。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梵净山旅游开发中的一些功利性趋向及其负面影响。本文目的在于思考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如何促进梵净山佛教文化保护，从而使两者和谐健康发展。
武益纳与武多同相争夜郎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