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先生。”普雷蒂曼应了一声，出去了，转身拿了报纸进来，“早餐马上就好，先生。”
总统看了看表，他还不急着要起来，露西和舒玛托娃要午后才来，女画家认为上午的光线不够理想。舒玛托娃已经一连三天为他画像，因而，他每天都能见到露西。
普雷蒂曼把早餐拿进来，放在一张便于搁在床上的小桌上，用熟练的动作托起总统的头，把枕头拍松。
布鲁恩大夫进来了，照例提着一只随身用的皮包。大夫脸上露出他那职业所特有的笑容，以便让病人感到一切正常。其实，他进来问好时就已发现总统的嘴唇和手指有点发青。
大夫听了罗斯福的心脏，然后把听诊器塞进提包，拿出血压计。布鲁恩并未发现心脏有什么异样，不过他看病向来不仅仅根据听诊的结果，还要看其他一系列特殊的症状。布鲁恩发现，总统的下嘴唇有些疲软地耷拉下来，听力似乎也比往常差，平时，罗斯福总是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喜欢同医生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但近日来，他常显露出漠不关心的表情，对医生的触摸和听诊没有反应，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医生的存在。他显然有些不适，医生认为是他太疲倦。
“哦，总统先生，从客观上看，一切都正常。”布鲁恩量完血压，装出很乐观的样子说，“你自己感觉如何，有什么不舒服吗？”布鲁恩知道，总统不大诉说自己的病痛，哪怕是重病不起，他也不会垂头丧气，总是那样生气勃勃，他那种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幽默的精神，就像他那坚强的意志和明晰的头脑一样，在国内是尽人皆知的。
“太平无事，大夫。”罗斯福顿了顿，“就是有点头疼。”
“那我们马上来对付它。”布鲁恩轻松地说，似乎在故意强调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来，把头抬起一点。”
对颈肌做了按摩之后，疼痛果然消除了。总统感谢大夫，并邀他一起进餐。
当劳拉·德拉诺在早餐后进来见他时，他说：“我打算比原定计划在这里多住几天。我们将在华盛顿只停留五个钟头，而不是五天，然后立即前往旧金山。”
他穿好衣服，叫来格雷斯·塔利，给她口授了改变行程计划的指示。华盛顿的邮件还没有按时到达，于是他就舒舒服服地坐在皮面椅上玩了一会儿邮票。他仔细看了日本为纪念占领菲律宾而出的邮票，并同华盛顿通了电话，提醒弗兰克·沃克曾经答应给他寄旧金山会议的邮票。
快到中午的时候，比尔·哈西特拖来了从华盛顿来的邮件皮袋。他建议总统吃完饭后再审阅，但罗斯福要立刻动手。哈西特把一份国务院要他批示的公文放到他面前，罗斯福脸露微笑，“看，典型的国务院公文，什么都没有谈”。接着，他批阅其他文件，有一些邮政局长要任命，有日常信件，有向杰出的政治家授勋的证书，还有几张颁发给有功的退伍军人的任命状，都需要他那不再强劲有力的手签名。那时，白宫仍然不喜欢用圆珠笔，认为这不过是时髦一时的小玩意，但用自来水笔容易蹭掉，会把文件弄脏，于是，总统一边签名，哈西特就一边把签好的文件放在沙发上、空椅子上和地毯上。伊丽莎白·舒玛托娃夫人来了，她往里一瞧，到处铺满文件，感到进退两难。“进来吧，比尔的东西还没有晒干呢。”罗斯福说。哈西特很快就把东西收好了，连瞧也不瞧女画家一眼，认为她对总统的干扰太大，不是量他的鼻子，就是要他转过这边，侧到那边，甚至穿什么服饰也要喋喋不休。在哈西特看来，这是不必要地折磨病人。他甚至认为她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艺术家。但露西却喜欢她，罗斯福也对她没有恶意。哈西特把一批国务院的汇报交给总统就走了。
总统把普雷蒂曼叫了来：“阿瑟，人都来齐了？”
“是的，总统先生，都来齐了。”这位老黑人侍奉总统多年，非常了解都齐了这几个字在总统脑中的含义。其实，罗斯福指的只是一个人——露西·拉瑟弗德。前年夏天，她把自己的女友伊丽莎白·舒玛托娃——一位苏联女画家带到白宫来见他，表示她想要一幅他的肖像画作纪念。在必要的时候，罗斯福可以拒绝内阁部长，拒绝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巨头们，拒绝自己的亲属子女，可是对于露西，他总是有求必应。从年轻时代起，他就爱上了这个女人，当时他还没患上这该死的病，像所有的人那样，走路不用矫形套，不用自己的保护人员来帮这个有损尊严的忙。他同疾病做了长期的斗争，往日的恋情却难舍难割，缠绵不断。罗斯福身边的人都知道她，妻子埃莉诺也知道这事，对此，罗斯福曾向妻子做过艰难的解释。随着岁月的流逝，埃莉诺也明白了，即使像丈夫这种刚强不屈、权震国内的人物，也难免会儿女情长。她只希望丈夫同露西的会面越来越困难，直到完全中断。
在别墅的一间办公室里，布鲁恩大夫同远在华盛顿的麦金太尔挂了电话，向这位海军中将——在海军舰队经过长期的无可指摘的医务工作后，被调入白宫的医生报告早晨看视总统的情况。
总统的秘书比尔·哈西特和格雷斯·塔利从薄薄的墙板后面听到断续传过来的几句：“血压180—110，心脏嘛，还是那样，有点扩大，有杂音。是的，先生，当然。”
罗斯福换上深灰色上装，红色哈佛式领带，深蓝色的带金属扣环的斗篷。舒玛托娃特别看中这只有海军军官才有资格穿上的悠扬的斗篷。她说，这幅未来画像就题名为《穿斗篷的总统》。
一想到要在整整一小时里忍受那位喋喋不休、手忙脚乱的女画家的摆布，罗斯福很不舒服，他想的是在这段难得的时间里面对着他心爱的露西。
不论怎样，他脸上带出了笑容，在场的女士们几乎都感到这个房间的主人是愉快亲切的。他还诙谐地向他们报告了今天的正餐是吃烤乳猪。
在普雷蒂曼的帮助下，罗斯福从轮椅换坐到安乐椅上，舒玛托娃匆匆换上工作服，画架上夹着那张即将完成的总统肖像。画家开始静静地作画，罗斯福拿起哈西特放到桌上的几份文件，他对准备在第二天晚上广播演说的讲稿做了修订，用颤抖的手写下一句概括性的话：“对我们实现明天的惟一限制将是我们今天的疑心，让我们怀着坚定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一阵暖人的春风吹进敞开的窗户，把大地的芳香和鸟儿的鸣啭送进宁静的房间。露西默默地坐在一个窗户旁边，脸上流露着幸福的微笑，心里为眼前这位她的至爱祈祷祝福。
菲律宾男仆开始收拾桌子准备午餐，罗斯福看看表，已是12时45分了，就对舒玛托娃说：“我们得快一点，只剩下15分钟的工作时间了。”
白宫那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女仆利齐·麦克达菲在门口停下来，朝客厅里瞧了一眼。她见到露西·拉瑟弗德面向总统，而总统刚讲了一句俏皮话，她听了正在微笑。利齐后来说：“这就是罗斯福先生给我的最后印象。我记得他最后的情景，是他注视着一位美人的笑脸。”
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嘴里，把它点燃。他这时已经从给人画像的姿势中出溜了下去，画家看到时，再要他坐好已经不可能了。
露西看见罗斯福瞧着自己，报之以嫣然一笑，但立即发现，他的眼神突然暗淡下去。总统不是在瞧她，而是眼睛发直，就如同一个失去视力的盲人。
露西哪里知道，就在这一瞬间，总统的颅内一阵剧疼，像早晨一样，仍在后脑，只是来势更猛。
舒玛托娃见他举起左手摸摸太阳穴，按了一下，看来他想再捏捏前额，但他那只手垂了下去，手指抽搐着像摸索什么东西。萨克雷小姐把钩针放下，向罗斯福走过来：“你掉了什么东西？”他用右手在脖子后面压了压，闭上眼睛，声音极微：“我非常痛。”随后，手臂垂下，头倒向了左边，前胸弯陷下去，眼睛失去光泽。
“富兰克林，你怎么啦？”露西声音颤抖，连忙跑过去，玛格丽特也扔下手里的编织活儿，从座位上跳起来。
罗斯福已经失去了知觉，只是艰难地喘着气，发出嘶哑声。
萨克雷小姐呼叫布鲁恩大夫，舒玛托娃尖叫着从屋里跑出求援，总统的贴身男仆阿瑟·普雷蒂曼和菲律宾男仆急忙跑进客厅，把不省人事的总统扶起，把他抱进起居室。
罗斯福浑身发凉，出汗很多。
露西·拉瑟弗德意识到什么，拉起舒玛托娃急忙奔向自己的汽车，离开这里。她不能让埃莉诺知道她在这里。
然而，她没有绝望，她怀着希望，上帝也许会把他从死神那里救回来。“他不会死！不会的！”
她的车子一直在“小白宫”附近徘徊。她在车子里倾听着消息。
总统病危的消息在白宫传开时，大家也都觉得他会好转。没有罗斯福在白宫掌政的美国是难以想象的。在国外作战的青年们的记忆中，美国总统一直就是罗斯福，也就该是罗斯福。
根据麦金太尔的命令，布鲁恩医生始终伴随在总统身旁，而此时，总统的呼吸时而中断，时而变得短促嘶哑。他的舌头阻塞着喉咙，脖子越来越僵硬，血压高达300，左眼被涨得大大的。他的一条脑动脉因为老化出现了穿孔，血从穿孔渗进颅腔。也就是说，他发生了脑溢血。布鲁恩当时还不能确定病情的严重程度，他施行了急救。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在他手臂上注入罂粟碱和亚硝酸异戊酯，又给他穿上带条纹的蓝色睡衣，然后在一个男仆和一名海军理疗医生的协助下轻轻地把他抬到那张槭木床上。
房外的人只能听到粗哑的喘息和憋闷的鼾声。
布鲁恩立即向华盛顿报告，麦金太尔医生对他的诊断和处理措施表示同意。在平时，医生是不敢贸然使用亚硝酸异戊酯的，因为此药会大幅降低血压，减少脑的供血量，但总统情况严重，回天乏术，只好万里求一了。
总统已昏迷了50分钟，血管急剧收缩，出现局部瘫痪。麦金太尔向亚特兰大市的著名专家詹姆斯·波林医生求援，请他立即赶去温泉。波林竭尽全力，一小时后到达了那里。后来他对人说：“我随时都准备着被交通警察拘留。”
稍后，他向麦金太尔做了如下报告：我到达时，总统已经奄奄一息，浑身冷汗，脸色灰白，呼吸困难，胸部杂音很多。我到他房间不足5分钟，他的生命迹象已完全消失，那时是3时35分。
在总统的寝室里，第一个向遗体告别的是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对在场的人没有望上一眼，也没有吭一声，我就走进他的寝室，弯下身来，在他的前额轻轻吻了一下。”按理应该先向总统夫人和副总统报告，然后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哈西特和布鲁恩请麦金太尔医生转拨总统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的电话。斯蒂芬·厄尔利强忍悲痛，要他们在通知到埃莉诺·罗斯福之前不要外传。
总统夫人这时正在华盛顿西北区的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的萨尔和雷夫俱乐部。那里正举行年度茶会，会上有她的发言。下午3时刚过，劳拉·德拉诺从温泉打来电话，措辞谨慎地告诉她总统已经昏迷。几分钟后，麦金太尔又打来电话，他告诉夫人用不着惊惶失措，他已通知海军派专机送夫人和他自己去佐治亚。她问他要不要把原定讲话取消。他说没必要。因为这样会引起外面众说纷纭。她接受了厄尔利的建议，按原计划发表了一篇关于联合国的演说。接着钢琴家伊华琳-泰纳弹奏了一些选曲。后来，罗斯福夫人又被叫去接听电话，这次是斯蒂芬·厄尔利打来的，用她的话说，“他很失常”，要她马上回家。她心烦意乱，感到“事情不妙”，但是不能不注意礼节，所以又回到会场。她等泰纳小姐一曲奏罢，前去告辞：“有电话通知我回白宫，请原谅我在这个精彩的音乐会未结束之前告辞。”
总统的轿车在外面等着她。“上了车，一路双手紧握回到白宫。我心里明白出了什么事。不过像那样的事，非到别人说出来，你是不会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具体形成的。”她到总统府2楼的起居间，她听到消息时说：“我很难过，但我为我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更难过。”这样讲当然很得体，但事实上她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厄尔利的主意，埃莉诺当时只是对他说，她想马上见到杜鲁门。
杜鲁门副总统那时正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背后挂着镶金边蓝色天鹅绒的挂毯，两边是鲜红色的大理石半裸柱。他正俨乎其然地主持着参议院会议。其实他却信笔写着：“亲爱的妈妈和玛丽，今天，我是在参议院议长的席位上给你们写这封信，因为一位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在发言，而他对所讲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亚利桑那州一位资历不高的参议员，对这个问题先发了言，他倒是言之有物的。”
他希望家乡天朗气清，因为华盛顿正雨雾迷蒙，他还说星期天早上他会飞往普罗维登斯市去。然后又说：
“明晚9时半，请打开收音机，你会听到哈里为纪念杰斐逊诞辰向全国发表的讲话。全国各大广播网都会转播，应该容易收听到的……”
参议员亚历山大·韦利发言以后，奥尔本·巴克利建议休会，次日再复会。4时56分，这位副总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完全不知道他当上美国总统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信步走到了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处喝上一杯酒。他正喝着掺水威士忌时，白宫的电话总机找到了他。厄尔利说：“请你马上来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街正门进来。”杜鲁门有点莫名其妙。他以为总统提早从温泉回来，有什么事要找他谈。
他走进白宫，上到2楼，第一夫人正在办公室门前等他，他从她的脸上看出了重大的不幸……
“哈里，总统逝世了！”
“什么？我，我不相信。”杜鲁门头上像响起晴天霹雳，“嗡”地一响……对副总统来说，这是天大的意外。他不知所措地又问了一句：
“啊，啊，夫人，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
“不，现在应该是我问你，能为你做些什么？”
埃莉诺那沉着、清醒的声音像在提醒副总统所面临的沉重担子。
这次简短的交谈，给杜鲁门留下了深刻印象。
杜鲁门从未想到自己这个副总统，有一天会来接任总统的职位。他没有这份雄心，甚至从未做过这样的梦。他站立在那里，心里不断地在称颂埃莉诺真是一位“世界第一夫人”！
（半个月后，杜鲁门总统委任埃莉诺作为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正式代表，后兼任人权委员会主席，并亲自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
此刻，埃莉诺送走杜鲁门，立即给孩子们拍电报：
“亲爱的孩子：爸爸下午长眠在温泉。他忠心尽职直到最后一息，为你们做出了极好的榜样。上帝保佑你们。妈妈。”
17分钟以后，即下午5时47分，白宫总机通知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在电话里收听紧急新闻发布。这三家通讯社的记者拿起话筒，听到下列谈话：“我是斯蒂芬·厄尔利。现有急电一则。总统于今天下午突然逝世，时间是……”
这就够了。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第一个发出电讯说：
“国际新闻社华盛顿急电（4月12日5时47分）：华盛顿——罗斯福逝世。”
30秒钟后合众社跟着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今天下午逝世。”
两分钟后（即下午5时49分），美联社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下午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
合众社华盛顿分社的一个新闻速记员，将厄尔利口述的消息用记者惯用的速记法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