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上午埃及国王法鲁克来了。他头戴土耳其帽，身穿海军上将服装。总统和他像两个商人一样，商谈两国之间的贸易情况和扩大贸易的前景。
法鲁克国王午餐后离去。下午后半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来了。他是一个瘦小、黝黑、神经质的人，穿一身卡其制服。他的鹰钩鼻子下面蓄着下垂的浓黑上髭和弯曲的短须。总统和他商谈了开辟航线问题，使皇帝的那个地处深山之中、交通闭塞的都城向世界贸易打开通道。
第二天专门用来接待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国王是一个刻板的穆斯林，船上出现一个女人，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亵渎。因此那天把安娜打发到开罗去消磨一天时光。由于国王对烟酒也有反感，因此，他来到“昆西号”时，任何人都不准吸烟。
临近正午，把国王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载来的美国驱逐舰“墨菲号”驶近“昆西号”。罗斯福从高射炮旁他喜爱的那块地方向下观看，感到这艘驱逐舰似乎把传奇中的十字军世界搬来了花团锦簇的一小块。它的甲板通常是空荡荡的，现在却满铺着色彩鲜艳的东方地毯，它的栏杆旁排满了黝黑剽悍的士兵，他们身穿五颜六色的长袍，不胜累赘地佩带着长枪、刀把上镶有珠宝的短弯刀、长剑和套着金鞘的弯匕首。国王坐在最高层主甲板上的一张金椅子上，周围簇拥着他的儿子和大官们。
“墨菲号”的后甲板就不那么富丽堂皇了。这里拴着国王的山羊。当“墨菲号”横靠过来时，在后吊艇柱上举行了宰羊仪式。一个年轻的水兵因为接受了应该使舰船经常保持一尘不染的指示，特别是在总司令莅临时更应如此，所以他就拼命地擦洗那滩脏污。但是他越擦洗，羊流的血越多。最后这个小伙子抬起头来，直视着总统含笑的眼睛。总统举起双手，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喊着：“你只好随它去算了！”
威严的国王由两个凶悍古怪的卫士开道，在五色斑斓的随从人员簇拥之下登上“昆西号”，受到了最隆重的欢迎。伊本·沙特步态庄重，但是由于旧伤只能一颠一跛地行走着。他身材很高，穿着飘拂的长袍，红白方格的“内志”头巾上束着阿拉伯国王的金带。总统就在高射炮旁边的角落里接待他，但甲板上已经铺了华丽的地毯，罗斯福也改变了平时的举止行动来适应这一场合。他那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他跟丘吉尔辩论或跟斯大林开玩笑时的轻松愉快的态度迥然不同。这两个人在阳光和暖的巡洋舰甲板上，倒更像英王理查和苏丹萨拉丁在一个绸帐篷前交谈，身穿华丽绸袄的勇士和披着锁子甲的骑士在沙漠中侍卫着。
他们交换了正式礼物，其中包括答应赠送国王渴望的一架C_-47飞机和一些青霉素。当宣布午宴已备好时，普雷蒂曼走过来推动总统那辆可折叠的小轮椅；跛足的国王不胜羡慕地注视着它。
“这东西用着一定很舒服吧？”他说。
总统说：“是很舒服。你想要一个吗？”
“是的。”伊本·沙特回答。
“你今天就可以拿到它。”罗斯福答应说。
但是礼品和款待在高级政治的领域中很少奏效。罗斯福特别希望在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上获得伊本·沙特的支持，以便使更多的犹太人得以迁移入境。在这一点上失败之后，他要求国王至少保持中立。但是伊本·沙特对这些建议一概予以有礼貌的然而也是坚决的拒绝。对于诸如贸易安排和在战争中保持友好态度等其他问题，他都表现得和颜悦色，通情达理。但是只要一触及犹太人复国主义问题，他就以全世界穆斯林的先锋和穆斯林权利的保护人自居。
在宴席上伊本·沙特吃的是他自己的奴仆烹调的饭菜，喝的是汲自麦加附近圣井的水。宴会结束后，他们回到甲板上继续会谈。3时30分，国王向总统作了礼节性的告别。
伊本-沙特安全登上“墨菲号”之后，罗斯福就自己转动轮椅返回他的舱室。在这长得要命的四个小时内，他一支香烟都没有吸，现在他才舒服地点燃了一支。接着船旁的响声表明“墨菲号”正在解缆启航。总统叫普雷蒂曼把他推回到甲板上去。他完全走出了刚才所扮演的角色；当驱逐舰徐徐离去时，富兰克林亲切地向伊本·沙特挥手告别，他手中的长烟嘴在静止的空气中划出一团违禁的烟雾。
总统试图说服伊本·沙特再允许一些从希特勒的死囚集中营里逃出来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但是这位满头灰发的老沙漠勇士说，阿拉伯人将为防止犹太人再进入巴勒斯坦战斗到底。
随着“昆西号”巡洋舰穿过苏伊士运河，驶进地中海，雅尔塔会议后的那种欢快的气氛慢慢消失了。霍普金斯和沃森都开始生病，霍普金斯不喜欢在海上长途旅行，决定从阿尔及尔乘飞机回国。霍普金斯上岸前向罗斯福的告别是他们两人最后的见面。两天后，沃森因脑溢血而去世。又一位老朋友的去世对总统影响很大。路易斯·豪已经去世……马文·麦金太尔已经去世……利汉德小姐已经去世……现在一贯忠诚的沃森也去世了。沃森的去世也许使他注意到他自己的生命也危在旦夕，因此他在剩下的旅途中不由地消沉起来。他把起草国会报告的工作放在一边，整天看书，吸烟，凝视着远方。“昆西号”巡洋舰载着孤单的总统和他朋友的尸体默默地向西驶去。
2月28日，罗斯福回到华盛顿，长途的旅行使他第一次感到身上储存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了。但他不顾身体的极度疲乏，参加了沃森的葬礼。
军号在阿林顿哀鸣。清脆的排枪齐射声划破了累累坟墓上空的宁静。总统戴上帽子，冒雨驱车回到白宫。那天早晨他刚从雅尔塔返回华盛顿，数小时之后就不顾疲劳赶到阿林顿去向一位亲爱的友人最后告别。哈里·霍普金斯也正病得厉害。这位身体虚弱、勇敢无畏的人为他的祖国和他的朋友鞠躬尽瘁，耗尽心血。富兰克林简直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哈里，他这些年怎么能应付得过来。
雨点啪啪地打在总统汽车的玻璃上，正好和他的心境完全合拍。此时他正从阿林顿回家，准备和罗伯特·舍伍德一起把下一天要向国会作的报告最后定稿。如果他能在做这件费力的事情之前先休息几天就好了，但是他心急如火，感到必须向国会讲话，时间越早越好。因为那些人还有力量使他建立一个联合起来的世界的希望化为乌有，就像当年破灭威尔逊的美梦一样。最近几年来，这个想法老是在他脑海里盘旋；现在考验终于来到，他毫不迟疑地上阵应战。
不过有一件事他已下定决心摆脱掉了——他再也不愿意忍受长时间的疼痛，靠着支架的支撑，站在台上讲话。自从第四次就职典礼以来，他一直没有用过支架。这一次他将坐着发表演说。让他的敌人们去大做文章吧，反正他无须再参加以后的竞选了。
翌日，当总统的汽车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时，他的心情已完全不一样。面前的挑战打开了一股潜在力量的闸门，使他浑身是劲，情绪高昂。他骄傲地感到，自己已从缩手缩脚、瞻前顾后的政治中解脱出来。这些问题太重大了，个人的区区小事又算得了什么？他知道国会也已庄严地意识到这是一次隆重的集会。
在人山人海的议会大厅里，响起了司仪宣布“美国总统到”的喊声。
总统的轮椅在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飞快地推过。只见他用自己有力的双臂一撑，一下就坐进了麦克风前的扶手椅里。听众安静了下来，他一开口就离开了原先精心准备好的发言稿，口气是那样的满不在乎，几乎是开玩笑地在谈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一样：
“我希望诸位能原谅我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姿势，坐着讲我要讲的话。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明白，不在我的腿肚上绑十磅重的钢条能使我感到轻松得多，更何况我刚刚结束了一次1．4万英里的旅行。”
接着，由于感情的激动，他的声音变得深沉洪亮起来。他开始讲他的头号大事了。
“这是一次漫长而富有成果的旅行。但究竟是否完全有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你们。因为除非你们这些在这个美国国会大厅里就坐的人——在美国人民的支持下——赞同在一个名叫雅尔塔的地方达成的原则协议，并提供你们的积极支持，否则这次会议就不石〗能产生持久的成果……
“我们还要扎扎实实地干上好几个月。我以为，只有在这个国际和平的大厦上砌好最后一块石头之后，我们美国人坚定不移地、无私无畏地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才能实现……我深信，我们在迈向和平世界的大道上，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各方，都为达成协议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我们彼此更加了解了……我的信念一刻也没有发生过动摇：我们能够达成一个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协议……”
然后总统列举了克里米亚的具体成就：
1.决定经常举行外长会议，以防止争议发展成为危机。
2．解决了有关国际安全组织的分歧。
3.确定了苏联军队和盟军之间的完全协调和更紧密的合作。
4．达成了波兰和南斯拉夫问题的协议。
5.达成了由联合国家控制德国的协议；结束纳粹主义，但不奴役德国人民。
6．达成了惩处战犯的协议。
7.决定接受实物赔偿，而不是货币赔偿，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无法解决的赔偿问题。
总统特别谈到美国关于在安全理事会中投票表决的建议已得到接受；接着在谈到希望联合国会议将在旧金山召开时，他说：“我们满怀信心地一致期望，联合国组织的宪章将在那里最后签署生效，依靠这个宪章，世界和平就能得到维护……”
阵阵欢呼声响彻整个大厅。罗斯福知道，听众对他是热烈同情的。他时而按照讲稿宣讲，时而离开稿子，更加自由地发挥起来。
他希望参议院批准宪章，并指出，他是始终给他们报告事态发展的基本动向的。他答应参众两院合组一个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民主党与共和党人数均等。他说：“世界和平不是哪一个党派问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同样渴望和平。”
他继而十分真诚地强调：“世界和平的机构绝不是一个人、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民族的事情。它必须是一种以整个世界的共同努力为基础的和平……”
但是他告诫大家，这还不是一个完美的机构；他指出那些“与国际合作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势力范围的奇怪想法”正在抬头。他预言：“这种思想的滋长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接下来他告诉国会，被解放的国家急需经济援助。
“使轮子开始运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务必使这些地区做到自力更生，这才符合我们大家的民族利益……”
总统然后简单扼要地谈了日本问题。他告诉听众们，已经在马耳他制定了加强对日攻势的新计划。他说，对日本和对德国一样，非要它无条件投降不可。
接着，他又一次回到了占据他整个思想的那个问题上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国际关系中，为未来制定计划就像在国内政策方面同样至关重要。但是他补充说：“没有一项计划是十全十美的。毫无疑问，不论在旧金山通过什么决议，它们都同我们的宪法一样，在未来的岁月里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正。只有人类坚持不懈愿意为和平事业做出努力，乃至付出牺牲，和平才能长存。
“25年前，美国的战士们期望世界的政治家完成和平大业……我们辜负了他们。我们不能再一次辜负他们而又期望世界能够幸存下去……
“我深信，国会和美国人民将接受这次会议的成果，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永恒的和平机构的开端，在这个机构的基础上，我们将能在上帝的保佑下开始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你们的和我的——还有全世界的子孙后代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里。”
总统洪亮悦耳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现在他的调子又低沉了下来，他的结束语不是激情奔放的慷慨陈词，而是谈家常般的心平气和、朴实坦率：
“朋友们，这就是我能提供你们的惟一信息，因为我对这一点的体会太深切了。我知道你们大家今天开始体会到了这一点，今后你们肯定还会体会到这一点的。”
人们先以片刻的沉静向他表示敬意，然后就开始欢呼起来。这声音像热带的狂风暴雨一般爆发出来。议长雷伯恩和副总统杜鲁门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他坐上轮椅，缓慢地穿过群情激昂、震耳欲聋的阵阵欢呼。直到大门在他身后关上，国会大厅才平静下来。
雅尔塔会议引起的争论比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对外政策的任何其他方面引起的争论要多。人们指责他把波兰和东欧“出卖”给苏联人，把中国拱手交给共产党。虽然这些指责在50年代已达到顶峰，但是直到目前仍有所闻。批评雅尔塔会议的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有一种事后聪明的优越感。他们回过头来看雅尔塔会议，认为会议结果是苏联力量的掠夺性发展、冷战、蒋介石被赶出中国大陆，以及大大减弱苏联对日作战的影响的那些已变化了的情况。但是总统总算做成了在他所处情况下的最好的交易。
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也许希望出现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波兰，但基本事实却是，红军彻底控制了东欧。美国和英国的惟一抉择是动用军事力量安插一个比较适合它们胃口的政府，而在1945年那种情况下采取这种抉择是不大可能的。人们对雅尔塔会议上为求得苏联人对日宣战而向他们作出的让步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据认为，这些让步为共产党最终统治中国、北朝鲜和印度支那铺平了道路。批评罗斯福的人很想把“失去”中国的最终责任归于他，他们实用主义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军界领导人担心入侵日本本土岛屿时会造成伤亡，坚持要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苛刻的条件，罗斯福则不过是付出了他索要的代价。
罗斯福如果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那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他懂得，雅尔塔会议之前那几年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已深刻地奠定了战后世界的格局。他诚恳地真诚地希望在战火中结成的联盟会经受住和平时期的压力。为了使斯大林进入承担义务和相互信任的罗网，他进行了妥协，作出了让步，并满足于达成一种不明确的、模糊不清的一致意见（波兰选举问题就是如此），这使苏联人相信，英美代表只是在谋求一项保全面子的安排。然而，罗斯福的东欧政策的失败，不是由于天真的乐观造成的，也不是由于对苏联国家的性质抱有幻想造成的。相反，总统认为他的政策是最实用主义的，因为它为成立谋求已久的世界组织赢得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