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科夫被俘后，斯大林希望次子不要再发生雅科夫那样的不幸，并且在飞行中派人保护瓦西里。但瓦西里表现得英勇顽强，在四年的卫国战争中多次驾机迎敌，击落敌机，荣立战功。后来，瓦西里虽成为一名将军，但作为不大。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把瓦西里监禁起来。瓦西里孤独地生活了十几年，最后死于喀山。他的墓碑被人们毁坏得不成样子。
斯大林非常喜爱他的小女儿斯维特兰娜。在她年幼的时候，父亲总是亲切地称她为：“我的小主人……谢坦卡。”在她母亲去世后的岁月里，斯大林总是尽可能多给她一些温暖，给她一些爱。
妻子去世后，斯大林的家庭越来越冷清，亲属们不再来了，而且厄运接踵而来。斯大林前妻的哥哥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和纳杰日达的姐夫列金斯都在大清洗中被处死。纳杰日达的姐姐安娜的命运最为悲惨。她曾因间谍罪被投入监狱，在严酷铐打下，她承认了自己的“罪恶”，出狱时已精神失常，后来死在医院。安娜蒙受不白之冤，主要是因为她曾经写过斯大林光辉事迹的回忆录，并在国外发表。斯大林得知后大为恼火，说：“她没有资格写领导人的回忆录。”这是她的主要罪证。
在斯大林所有的家庭成员中，有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也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物，她就是领袖的母亲——叶卡特林娜女士。一方面，她确实是个最伟大的母亲，她生育了一个坚毅、果敢、极有能力、甘愿为无产阶级事业奉献一生的儿子。她的儿子使整个苏联甚至半个世界大大改变了模样。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母亲——个农奴的女儿，一个朴实无华、又精明强干的女人。这位虔诚的妇女没有文化、不懂俄罗斯语言。她一生厮守在自己的故乡格鲁吉亚，过着简朴而恬静的田园生活。
老人的晚年是孤独的。儿孙们忙于革命，几乎没有机会使老人享受天伦之乐。当他的儿媳纳杰日达去世后，想起三个失去母爱的孙儿们，老人深感忧伤。
在老人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回家乡看望她。母亲语重心长地说出了一句她一生都想说的心里话：“你没当上神父，真可惜！”
老人纯朴简练的语言提出了一个令人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斯大林当年听从母亲的安排，去当一个神父，如果斯大林不成为苏联的领袖，那么苏联应怎样发展？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也是不可改变的。它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也不可能以斯大林母亲的意志为转移。1936年，她去世了，终年约80岁。
两袖清风的最高统帅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就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紧张的战争耗费了他的精力。他并非一个冷漠麻木的人，不能不受各种危机和挑战的影响。他易动感情，事事留神，这从他的各种情绪的变化和发脾气中可以看出。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有巨大的自制力、充沛的精力和复元力。在波茨坦时，他虽然心情轻松，态度和蔼，但已经显得有些老态龙钟。据他女儿斯维特兰娜说，对日战争结束后不久，他病得很厉害。但当贝尔纳斯和贝文于1945年12月来莫斯科参加外长会议时，斯大林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恢复，并且接见他们了。像整个国家一样，他也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他没有时间休息。
当翻开1946年的第一页日历的时候，苏联人民惊喜地发现，阔别4年之久的和平之神又降临到了他们身边。莫斯科卸掉了战争的盔甲，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巨大的红五星在克里姆林官上熠熠闪光，辉煌的彩灯把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重新装扮起来，红旗、横幅标语牌和领袖的画像醒目地挂在各个重要场所，人们在街上安祥地走来走去。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由和平建设代替战争的新时代的开始。
就在这一天，即1946年的1月1日，苏联《红星报》在头版最显著的位置上刊登了巨幅照片。照片上，斯大林身穿大元帅军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紧站在他旁边的是朱可夫、伏罗希洛夫，靠后一点的还有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布琼尼、铁木辛哥，他们个个神采飞扬，面带微笑，胜利的笑意写在脸上。
然而，在此时此刻，斯大林并不感到轻松。因为战后的苏联，面临着安顿人民生活和重建家园的巨大问题。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之内，有800万人从武装部队复员，有450万人从德国的苦力营和其他集中营回到祖国，有被疏散到乌拉尔以东的800万人正向西拥来寻找自己的家园。但是，不能允许慢慢地恢复大家渴望已久的和平时期的那种比较好的生活条件。所有的有劳动力的人都很快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重建工作之中，这需要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那种大干精神。
渡茨坦会议之后，斯大林确信苏联正在受到威胁。苏联在西面、远东和南面都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是一个超级大国。战后的苏联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无法与之匹敌或竞争。
14年以前，斯大林曾经宣布：“旧俄国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落后而不断挨打。”目前苏联面临的危险是：经过这场战争之后，苏联变得非常虚弱，如果不在短期内迅速地恢复经济、医治好战争创伤，那么，苏联还会再次挨打。斯大林决心不使这种悲剧在苏联重演。
苏联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国。在历史上，俄国曾有两次取得过同样的大国地位，一次是在1709年彼得大帝取得波尔塔瓦的胜利之后，另一次是1812年打敢拿破仓之后，但每一次获得胜利之后俄国又很快衰弱下去了。这一次，斯大林不能再让它重蹈复辙。苏联要依靠自已的努力在经济的废墟上重建起来，并保持大国的地位。
1945年8胃19日——意味深长的是这是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之后的几天——斯大林命令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一个重新建设的计划。结果产生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并且于1946一年3月18日被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这个计划规定了优先项目并为战后发展定下了惊人的速度。重工业是经济垒面恢复和强大持久的军事工业的基础，因而有第一位的优先权。
第四个五年计划号召苏联人民要全面提高工业产值，到1950年时，工业产值应该超过战前水平的48％。该计划具体规定了新的建设项目和各重工业部门应达到的指标。消费工业和农业增长指标比较低一些。对于一个被战争破坏得疮痍满目的国家和蒙受了巨大牺牲、并正在继续忍受粮食和住房不足、生活艰苦的人民来说，要在短短的5年内达到这样的指标似乎高得不可能实现。而且，除了战争赔款之外，这个计划必须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来实现。
斯大林与幼年的斯维特兰娜在别墅渡假。旁边是基洛夫。与此同时，苏联奠定了自己的核工业基础。这一事业耗费了苏联本身已经缩小了的资力的很大一部分。苏联在1946年到1950年之间投入工业各部门的资金，同1928年到纳粹入侵时共13年的总投资相等。苏联的核工业在战后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发展着。如果说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比美国晚了好几年的话，那么，苏联1953年生产的第一颗氢弹只比美国晚了一点点。与工业的恢复和高速发展相比，苏联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要稍微慢一些。这是因为在战争期间，敌人占领了全国最富足的粮仓，国家其余地方的农业生产下降到正常年份的不到一半。战后第一年全国的收成只达到战前的60％。粮食储备已经枯竭；很多牲畜被屠杀了；机器和拖拉机急待修理，而且数量上也显得十分不足，甚至种籽的储备或者本身耗干了，或者被吃掉了。休耕多年的土地也没有人手去耕种。
1946年，全国又发生了可怕的旱灾，局势变得更加糟糕了。按照官方的宣布，这是从1891年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农业生产遭到的最严重的灾害。它远比1921年旱灾和风灾的范围广泛。1921年的灾害曾摧毁了伏尔加地区的全部庄稼，使3，600万农民陷于饥饿。1946年的农业危机恶化了整个农业结构。集体农庄处于半解散状态中。农民们更加留意他们私人拥有的小块土地，他们正是依靠高价出售小块土地上的产品，弥补从集体农庄得来的微薄收入。战争期间，农村居民拼命劳动来维持自身生活，供应军队，认购战时公债，并给他们在前线的父兄和丈夫寄食物小包。当战争结束时，只有极少数家庭看到自己家里的人转回乡村。农村损失了人力中最壮健和最能生产的一代同龄人，在战后年代，只好由老人、残疾人、妇女和小孩来耕种。
跟苏联经济恢复密不可分的是，必须保卫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斯大林认为，苏联共产党虽然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和考验，但在战后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它既受到资本主义阵营的挑战，又有内部的危险。有这么多红军官兵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财富，斯大林敏锐地从这一实际情况中看到了严重威胁的可能性。他们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同苏联的条件作出不利于后者的比较，因为苏联当时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西方生活的情况会在正期望享受胜利果实的苏联人民当中传播。一种危险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在他们当中蔓延，战争造成的厌倦情绪也可能会使他们对什么事都持冷淡的态度。过去，经过一个时期全国性的巨大努力之后，许多人都感到精疲力竭，一部分人甚至会变得懒散。斯大林要求他的人民尤其是共产党员应该时刻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他决不允许有任何的懒惰情绪。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及时地号召人们必须加倍努力，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建设一个拥有比过去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苏联。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能真正享受胜利的果实。
斯大林自己对吸收新一代知识分子入党很重视。从战前起，他就一贯提拔这些新的优秀人物，把他们看作苏联未来的领导人物。这一政策在战后党员的成分上有显著的反映。到1952年，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党员的年龄在35岁以下，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党员的年龄在45岁以下。
1946年2月9日，在选举新的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前一天，斯大林发表了讲话，突出的部分是重新强调党的作用。他的演说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作用。资本主义阵营的危机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一场危机的爆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苏联人民来说，这次战争是一场灾难，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考验和检验的大学校”，它证明了苏联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及其武装部队的力量。这个国家将为迎接未来新的挑战而作好准备。
斯大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毋庸置疑的。颂扬是无止境的，这种颂扬后来以“个人迷信”而闻名。
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前，在夏天里，斯大林常常喜欢在花园里工作，冬天在阳光灿烂的时候，他常常坐在窗前阅读、审批有关报告和文件，接见各级领导人。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斯大林常常全天都在别墅里度过，很少到他的克里姆林官办公室去。每年夏末，他到南方去，在高加索度过两个月，那里有几座别墅终年为他准备着。
在去逝之前的几年里，斯大林的唯一社交生活是孔策沃的晚餐。经常参加晚餐的有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人，这些都是工作晚餐，他们边吃边讨论和决定有关政策问题。
在孔策沃进晚餐的时分，斯大林谈论国家大事，作为一个老人回忆往昔，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感到舒畅，但即使在这个时候也只是局部的舒畅。他经常回忆战争；他怀念那些年代的威武雄壮的战役。在1944年的一次晚餐上，斯大林反驳了一种关于德国人需要50年才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说法。“不，”斯大林说，“他们会恢复过来，而且会非常迅速。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它拥有技术熟练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有技术的知识分子。给他们12年至15年的时间，他们就会重新站立起来。”他站起身来又补充说：“我们将在15年或20年里恢复过来，到那时，我们还得有一次较量。”
在孔策沃，也像在克里姆林官的办公室一样，斯大林常常感到孤独，他十分怀念近20年以前去世的妻子纳杰。1948年，斯大林第一次公开跟女儿斯维特兰娜谈起她的母亲，很明显，对她的怀念深深地折磨着他。
他所爱的人和可能部分地填补了他生活中空虚的人，是他的女儿。但是，她易动感情，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自从她当学生时发生迷恋阿列克谢·卡普勒的事件起，她就感到跟她父亲疏远了。1947年7月当她打电话告诉斯大林她已经毕业时，斯大林叫她回来看望自己。他对她取得毕业文凭感到高兴，但是不赞成她上大学学习文学的计划。“你想当一位风流名士……不行，你必须去受良好的教育。还是学历史吧……学历史，以后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
在战争期间他们不常见面。1944年5月，斯维特兰娜到孔策沃去告诉她的父亲，她想同格里戈里·莫罗佐夫结婚，斯大林虽然不同意这桩婚事，但是，他也并没有像斯维特兰娜所担心的那样禁止这门婚事。“是的，春天来了。见你的鬼，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斯大林拒绝见她的丈夫，也不允许他住在他的家里，但是，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外面给了他们一套房间。斯维特兰娜怀孕后，斯大林放宽了禁令。“你需要多呼吸乡下的新鲜空气，”他说，并允许他们使用祖巴洛沃的别墅。但斯大林从来没有见过莫罗佐夫。
1947年春天，他的女儿婚姻破裂，斯大林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因为他从来没有赞许或从感情上接受过女儿的丈夫，然而，他对他的孙子约瑟夫却有着深厚的感情。1947年8月，斯大林约请斯维特兰娜和她的儿子到索契去一起休假。这是一次不适意的假期。她发现跟他交谈非常困难，而且不适应他夜里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里，只在白天睡一会的那种生活习惯。她对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等人来共进晚餐十分厌烦。但为了表示她对父亲的爱戴，她总是耐心地坐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