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时，蜀汉虽也经营过羌人地区，但其主要着意于征取羌人的人力物力，以补充兵员和军需的不足，而曹魏则对青海东部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经营和治理，如魏明帝太和二年2，魏以徐邈为凉州刺史，其大兴水利，修整盐池，“务农积谷，立学明训，进善黜恶”，“禁厚葬，断淫祀”，做了一系列振兴青海经济，改造陈风陋俗的好事。且治羌宽严有度，诸羌“由是服其威信”，从而促进了民族间的互动和磨合，于是河湟地区一时出现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风化大行，百姓归心”《资治通鉴》卷71，魏太和二年。的民族团结局面。
但是，青海这种“百姓归心”的民族团结局面很快被五胡十六国的争战打破，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等割据政权先后统治过青海或在青海展开政治角逐。就是在这种大动荡的背景下，吐谷浑的迁入，完全改变了青海先秦以来的民族结构，打破了青海两汉以来民族互动的格局。
吐谷浑原属慕容鲜卑，是檀石槐部落联盟的一部。其在三国初期世纪20年代）迁往辽西，至慕容涉归时迁居辽东（今辽宁锦州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史称辽东鲜卑。辽东鲜卑为何西迁青海？据《晋书·四夷·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宋书》、《魏书》中的《吐谷浑传》作“七百户”。……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
这就是说慕容涉归有二子，长子庶出名吐谷浑，次子嫡出名慕容廆。涉归死后，嫡子慕容廆代统其众。不久，兄弟俩即产生矛盾，引起吐谷浑于晋太康四年至十年83~28西迁。
吐谷浑的西迁经历了大约24年左右，于晋永嘉之末1“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旧唐书·西戎·吐谷浑传》。并于东晋咸和五年3叶延时正式建立吐谷浑国。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道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6页。这样吐谷浑西迁青海，不仅改变了青海的民族结构，一方面吐谷浑族内部除占统治地位的鲜卑慕容部以外，还有一那蒌氏、段氏鲜卑、素和部素和部又称白部鲜卑。、阿若干氏、薛干部、乞伏鲜卑、乙弗鲜卑、匹娄氏等族群；另一方面，吐谷浑族中融入了匈奴、高车、西域胡等族群，如原属匈奴的赫连氏赫连氏又称铁弗匈奴。、沮渠氏；原属高车的翟氏、乞袁氏；原属西域胡的康国人、龟兹白氏；甚至还有不少汉族人，《梁书·河南传》即云盖州汉人慕吐谷浑通商之利，“多往从之”。这样一个族群构成成份复杂的吐谷浑族进入青海后，也从根本上打破了青海自先秦至西汉羌人与中原汉族互动的格局，形成了吐谷浑族与羌人互动的新格局。
在吐谷浑族与羌人的互动过程中，既有吐谷浑族与羌人的碰撞和冲突，如《晋书·四夷·吐谷浑传》载吐谷浑第二代创业主吐延“负其智不能恤下”，为羌酋姜聪所刺。剑犹在其身，谓其将纥拔泥曰：“竖子刺吾，吾之过也……所以控制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后，善相叶延，速保白兰”。又有吐谷浑族与羌人的磨合和认同，如东晋咸和五年3叶延建立吐谷浑政权就是以吐谷浑为中心的与诸羌豪酋的联合政权。到吐谷浑第四代主辟奚（亦称碎奚）51~37时，作为朝臣首辅的长史一职，已经可以由羌酋担任了。
就是在这种互动的碰撞和磨合过程中，吐谷浑族与羌人逐渐认同、整合，史载许多羌人已成为吐谷浑族的一部分，如钟羌，《晋书·吐谷浑传》云：吐谷浑四代主群奚有“长史钟恶地”。钟恶地为人名。钟恶地为漒川之地的羌族首领。《后汉书·西羌传》曾云：“其（西羌）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这时已融入吐谷浑族。又如与吐谷浑曾有征战的宕昌羌，有一部分以收纳逋逃和战争俘虏人口融入吐谷浑，还有一部分投归吐谷浑而融入其中，故《新唐书·吐谷浑传》即记贞观九年李靖击吐谷浑所俘获名王梁屈葱，以及后唐清泰三年（93敕封的吐谷浑首领中的“梁康全”、“梁戛”都是宕昌羌人。再如汉代先零羌的后代白兰羌、烧当羌的后裔姚氏，以及党项羌、姜氏等也都在与吐谷浑族的互动磨合中认同吐谷浑族了。所以《魏书·吐谷浑传》记慕时王贵，曾“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
从上所述，可见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迁入青海的吐谷浑族在与羌人及其他民族或族群在二三百年的互动中，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的磨合、认同和整合，组成了一个族群结构复杂的吐谷浑族，正如周伟洲先生在《吐谷浑史》一书中所言：“大致言之，吐谷浑是以鲜卑和羌族为主，其次有氐、匈奴（赫连氏、沮渠氏）、高车（翟氏、乞袁氏）、突厥、西域胡（康居、龟兹白氏）、汉族等等。鲜卑可考的有：慕容氏、段氏、乙那楼氏、素和氏、阿若干氏、薛干氏、乞伏氏、乙弗氏、匹娄氏等；羌族可考的有：姜氏、钟羌、白兰羌、宕昌羌、党项羌（拓拔氏、党氏）、姚氏等。从语言系属来看，这些民族有的属汉藏语系的（汉、氐、羌等）；有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鲜卑）和突厥语族（高车、突厥）的；也有属印欧语系伊兰语族的（西域胡）等。”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152页。
4．唐代吐蕃与吐谷浑人、羌人及汉人在青海的互动中的磨合和整合
隋统一中国后，隋炀帝于大业五年0亲征大破吐谷浑，置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群，将屯田制度从青海一带向西推进，《隋书·食货志》即云：此时隋炀帝“谪天下罪人，自己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而刘权受命镇河源、积石，“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资治通鉴》卷181。此时“诸羌怀附，贡赋岁入，吐谷浑余烬运循，道路无壅”《隋书·刘权传》。把青海各民族的互动引向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但是，由于隋朝仅存二十余年，当历史进入唐王朝时，由于吐蕃在西藏的崛起及向青海的扩张，在唐王朝与吐谷浑战战和和，和和战战互动碰撞还没完没了之际，唐高宗龙朔三年6，吐蕃禄东赞率大军击溃了吐谷浑军队。吐谷浑王室数千帐逃至凉州。咸亨元年7唐蕃在大非川（今青海兴海县大河堤一带）决战，以薛仁贵率领的10万唐军的覆灭，以及在青海至国350年的吐谷浑国的败亡而告终，开始了吐蕃对青海的统治，再一次改变了青海的民族结构，从而揭开了青海民族互动、碰撞、磨合、认同、整合的新一页。
从唐高宗龙朔三年6吐蕃灭吐谷浑到唐肃宗上元元年60年），经过百余年时间与唐朝的互动、碰撞之后，吐蕃最终利用唐朝内乱和国势的衰颓，占领了包括今青海东部地区在内的广大河陇地区，吐蕃称这一地区为“朵思麻”《新唐书·吐蕃传》。，并在青海境内设置了苏毗属邦（孙波王）和多弥属邦（难磨德王）；征服吐谷浑后又设吐谷浑属邦（阿夏王）。在吐蕃统治下，吐蕃人与吐谷浑人及羌人、汉人的互动向族群整合的纵深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吐蕃在青海推行强制同化政策，使大量羌人和吐谷浑人融入到吐蕃民族当中，故唐以后，青海地区已几无诸羌及吐谷浑人的踪迹可寻。与此同时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整个河陇地区大量汉族也在吐蕃强制同化下吐蕃化了。吐蕃统治时期，河陇地区的汉人“衣胡服，习胡语”。白居易《缚戎人》诗注中引没蕃汉人李如暹的话说：“蕃法，唯正岁一日，许唐人之没蕃者，服唐衣冠”。史载沙州陷后，“州人皆胡服臣虏”。《新唐书·吐蕃传》。唐司空图“一自萧关战尘起，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诗句便是汉人吐蕃化的生动写照。
青海的民族互动、磨合、认同，还突出表现在藏语的形成和藏文的推行上。本来，从语系上来说，以西藏悉补野部为主体的吐蕃人和青藏高原上诸羌部族的语言相近或相似，如唐以前汉文中源出羌语的地名如西宁、乐都、碾伯、化隆、榆谷、姑臧、庄浪、张掖等，部落名称如发羌、孙波、多弥、弭药等，人名如无弋爰剑、号吾等，都与唐时的蕃语相同；又如现存藏文拼写的敦煌遗文“南语”资料，即难磨（多弥）羌语，与蕃语一致，仅个别词汇不同；再如党项羌建立西夏后，用西夏文转写的党项羌语词汇，经学者研究，证明和他们唐初居住的多麦地区语言相同者将近一半。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97页。在吐蕃人与羌人的互动中，吐蕃通过驻军移民，以蕃语为主体，磨合了一些羌人方言，整合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语言藏语。
在藏语形成之前，吐蕃人和羌人都没文字。7世纪初，藏文创制后，吐蕃王朝即大力推行之，伴随着吐蕃武力的扩张，藏文也开始流行于青海。近年发掘的青海都兰唐代吐谷浑墓葬中即有藏文木牍出土。这种互动、磨合和认同的结果使得藏族在今天的青海占到人口的20．87%，藏语和藏文在青海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笔者在西宁及青海湖、塔儿寺考察时就深感藏文化在青海文化中的厚重。
5．宋代青唐吐蕃人与中原汉人的互动磨合
宋代青海青唐政权的吐蕃人与中原汉人的互动磨合构成了民族团结的主旋律。
吐蕃对青海百余年统治结束后，五代时期，青海地区散居着大大小小的吐蕃部落。到五代汉、晋之际，居住在凉州的六谷部逐渐强大起来，成为河陇吐蕃中最具实力和影响的集团。六谷部分为左厢和右厢两系，其中左厢实际上是吐蕃化的嗢末人。
嗢末，又作浑末，原为吐蕃的随军奴隶，各有其主，族群成分有吐蕃、吐谷浑、回鹘、突厥、汉族等，平时从事生产和事务性劳动，战时则作为其主即吐蕃贵族军士的私属而参战。唐末他们有的因其主死亡或逃徙异地而获得人身自由，有的揭竿而起，相互纠聚成为部落，自立名号，自行推举首领。五代及至宋初嗢末人散处于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等州，并成为六谷部的左厢。与此同时，西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居住于今宁夏和陕北地区的党项族拓跋氏的崛起。并逐渐形成以今宁夏地区为中心的西夏王朝。这样，在西夏与北宋的碰撞冲突中，六谷部受到北宋的支持，对西夏向西的扩张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在这种背景下，与凉州相邻的河湟吐蕃各部也深感来自西夏的威胁日益迫近，促使他们寻求政治与军事上的联合，共同抵御强敌，于是，在河湟地区便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吐蕃部落联盟，并最终形成了以唃厮啰为首的青唐吐蕃政权。于是宋代青海的民族互动在青唐政权的吐蕃人与中原汉人之间在各个不同层面展开。
经济上的互动主要表现在宋王朝在青海或没收曾经抵抗过宋军的吐蕃部落和首领的土地，或大量购买易换当地吐蕃部落的土地，或在无主荒地招募弓箭手实行屯垦。如北宋末年，何灌知乐州时，引邈川水溉“闲田”千顷，湟人号为“广利渠”。“闲田”即为无主荒地。他后来任提举熙河兰湟弓箭手，又提议宋朝修葺河湟一带汉唐旧渠，引水灌田，经过半年努力，得“善田”2．6万顷，招募弓箭手7400人，成效显著。《宋史·何灌传》。到政和年间，知西宁州赵隆又主持了引湟水灌溉农田的工程，增开水田数百顷。《宋会要辑稿·食货六》。除了招募弓箭手外，北宋还在青海东部三州招民佃种，“耕垦出课”。政和五年定例，每亩纳租3斗5升，草2束。《宋史·兵四》。于是在屯垦中原汉人的影响下，青海境内的青唐、宗哥、邈川及廓州等地“部族繁庶”，湟水谷地的吐蕃人逐渐从逐水草而生的经济生活转为以农耕为生了。宋人李远描述邈川即湟州一带的风光时说：“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相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硙。”描述宗哥城一带风光时又说，宗哥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转引自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245页。
在商贸上的互动主要表现在青唐吐蕃与宋王朝的茶马互市上。宋元祐二年08之后，宋朝在熙河各州设立市易司主持商务，“募牙侩引蕃货赴市易务中贾”，《宋史·食货志》。同时还在各州广设茶场，官运川茶，“出卖博马”，由都大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司，提举陕西买马监牧司等机构对茶马贸易进行统一管理和操作。北宋末年，湟州也设立了茶马场，《宋会要辑稿·职官四》。湟州、西宁一带的吐蕃部落参与茶马交易则更为便捷，免受跋涉周转之苦。由此可见青唐吐蕃与宋的茶马互市在北宋占有重要地位，史载西北吐蕃各部向宋朝输出的马匹总数中，青唐政权所属各部占有最大份额，“国家买马岁二万匹，而青唐十居七八”。《宋名臣奏议》卷141。此外，吐蕃各部除了以马易茶外，也往往将其他一些畜产品和土特产品一并输入市场，“博买茶货转贩入蕃”。《宋会要辑稿·职官四》。
于是，青唐吐蕃与北宋的商贸互动大大加强了吐蕃人与中原汉人的经济联系性，促进了民族间的互动、磨合和认同。
在政治上的互动主要表现在敕封和贡赐上。在宋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一方面表现在敕封上，北宋王朝始终称唃厮罗及其后继者为“邈川首领”，熙宁十年07十月，青唐吐蕃首领董毡和鬼章遣使进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5。同年十一月，宋王朝授鬼章廓州刺史，授董毡养子阿里骨为松州刺史。十二月，授董毡为两个军节度使。元丰五年08宋王朝又封董毡为武威君王，并授阿里骨为肃州团练使，鬼章为甘州团练使，大首领心牟钦毡为伊州刺史，李察勒沁为廓州刺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元祐元年08宋王朝又令阿里骨袭董毡邈川首领、河西节度使等名号，封宁塞郡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6。绍圣四年09宋王朝又诏令瞎征承袭其父阿里骨河西节度使、邈川首领的名号及宁塞郡开国公。《宋史·吐蕃传》。元符二年09宋王朝封大陇拶为河西节度使、差知鄯州军州事，并赐名赵怀德，其弟邦辟勿丁咓为廓州团练使、同知湟州军州事兼本州管下部族同都巡检使。建中靖国元年10宋王朝又封小陇拶为西平节度使及邈川首领的名号。凡此等等都大大加强了青唐吐蕃人与中原汉人之间的政治凝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