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知识发展的极限或完成是通过亲密达到神秘的溶合，这时两个人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变成了一个人，神秘论者、禅宗佛教徒、高峰体验者、情侣、审美学家对此均有精彩描述。在这种溶合的体验中，对另一个人的认识是通过变成另一个人而实现的，即，它变成一种发自内部的经验知识。我认识它因为我认识我自己，而它现在已经变成我的一部分。与认识对象的溶合使经验知识成为了可能，而由于经验知识就许多人类目的而论是最佳类型的知识，认识一个对象最好的方式便是趋向与之溶合的运动。当然，由于要达到与任何人的溶合，因此，要关心他、爱他，我们甚至能由此提出一条关于学习和认识的“定律”。你想认识他吗？那么开始关心他吧！
与神秘的溶合相比，更倾向于中性的例子是治疗和成长中的关系。我这里仅限于谈论各种顿悟揭示疗法、道家方法、非指示疗法，例如，弗洛伊德、罗杰斯、存在主义疗法等等。关于移情、交友、无条件积极关怀等等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过，但这一切有共同的明确认识，即，为了使个体能控制自己的自信和自疑，有必要建立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以打消畏惧，使人能接受治疗，能更实际地看自己。
首先让我们把这一治疗的和成长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然后把这种认识工具和一台显微镜或望远镜做一对比：
认识人的研究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因为人的动机生活大部分是和他人有联系的。一般来说，由于他人的给予或阻挠从而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或受挫。假如你想了解一个人，最好让他和你在一起时毫无顾忌，让他觉得你接受、理解并喜欢他，甚至爱他，让他觉得你尊重他，你不会威胁他的自由自在。相反，如果你不喜欢他或不尊重他，如果你轻视或不赞助他，看不起他，或者用“惯例化”的眼光看他，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人，那么，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让别人看到他的真相。
这和一件日常事件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爱孩子，我就不会把我的孩子的照片拿给你看；假如你不喜欢孩子，我将不想让他们来见你。他甚至会怀着隐藏的恶意故意以假象蒙骗你。在其他领域这也是极常见的事，例如，文化人类学、心理治疗、社会学、民意调查、儿童心理学以及许多其他领域。
我们可以通过调查研究的文献了解上述结论，如，关于访谈，关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法，关于心理治疗技术，关于民意测验，关于理解和被理解，关于强者和弱者的相互关系，关于人际知觉等等。但我想不出这些研究的发现曾应用于认识论的问题，或阐明如何“获取”可靠的和确实的知识。我认为，这些研究领域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发现可能有这一特殊的应用，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但被这一应用的涵义给唬住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接连不断地受到的教导告诉我们：不论你想研究的是分子还是人，但是，通向可靠知识的研究法却是相同的。而现在我们却被正告，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可能有不同的途径。有时甚至还有进一步的涵义；研究人所采用的技术有一天也可能被推广应用，直至包括对分子的研究。因而，我们甚至可以再次盘旋上升到一元认识论的高度，但围绕着的是一个不同的核心！
至少在较小的程度上而言，通过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亲密人际关系，获取知识的情况在其他科学领域中也会发生。习性学是我们最先想到的例子。但来自医师“临床”研究的各种知识形态也都有某些这一类的特征。社会人类学也一样，社会学的许多分支——政治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或许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如此。或许我们还要加上多种或全部语言科学。
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没必要表明是倾向于哪一边，或是投哪一派的票。的确，我们能把各门科学或所有知识领域排列为一种层次系统，或者根据牵连程度从最大排列到最小。
但我还想提出一个更激进的问题：能否把一切科学、一切知识都概念化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一种爱或关心的结果？把这一认识论和在“客观科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认识论并列，对于我们会有怎样的好处？我们能否同时利用两者？
其实，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视情况的变化而灵活地利用这两种认识论。我认为它们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显然，把两种武器都收入想认识各种事物的任何认识者的武库中是必要的。我们理应怀有一种希望，甚至在天文学、地质学、化学领域中，或许也能对甚至非人格的东西取得更完整的理解。我在这里指的是那种意识的、语言化的、列为公式的可能性。
调动工作热情的力量
必须弄清楚的是，我们对产生对研究对象的爱的复杂性到底有什么内涵。至少它表示要对研究对象发生“兴趣”这一点是肯定的。你完全不感兴趣或厌烦的东西是很不容易观察或倾听的；也很难去思索有关它的事，很难想起它，很难想继续研究它，很难溶合它。当你被某种外力逼迫去研究某一种你完全没有兴趣的问题时，你身上的一切防御和抵抗力量都会动员起来。你会丢三落四，想别的什么事，思想不集中，疲倦袭人，智力似乎衰竭。总之，你很像是在做一件糟糕透顶的工作，除非你多少对它有点兴趣并受到它的引诱，最起码少量的热情（或欲力化）似乎是需要的。
事实的确如此，世上存在着为责任感而工作的人，就连一个孩子也会在学校做许多并不是从兴趣出发或仅仅从外部因素出发的事情，以便让老师欢喜。但这样的孩子引起另外的问题，这里不能深谈，那是有关性格训练、增进自主性以及仅仅驯顺的危险等问题。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不想陷入非白即黑的二歧倾向，在这里那是很容易出现的。不管怎么说，关于这一简单的说法是很少有疑问的，那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最佳学习、领会、理解和记忆而论，最好的途径是对有关的问题感兴趣，有介入感，有“一点爱”，至少有一点迷恋并觉得受到吸引。
科学需要一种耐心、顽强、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以及克服困难的精神和毅力，等等，这是一种低限的说法。科学长时成功所真正需要的是热情、迷恋和着魔般的执着。有成果的科学家是这样的人，他们谈论他们的“课题”差不多就像情侣谈及他们的所爱一样，那是作为一个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另外目的的一种手段。升腾到一切分心之上，变得沉迷于工作之中，这表明他已完全溶入“课题”里，不再是分立的。他的全部智慧都可用于一个目的，一个他已完全献身于其中的目的。他把他所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给了它。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假如你想在一项调查中用一个不中用的人，你最好找一个对这项调查结果毫无兴趣的人，他保证是那种无能的、绝对无疑的蠢货。”
这可以说是一种爱的表现，要知道，这种说法是存在很多积极的因素的。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可以从一位热爱他的工作和他的课题的人那里期待更好的工作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使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的我们也有必要审慎研究“通过爱得到知识”的这一范式。这种爱我们可以在爱侣中或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看到它的最纯表现，或者在神学和神秘主义文献中非常合适地译为自然主义的概念。
“现在我将如何行动？”
传统的非人格的科学是外在的、全面的、完善的、隐匿但可揭示的。在早期的说法中，观察者仅仅观察而已。在后来的说法中，人们已理解观察者是戴着眼镜的，眼镜歪曲现实但去掉却是万万不能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已懂得，观察活动本身是对被观察现象的一种塑造，一种改变，一种侵入。
总之，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着现实，即创造着真理。现实似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一种合金，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一种交往。例如，许多关于再输入的研究和关于观察者期待的影响的研究，这只是两类众所周知的实验。
我所指出的并不单纯是天文学观察中的“入差”和海森贝格的“测不准原理”，我指的宁可说是一种不可能。例如不可能找出某一文字前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即未受文化人类学家歪曲的真实情况如何。或举一个我曾介入的例子，你如何能从一个街头宗教群体的行为中把一个外界观察者的抑制影响抽象出来？
我在大学时听过一个来源不明的故事：说一群联谊会的男孩商量好闹着玩追求一个土里士气的女孩。出乎意料的是，追求改变了她，使她变成一个自信、温柔而十分可爱的姑娘，使这些男孩真地爱上了他们自己的“创造物”。
大卫·沃森在《人性研究》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当两个人在辩论时，我发现真理不总是在更不带激情的一边。激情可能增强辩论者表达的力量，并最终引向真理的深部。”
毫无疑问，有几种感情会完全歪曲我们的判断。但我要问极端的理智主义者：假如真理不能在追求者中激发热情的奉献，任何科学还有产生的可能吗？
这是心理学家中正在兴起的不满的一个典型表述，他们不同意那种过时的、广泛持有的看法——认为感情只能起破坏作用，感情是真正领会和正确判断的敌人，感情是和精明对立的，是而且必然是和真理互相排斥的。对科学进行人本主义研究能产生一种不同的态度——感情与认识具有协同作用，感情可以成为寻求真理的一个动力。
这些爱的关系能过渡到与世界溶合的神秘体验中，这使我们通过与对象溶合、与对象合为一体，从而达到知识的终端。从理论的观点看，这可以认为是变成经验知识，来自内部的知识，由于我们正在变成我们认识的对象。至少这是这种知识接近或试图接近的理想极限。
不要认为这种终端很难实现。研究精神分裂的一个受到尊崇的办法是，试用适当的化学药剂使自己暂时成为精神分裂的，或自己曾患分裂症现已恢复健康。这样一来，就能更容易与精神分裂患者认同。例如，最受人敬爱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之一的爱德华·托尔曼，有一次不顾他自己的正式推论，曾承认他在想预测一只大鼠将如何行动时试图与大鼠认同，与大鼠感受一致，并问他自己：“现在我将会如何行动？”
另一类例子——在一个不同的领域遵循着同样的范式——是文化人类学家的例子。对于一个你不喜欢或你不欢迎的部落，尽管你也能了解到许多事实，但你的了解会受到一定的局限。要认识印第安人而不是仅仅取得一知半解的资料，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他们的文化中。假如你“变成”一个印第安黑脚族人，你将能靠理解回答许多问题。
事实上，即使在非人格的一极，区分用望远镜观察天象的两种感受也是有可能的。你可以通过望远镜窥视月球，像某一个人（旁观者，外人）通过一个钥匙孔窥视一个生人，远远地窥视我们永远不能变成的东西。或者你有时能忘记你自己，专注地、迷恋地、神往地进入你正在观察的对象中，进入那个世界而不是从外面向里看。这可以比喻为家庭一员和街角孤儿之间的不同，后者隔着窗户观看屋里的温暖情境。柯林·威尔逊的著作中有许多局外人和渴望的窥视者的例子。
相信自己，你也可以跨入显微世界内部，当然，你也有权力选择站在外面通过显微境观看外面的载片。你可以很有见识地倾听音乐，平静地审查它是否值得你付出的门票钱。或者，你会突然被它感动并觉得自己也变成音乐，似乎音符在你体内跳动，觉得你不是在音乐以外的什么地方。假如你在跳舞，而节奏的格调“粘上你”，你会一下子滑到节奏中去，你会和节奏打成一片，你会变成它的自觉的工具。
来自存在爱的知识
其实，“科学的客观”这个术语早已被那些以物理学为中心的科学理论家先行占用，并使之屈从于他们的机械形态世界观的用法。很显然，为了不让真理预先由教会或政府决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维护他们自由观察他们眼前事物的权利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超脱价值的科学”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不过，这也使得许多研究人和社会的科学家受到伤害，因为这一概括化概念已被许多人无批判地接受。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愿意研究其他民族的价值，研究者或许也可以使自己超脱于这些价值之外，并不动感情地进行研究，就像研究蚂蚁或树木的“价值”一样，即，价值可以作为“事实”那样加以处理。因此，价值可以立即变得能够用传统非人格科学的一切方法和概念进行“正常的”处理，但这并不是真正解除争端所在。
这一类型的“科学的客观”是要防止把人的或超自然的动机或感情或先入之见投射到感知的对象中，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在“那里”的，因而也不应该看作是在那里。请注意，科学的这一必需的法则——只能观察确实存在彼处的东西，它的开始是勿在无生命物和动物中寻觅“上帝的设计或亚里士多德的断言或人的意图”，主要是试图防止科学家投射自己的价值观或希望或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