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两员美国战将布莱德雷和巴顿，生怕艾森豪威尔在蒙哥马利的压力下，交出地面指挥权，为了争夺荣誉和出风头的机会，他们又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战略主张。
面对手下三员战将的吵吵闹闹，艾森豪威尔在坚持“宽大正面”战略的基础上，通过灵活机动、变换主攻方向、不断调整重点来满足各位将领的要求，调整折中他们的主张。
蒙哥马利便利用马歇尔来视察的机会告状。
1944年10月，马歇尔在法国前线会见了各战地指挥将领，在布莱德雷的陪同下，马歇尔来到蒙哥马利的指挥部，蒙哥马利坚持与马歇尔单独会谈。他谴责艾森豪威尔说：“自从艾森豪威尔亲自指挥地面部队以来，部队就按国籍和地区分散部署，缺乏统一作战指挥，没有协调动作，无法一致行动，造成一片混乱，因此，我们陷入了困境。”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285页。
蒙哥马利的这番言词，使马歇尔大感不快，但他克制着自己，一言不发，蒙哥马利知道向马歇尔的告状没有产生作用。
1944年12月，希特勒在阿登山区进行了毫无取胜前景的主动出击。针对美军在阿登山区部署不当和遭到攻击的现实，为英国人批评艾森豪威尔提供了新的材料，英国报纸对艾森豪威尔“大加抨击”，蒙哥马利举行记者招待会，拼命抬高自己的身价。两国舆论都带着民族主义的情绪，相互指责。
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之间的争论，提到了盟军更高一级的政治军事领导人面前。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领导人决定召开雅尔塔三巨头会议。为了准备这次会议，英、美领导人先在马耳他举行会谈，企图统一双方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的立场。关于盟军下一步在西线作战的计划和地面部队的控制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
赴会途中，马歇尔同艾森豪威尔在马赛进行了短暂会晤。马歇尔深知，丘吉尔和布鲁克都不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西线战略，并力图对他的指挥权加以限制或明升暗降。会晤中，马歇尔表示完全支持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不失时机地抓住马歇尔的谈话精神，并写入了备忘录，其中一段这样写道：“马歇尔将军坚决反对在欧洲战区设地面部队总司令的任何建议，他主张先打几个歼灭战，肃清莱茵河的德军，然后，再大举渡过莱茵河。”布莱德雷和克莱尔·布莱尔：《布莱德雷》，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353页。
在马耳他，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争论不休，无法形成统一意见。马歇尔建议，举行只有少数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开始还只是讨论西线战略问题，但很快便进入人身攻击了。布鲁克说：“英国参谋长们担心艾森豪威尔受到布莱德雷的影响。”马歇尔反驳说：“英国参谋长担心的问题并没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忧虑的大，他们关注着丘吉尔先生就近对艾森豪威尔施加的压力。”马歇尔继续说，在他的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实际上没有看望过艾森豪威尔。因为艾森豪威尔已经不仅是一位美国将军，更重要的是，他已是盟军的总司令。马歇尔知道，布鲁克之所以反对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是由于蒙哥马利在背后怂恿和埋怨引起的，马歇尔于是表示，“他不喜欢和讨嫌蒙哥马利”。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胜利的组织者：1943～1945》，纽约，1973年，第516页。彬彬有礼的马歇尔，反应如此激烈，不同寻常，布鲁克见此情景，只好让步，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并且不再坚持任命一个地面部队司令。
1945年3月下旬，盟军几支主要部队全部渡过莱茵河。丘吉尔坚持认为，如果让蒙哥马利率领的部队率先到达德国首都，将会大大提高英国的威信。并且，为了与前苏联人争夺地盘，争取在战争结束时处于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的角度来看，由西方盟国的军队占领柏林也是十分必要的。丘吉尔一直不肯放弃反共立场，担心前苏联势力会趁战争机会急剧地向西方推进，取代德国，成为欧洲的新主人。夺取纳粹德国的首都，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蒙哥马利和英国参谋长们也具有这种想法。
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原来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应由英、美军队抢占柏林。在1943年赴德黑兰的途中，罗斯福曾经在欧洲地图上勾画了美军将要占领的地盘：整个荷兰、德国西北部、向东推进到什切青一柏林一线。罗斯福预言：进军柏林毫无疑问会有一场竞赛，盟国应尽可能快地向柏林推进。但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罗斯福感觉到前苏军会先于西方军队打到柏林，这似乎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说在横渡大西洋时，他与参谋长们打赌，说红军将在美军到达马尼拉之前到达柏林。而斯大林则回答说，他相信红军到达柏林时，美军也已到达了马尼拉，因为红军要渡过奥德河并不容易，还需经过艰苦的奋斗。
艾森豪威尔曾经把抢占柏林作为基本目标，1944年9月15日，他在给蒙哥马利的信中写道：“柏林显然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因此，我认为，应集中全力迅速向柏林发动强攻，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雅尔塔会议上，英、美同前苏联就分区占领德国的问题达成协议，原计划由英、美、苏三国对德国的占领，改由美、英、苏、法四国占领，法国的占领部分，从英、美占领区划出，苏占区包括直到易北河以西90英里范围的德国东部。柏林在苏占区范围内，但也将划分四个部分，由四国负责行政管理。西方国家同前苏联在德国的占领线：大体是从丹麦半岛东面底部的卢卑克附近开始，经埃森纳赫往南直到奥地利边境。
马歇尔将军经常告诫艾森豪威尔，要他尽力避免卷入盟国政治上的纠纷。他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盟国给他下达的军事目标，政治上的考虑是政治家的事。
艾森豪威尔了解英、美与前苏联之间已经达成的基本政治协议，很显然，柏林成了前苏军要夺取的政治目标。因此，他也不得不放弃原来准备进攻柏林的想法。渡过莱茵河后，他的首要任务是合围鲁尔之敌。盟军的主攻路线由北部转到中央，即由蒙哥马利的手中转到布莱德雷手中，把德国在西线的军事力量分割为两个部分，争取尽快与前苏军在易北河会师。
蒙哥马利气急败坏，向英军参谋部告状，后者继而又向华盛顿提出了抗议。但马歇尔不为所动，指示艾森豪威尔放手大干，并授权艾森豪威尔就纯粹的军事问题直接同莫斯科商量。
艾森豪威尔不进攻柏林，在军事上，他担心希特勒可能依靠号称“民族堡垒”的阿尔卑斯山区进行长期的抵抗。那样，西方盟国就有可能陷入一场遥遥无期的游击战争。因此，从军事上讲，首要的目标是消灭德国的残余力量，阻止丹麦、挪威的敌人与南部德国敌人会合，攻取柏林，只能引起政治上的宣传效用。
从道义角度讲，让前苏联军队攻取柏林也是完全应该的。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前苏联军队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从苏德战争爆发到1945年战争结束，前苏军一直承受德军的主要压力，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让前苏军获得攻打纳粹首都的殊荣，完全是公道和合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面对着冷战的局面，西方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赞扬丘吉尔具有先见之明，批评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缺乏深邃的战略眼光，把柏林拱手让给俄国人。这些批评意见是有失公正的。即使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当时不考虑盟国之间已经达成的协议和默认，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也存在着一个西方盟国是否有能力抢在红军之前攻占柏林的实际问题。
从1945年3月前苏军与西方盟军的地理位置看，前苏军很明显地占有优势条件。1月12日，前苏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到2月24日6个星期，前进300英里，达到离柏林只有35英里的奥德河边，并在西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但到了3月底盟军全部渡过莱茵河时，离柏林尚有480多公里的路程，中间还横着易北河。因此，当新闻记者问艾森豪威尔将由哪国军队去攻占柏林时，艾森豪威尔回答：仅就距离而言，当然是俄国人。但是，也并不是说，不存在西方军队先进入柏林的可能性。美军第9集团军在渡过莱茵河以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推进。4月11日，就达到了易北河岸。渡过易北河以后，离柏林就只有80公里了。这时，前苏军仍然停在奥德河边，尚未发动对柏林的战役。而且，德军把能够搜集到的一点点力量都用到了东部战线，西线的门户已经洞开。德军在东线准备拼命抵抗，而在西线则是大规模的向英、美军队投降。从易北河到柏林之间几乎没有防御。但就当时美军与前苏军的力量而言，前苏军处于优势。第9集团军是先头部队，只有几十万人马，孤军深入，后勤战线比较长。虽然盟军有能力每天把2 000吨的各种物资空运到前线，但这仍然是很不够的，而前苏军已休整多时，125万人马，斗志昂扬，整装待发，只要一声令下，就可全线出击。不过，第9集团军的司令却宣称，他的军队能在24小时之内渡过易北河进抵柏林。说24小时进抵柏林可能夸大其词，但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恐怕也不正确。
在有关进军柏林的争论中，马歇尔始终全力支持艾森豪威尔，顶住了丘吉尔和英国人的一再抗议，他是把前苏联人继续当作西方的盟友来对待的。
马歇尔在经过了多年思考之后，还是认为：“我们那时不应进入柏林，必须记住，当时我们还在努力同俄国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在同他们并肩战斗。他们是盟国的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一个非常坚定的部分。他们在战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削弱了德国的力量。对所有这一切，我们必须仔细加以考虑。”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胜利的组织者：1943～1945》，纽约，1973年，第571页。马歇尔说的是实在情况，比较合情合理。
四、通往东京之路
欧洲的战争正在接近尾声。1945年4月12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罗斯福总统逝世，副总统哈里·S·杜鲁门继任。他是一个来自密苏里州的小个子，衣冠楚楚。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副总统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罗斯福一直对他很冷淡，而且存心不让他了解所有重大的战争机密。例如，有关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是在继承总统后史汀生部长才告诉他的。
杜鲁门在指挥战争方面有些摸不着头脑，他需要找到一名熟悉业务，而且又忠心耿耿的人来帮他结束战争。他把陆、海军参谋长找来，要他们各自汇报一下战争发展的最新情况。金将军不善言词，又从心底里不把杜鲁门放在眼里，所以三言两语就汇报完了。杜鲁门对海军在太平洋的作战情况自然一片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