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汉王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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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昭宣中兴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罢轮台屯田”的罪己诏书,“深陈既往之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①,以示与民更始。武帝死后,少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昭帝年幼,一切政事听任霍光处理。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始元四年(前83)颁布特赦令:“辞讼在后二年(武帝后元二年)前皆勿听洽”③。昭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减免百姓田租,免收赈贷种食,诏止民出马,勿敛马口钱(牲畜税)。元凤四年(前76),昭帝行加冠礼,下令“毋收(元凤)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④。以上这些措施,都一定程度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复苏有了可能。昭帝还于始元六年召集郡国贤良文学,问民疾苦,议罢盐铁榷酤,多次派兵击败匈奴、乌桓的攻扰。

元平元年(前74),昭帝死,因无嗣子,霍光等大臣奏请皇太后迎立在民间的刘询(原名病已)为帝,是为宣帝。宣帝幼遭巫蛊之变,被关押于郡邸狱中,后养于祖母史氏家,长期生活在民间,对民间疾苦和吏治得失多有了解,这对其即位后的施政具有直接的影响。

宣帝初即位,委政于霍光。地节二年(前68),霍光死后,宣帝始亲政事。他着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权威。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面,亲政伊始,即令群臣得奏封事(古时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袋封缄),以通下情。

并规定“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敷陈)奏其言,考试功能”⑤。地节四年(前66),因大司马霍禹(霍光之子)与其母霍显等谋反,诛灭霍氏家族,并废皇后霍氏,从而彻底消除了霍氏的势力。

古代人物画宣帝为政,十分重视吏治,特别是地方官吏的选用,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⑥!凡拜刺史、守、相,宣帝都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其政清者辄以玺书勉励,给以褒扬。渤海(郡治浮阳,故城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岁饥,人民不断起事。宣帝拜龚遂为渤海太守,问“何以治渤海?”遂对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⑦。宣帝许之。龚遂到任,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请持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兵器)者乃为盗贼”⑧。持兵者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农具,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龚遂开仓济民,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郡中皆有蓄积,诏狱止息。龚遂人为水衡都尉(总管治水及上林苑)。对于公卿大臣,则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人为大司农”⑨。召信臣由郡太守迁升为少府。史称“汉世良吏,于是为盛”⑩。宣帝不仅重视官吏的选拔,也很注意以刑名(亦作形名,即循名责实之意)考核臣下。当时,一班地位很高的大臣,如平通侯杨恽、光禄大夫王迁、京兆尹赵广汉、司隶校尉盖饶宽等皆因罪被处死。太子刘爽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为持刑太深,建议重用儒生。宣帝训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另一方面,宣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元康二年(前64),下令赦免那些触犯他本人名讳的人。地节三年(前67),因廷尉史路温舒上书,设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四人,以慎刑狱。次年又令郡国呈报狱囚被掠笞瘐死的姓名、属县、官爵、邑里,由丞相、御史统计上奏皇帝,此外,还蠲除了一些苛法。

宣帝图治的另一重要方面,则是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地节元年(前69),诏令假(权借)郡国贫民田。地节三年,又诏“池(陂池)絮(禁苑)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不出算赋及给徭役)”。此外,还屡次蠲免和削减田租、算赋、口钱。本始四年(前70)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赈贷困乏。其令太官(东汉时掌皇帝饮食宴会之官,属少府)捐膳省宰(屠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京师各官署之令丞)上书人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地节四年(前66),郡国多被水灾,皇帝遣使循行郡国,发放赈贷。同时命令各地降低盐价,以减轻百姓负担。诏曰:“盐,民之食,而价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价”。为节省转漕,而利农民,宣帝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这些措施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比较显著的效果。元康年间,由于“比年丰稔,谷石五钱”,创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汉宣帝在位期间,对于文化学术事业也很重视。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前51),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捕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

宣帝时,西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族的关系大体上相安无事。神爵元年(前61),汉将赵充国击败先零羌,羌人降者逾万。次年,羌人若零等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率四千余人降汉,汉政府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降羌,从而挫败了羌豪借助匈奴势力以隔绝汉朝与西域往来通道的图谋。三年,匈奴日逐王率其众降汉,骑都尉郑吉发西域诸国五万人迎之。郑吉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汉之号令行于西域,匈奴为奴役西域而设置的僮仆都尉不得不废除。甘露二年(前52),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叩塞称臣,原来畏服匈奴的乌孙及其西至安息诸国,也转而尊汉。以是边境晏然,徭役省减,为西汉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昭帝、宣帝在位期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特别是宣帝时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史称中兴。

注释

①《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②③④《汉书》卷七《昭帝纪》。

⑤《汉书》卷入《宣帝纪》。

⑥⑦⑧⑨⑩《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汉书》卷九《元帝纪》。

《汉书》卷八《宣帝纪》。

《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五凤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五,汉宣帝元康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