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王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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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大宋的艺术(6)

有学者指出,要鉴别真伪,关键在于搞清《清明上河图》别本产生初始的情况,及其历史流传的脉络,方能还各本以历史本来面目。据有关文献资料分析,《清明上河图》别本最初发现于元代,当时有“秘府本”与“似本”两幅。当时,杨准跋文中称:“图初留秘府,后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去。”就是上面说到的元代时,装裱匠以临摹本偷换了真迹,这临摹本后称“似本”,实为元代作品,显然是赝品。到了明代,又出现张英公收藏的“稿本”。王世贞《弁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说到,张择端的“稿本”,“于禁烟光景亦不似”。清明寒食,民俗禁烟,“不似禁烟光景”就是说画得不是清明时节,或许是张择端此画的早期手笔。

先来看台湾的《清明易简图》。沈德潜《清明易简图疏解》记:“张择端清明画图,本有二幅,一在张英公家者,名《上河图》,有张著跋;一留汴京者,无跋,意即《易简图》也。”沈氏明确告之,《清明易简图》是张公英所收藏的“稿本”之外的另一本《清明上河图》。而“秘府本”真迹如果在明末的灭顶之灾中失传,那么《清明易简图》最多是元代的“似本”,元人苏舜举在元贞元年(1295)首跋《易简图》时,就开宗明义道:“清明易简新图成。”说明它是新近画就的,图中还可见一些元代事物:如元代独有的官方文化机构“奎章阁”,棉纺技术经黄道婆改良后才传到北方的“吴淞细密花布”等。所谓张择端的亲笔题款一事,实是不可信的,主要是“翰林画史”之称,宋画院并无此官称;刘渊临把张择端称为金人,而金朝也无此官称。尤其是其画上还有“金太祖题字”,从时间上就可看出这在作假,所以清乾隆题跋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盖出于庸手妄作。”尤其是整部画的风格,经仔细比较,与宋代画院风格截然不同。所以判断台湾的《清明易简图》基本是赝品,至于是元代作品,还是明代作品,学术界还有争论。

再看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除了上述题跋、印鉴、画风诸证据外,其画面上却出现了扇子、西瓜、新酒、光身儿童、遮阳草帽等显然是秋天的景色,恰如上述“于禁烟光景亦不似”的特点,那就有可能是“稿本”。此画还不见有宋徽宗瘦金体的签题和他的双龙小印之印记,那么是因为此“稿本”没有呈现给皇帝,还是年代久远,赏玩时时磨坏而在装裱时被裁割了呢?然而也有学者不同意它描绘的是秋景(详后谜),并认为它就是真迹。指出判断真伪几个关键是:一看城墙画得如何?宋代东京的内城与外城均为土墙,只有北京《宝笈三编》本画的是土墙,其他各本均为砖墙。二看虹桥画得如何?据《东京梦华录》载,此桥是木结构的单孔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宛如飞虹”。也只有北京《宝笈三编》本属于这一桥式,其他图本均为大型单孔石拱桥。三看城楼画得如何?北京《宝笈三编》本仅画城楼,并无瓮门,类似东京内城之制;其他图本均有瓮城,不符合东京外城之制。四从绘画风格上看,只有北京《宝笈三编》本符合宋代画院的笔法。以上诸点,可以证明北京《宝笈三编》本就是张择端的真迹,不过这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关于美国纽约收藏的“元秘府本”,董作宾进行了详尽考释,根据徽宗瘦金体题跋,认定该图是张择端“宣和二年七月”之前进献皇帝的真迹。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是《清明上河图》的晚期赝品,其题跋与别本往往有些许不同,但也难辨真伪。学者那志良1977年出版的《清明上河图》研究成果,对台湾、北京、美国纽约三个版本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最后还是不敢肯定哪个是张择端的真迹。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可称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在它问世后的八百多年中,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所赞叹欣赏,也时为艺术家和商人所描摹仿制,更是帝王权贵们搜罗豪夺的对象,它辗转飘零,历经劫难,最后人们却不识庐山真面目。除了其真伪难以辨认考订以外,再如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证,《清明上河图》的最前面还应有一段远郊山水,但在现存画卷中却阙如。专家们还认为,此画后半部不应该在刚一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才结束。那么,《清明上河图》有没有被后人裁去最前一段,或佚去后半部呢?

《清明上河图》名称的由来

《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以“清明”命名?历来有不同的解说。一说是描绘汴京开封城清明时节的景象;一说“清明”是汴京的街坊名,图绘汴京清明坊到虹桥汴河西岸的景象;一说“清明”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常用的作为“太平盛世”的称颂之辞。那么,到底作何解呢?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三个段落,首先是汴京郊外的景物,薄雾疏林,杨柳新绿,菜园阡陌,茅檐低伏,商队旅人,穿梭往来。中段描绘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大河上下,货船往返,拱桥飞虹,行人如织,道路之中,商贩云集。后段是市区街景的写真,城楼高耸,酒肆茶坊,店铺稠密,车水马龙,各行各业,生意兴隆。仔细品味,图中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各个神形兼备,极富情趣。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一气呵成。尤其是画中“虹桥”一段,那街头市景的热闹气氛扑面而来,观画人恍如身临其境,体验着宋代社会的文化风俗。其技艺备受世人赞赏,令人叹为观止。

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并不见徽宗瘦金体“清明上河图”的题签,所以“清明”一词最早见于金代大定二十六年(1186)张著的题跋,张著引《向氏评论图画记》称,张择端作有《清明上河图》和《西湖争标图》,于是其图名便确定下来。有关“清明”的解释,经过这些年来学者们的争论,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

一说该图描绘的是汴京开封城清明时节的景象,即清明节时汴京的春天景色。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称,此图宋徽宗曾题诗,诗中有“如在上河春”一句,可见描绘的是初春的汴京。近代郑振铎等人更大张“清明节”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三月三日。”把具体日子都定了下来。据宋代文献记载,人们在清明时节前后,家家禁断烟火,门上轿上插柳条,然后蜂拥出城扫墓踏青,在郊外亲友相聚,歌舞宴饮,尽情游玩,直至日暮才回城等等。那么,《清明上河图》中有这些内容吗?

有学者指出,该图画面景物的物候表现及有关人物的生活状况,显然与“清明”时节明显不符。画面许多地方显示出中原地区余热未退的初秋时景,而不是春寒料峭的清明时节。如画中某一角绘有摊贩的桌上陈放着切开的西瓜,如是清明时节,河南一带哪来的西瓜?再如图中手执扇子的人物多达十余人,与北国清明时节的春寒气温也明显不符。尤其是画中有一些孩子在大路两旁嬉戏,由于热不可耐而光着身子,非常活泼和自然,如在清明时节,孩子们裸着身子是会冻着的。图某一角的农家短篱内,长着果实像茄子一类的作物,似有秋熟的迹象。赵太丞家门口的垂柳,已经枝叶茂盛,也非初春的杨柳。图中商店林立,各种店铺门前差不多都顾客盈门,颇为热闹;唯独纸马店前门庭冷落,没有什么顾客光顾,看不到清明时分当地上坟祭祖风俗的影子。而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这是告诉人们当时是“中秋”时节。总之,作者如要立意表现“清明节”这个主题,是不会如此处理画面的。

也有学者进行了反驳,指出关于用扇子的节令,开封在清明前后用不着,而中秋时分也基本上不用了。从社会风俗上考察,当时有“博扇子者最多,以夏之迩近也”的情况,就是在清明时节,人们以扇子为赌博之利物,用以推销扇子。再看西瓜,图中的块状物并非西瓜,北宋以前,中原人不熟悉西瓜,也不曾种植西瓜。新酒问题,《东京梦华录》说:“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而画中的几处酒店,只有一处旗子上写“新酒”。况且一年四季均可造酒,所以酒店随时可卖新酒,也可卖陈酒。最明显的是,图中一百七十多棵树木,其中柳树都是细叶嫩芽,其他树木则是光秃秃的,正是清明前后的情景。如中秋前后,所有树木都枝叶繁茂,决不会是光秃秃的样子。图中郊外的路上,两位老者骑着毛驴,头戴风帽,与少数赤膊小孩恰成对比,说明老人尚觉春寒未尽,正是清明时节。总之,从画面景物看,该图所绘并非中秋时节,应是清明时节,当然不一定非在三月三日。“上河”之“上”,按宋人的习惯。指到或去的意思,“上河”就是到汴河去。清明时节,东京人上河去观赏汴河及两岸风光,“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形势非常壮观,是有一定特别意义的。张择端的风俗画选择这个时节,画的题款用这个命名,应该也是独具匠心的。

一说“清明”是汴京的街坊名,即以地名为画名。当时汴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划分一百三十余坊,而外城东郊区共分三坊,其第一坊就是清明坊。图中所绘是汴京清明坊到虹桥汴河西岸的这一段“上河”的景色,所以就以此街坊名为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