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优秀青少年必读:名人演讲词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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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励志演讲——激励人生成就未来(3)

1929年,我随父母从合肥搬到北平清华园。大家也许知道,清华园是一个美丽的校舍。我在清华园前后共住了八年,读了四年小学和四年中学。那时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我的同龄人正遭受困难时,我能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下度过美满的童年,是非常幸运的。

我在清华子弟小学——承志小学念了四年。1933年进崇德中学。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全家先搬回合肥,后又迁至昆明。我在昆明念了半年中学。由于许多学生都是逃亡者,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当时教育局规定,学生可以不在一所学校念完中学,并可以用同等学历考大学。我就参加了当时的大学考试。1938年我刚进西南联大,那里就遭轰炸。我在昆明的七年里,几乎无时没有被轰炸的危险。记得有一天,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家园子里正中一弹。幸而我们一家人都躲到了乡下,或进了防空洞,所以全没受伤。每当我从城外往城里走,我都担心着我家是不是遭到轰炸了。那以后几天,我拿着铲子到废墟里去挖。当我挖出几本书时,我兴奋极了。今天就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几本书对一个大学生的意义。

在西南联大,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实在是非常差的。那时的教室是铁皮的房子,下雨时“叮叮当当”地响;地板是泥铺的,下雨后踩成一个个高低不平的坑;图书馆的窗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刮风时,我们必须拿一样东西把书本压住。尽管物质条件很困难,但教师们教得很认真,学生们学得很用功,所以我在那里还是学到了许多东西。

那时的大一国文课采用的是轮流教授法,即每个教授轮换着讲授一至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这种办法极易产生紊乱。但那时西南联大教师阵容很强,这种轮流教授法使我们学到了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那时教我们的教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王力先生、罗荣先生等很多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大二电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他曾经很多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后来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过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1977年去世。我的大二力学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任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现在也已经八十出头了。

那时,所有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而我们学生学习的态度也确实很认真。

1942年,我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就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在研究院的两年,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前后六年我在西南联大所受的教育,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两位教授是王竹溪先生和吴大猷先生。王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20世纪30年代曾去英国学统计力学,1938年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1942年我进研究院后,就请王先生做了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把我引到了统计力学的道路。这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统计力学还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王先生后来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不幸在1983年去世。

吴大猷先生现在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30年代就取得了美国密西根(Michigan)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自己设了一个试验所,一边从事理论研究,一边搞试验。他的研究方向是分子光谱学,工作量非常大。1942年在我快要大学毕业时,由于教育部规定每个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写两篇学士论文。于是我就去找了吴先生,请他指导我做学士论文。他指导我的方向,是群论与分子光谱的关系。群论是数学里的一个学科。这次论文的写作,把我引导到了群论与物理学关系的方向上,对于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44年我从联大研究院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后,参加了清华大学的留美考试。1945年夏天,我动身去美国读博士学位。这期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

由于在西南联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使我得以对物理传统的价值观念有了一个自己的评价。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你要想有所创新,就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只是跟着别人走,就不可能有新的革命性的建树。换句话说,在你学习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老师的风格有所认识。我在西南联大时,就渐渐地使自己达到了能够欣赏老师的风格的程度。当时有三位物理学家是我最佩服的。他们是:爱因斯坦(Enstain)、费米(Fermi)和狄拉克(Dirac)。

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费米,因为战前他曾在那里当教授。可是在战时他去洛斯阿拉漠斯(LosAlamos)主持造原子弹的工作。因为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他失踪了。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问费米教授什么时候上课时,那里的秘书竟没听说过有一位叫费米的人。

后来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我遇到了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我曾在西南联大听过张先生的课。他告诉我说,费米打仗期间在洛斯阿拉漠斯,那时他已听说费米要去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所以我就请求去芝加哥大学学习。

在芝加哥大学,我接触较多的除了费米教授,还有一位是泰勒(Te11er)教授。泰勒先生被称为“氢气弹之父”。他那时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相当年轻的教授。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有三位教授对我影响较大,他们是:费米、泰勒和另一位实验物理学教授艾里逊(A1lison)。

我在中国曾有一个很扎实的物理学基础,到了芝加哥大学后,我很快就发现,那里的物理学课程远不如西南联大。课程既不详细也无深度,教授也没有很充分地去准备。但这并不是说我在芝加哥大学就没有学到很多东西,事实上,我在那儿学到了许多在昆明所没有学过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活用物理学知识的方法。可以说,我在西南联大学的,是演绎法的物理学,在芝加哥大学学的,是归纳法的物理学。所谓归纳法的物理学,就是从实验开始,为了描述、解释实验中的现象,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去寻找一些理论上的结论。

泰勒先生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物理现象,并有许多直觉的物理观念的人。跟他接触后我就发觉他的物理学与我以前学的物理学很不一样。他有非常多的新的先解,我想一天里他至少有十个见解。这十个见解中,至少有九个是错的。不过,也只要有一个是正确的就够了。而且,他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不怕讲错。九个错误的观念,他也总是非常乐意地讲出来。这点我在中国时是无法想象的。

近年来我常常回国来,与国内一些大学的教师、学生有了一些接触。我听说中国有个所谓“四大力学”。这“四大力学”把学生压得透不过气来。“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也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只有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个骷髅,不是活的,要既有骨干,又有血、有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曾经跟中国的许多教师谈过,觉得在课程里减少一些推理特别严密、演算非常复杂的科目,增加一些与物理的现象有关的科目,这对学生学活的物理学也许会有更多的好处。

我刚才说的关于物理学的价值观念的研究风格,也许学文史的同学不能理解,你们可能会说,物理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又谈什么“风格”?但我们知道,事实中包括着各种不同的现象,对这些不同现象所产生理论的美妙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也就产生了每个人对物理学研究的不同风格,所以,一个人的研究风格对他的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到芝加哥大学后,就感觉到自己对试验物理接触太少。在西南联大,实验设备较差,而主要的课程,都是众多的理论课,所以我当时就下决心,博士学位的论文一定要写实验方面的。

我先去找费米。他既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可他说我不能跟他做论文,因为他当时在阿尔岗国立实验室(ArgonneNationalLaboratory)做研究工作,而那项工作是保密的。他介绍我去跟艾里逊教授。以后我就跟艾里逊教授工作了近二十个月。当时艾里逊教授正在制造一套四十万电子伏的加速器,我们五六个研究生跟他一起做了十五个月。完成后,我们每个人在加速器上做一个试验。我做的试验,是把氧与原子核的两个能极分开,结果不太成功。这使我意识到自己恐怕天生就不是做实验物理的料。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还有许多别的研究生。很快我就发现,他们虽然理论考试考不过我,可是他们在实验上却有许多地方是我完全做不到的。举例来讲,做实验时,假如一个线路不对的话,我的办法是:把图纸拿来,仔细研究,对照着再做;可是他们却踢一脚,立刻就好了。后来我也如法炮制,可是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我的同学对我很好,因为我有时可帮他们解决理论上的问题。但他们也常常不留情面地开我的玩笑。我们实验室里有一个玩笑,就是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就有杨振宁”。

我的试验做得不太成功,当时我心里很不高兴。有一天,泰勒教授来了。他说:“听说你这次试验做得不太成功是不是?”我说:“是的。”他说:“你前些时候已经写了一篇理论文章,你不如就用那篇理论文章作你的论文。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这件事当时使我很失望。所以我跟他说:“我得考虑考虑。”两天以后,我觉得他讲的话是对的。这样想后,我感到如释重负似地轻松。这也就结束了我实验物理的生涯。我的朋友却又对我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我在194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的教员(instructor)。

有一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是“原子弹之父”。他当时是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的主任。那时,institute里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做的工作是非常杰出的。所以我就跟费米和泰勒说:“我想到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去呆一年。”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就写信给奥本海默。1949年夏天,我就到了institute。

在我去以前,费米跟我说:“去institute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因为在里面你可以学会很多很有意思的工作。不过,那里不是一个可以久居的地方。”因为据费米说:“institute里所做的物理太理论、太抽象。”他说:“institute就像中古的一个修道院。”我是非常敬佩费米的,所以他的话我记得很牢。

到institute一年以后,奥本海默劝我常住下去,芝加哥大学则是要我回去。我考虑了很久,决定还是留在institute。这倒不是因为我忘记了费米的教导,也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话不能拒绝,因为人生不只是有物理学,我那时正在跟杜致礼交朋友,而她又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我刚才说过,institute里有很多年轻人。每天下午,大家一边在institute大厅外喝茶,一边就交换意见,天南地北地闲聊。由于杰出的人很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通过不断的讨论,不断竞争,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在40年代开始念理论物理的时候,很幸运地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今天的高能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虽然在30年代就开始有了,可是,它的大发展是到40年代末才开始的。也可以说,像我这样年纪研究物理的人,是同这个领域一块儿成长的。

一个年轻人在开始起步做研究工作时,他所选择的方向对于他今后的成就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假如一个人非常聪明,可是他走的方向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那么他再怎样努力,也不易作出什么有特别建树的贡献来。

我在学校从事教学已经很多年了,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学生和成千个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人。那里有很多人非常聪明。可是同样是非常聪明的人,几十年后他们的成就却有很大差别。这里最基本的道理,我认为就是,有的人选择的道路,是以后十年、二十年有大发展的,有的人没有走到这些方向,而是走进死胡同里,虽然他们很聪明,也很努力,最后还是不太容易有成绩的。

我刚才说到,基本粒子物理和高能原子物理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有大发展的。我恰巧走进了这个领域。回想起来,这是一桩非常幸运的事情。

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是一个没有研究生的、纯粹搞研究工作的组织。那里环境非常恬静而优美。我在那里共呆了十七年。无疑的,这十七年是我有最重要成就的时期。

1966年,我离开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去做教授。那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是一所新的学校。那里的校长叫托尔(Toll)。有一天他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希望把石溪建成一所以研究工作为主的大学。他希望我帮他一起做这件事。我答应了,并于1966年前去。

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是一座标准的象牙塔,是一座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塔。为什么我在那里做了有成就的十七年后要离开它呢?道理很简单:世界不只是有象牙之塔。象牙塔里可以做出很出色的工作,但却不是世界唯一可以有作为的地方。去帮助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回想起来,我当时决定离开象牙塔,去做一件与社会比较有关的事,是非常正确、非常明智的。

到1971年夏天,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冻结了二十年的外交关系,有缓解的可能。当时我就决定回到中国来,因为在中国,有我父母和弟妹,有很多老师和朋友。而且我觉得应该尽快利用当时的机会到中国来,这在1971年以前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当时越南战争还没结束。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我担心在很短时间内,一个稍稍打开一点小缝的门,又有可能被完全关死了。所以我就赶着在1971年的夏天,到中国来访问了四个礼拜。

我已跟大家说过,我所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访问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