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优秀青少年必读:名人演讲词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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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学术演讲——彰显人类智慧的光芒(1)

流氓与文学鲁迅

1931年4月17日

——1931年就流氓与文学问题发表的演讲

这篇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是鲁迅于1931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讲的。鲁迅的这篇论述几乎无懈可击,令人叫绝。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

流氓是什么呢?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谓流氓。

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太史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空想,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可是,也不可太轻视流氓,因为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凡是一个时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机而起,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甚至于将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时候也不少。像刘邦,从前就是一个流氓,后来居然也称为先主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还有朱洪武(明太祖)等等的都是如此。

以上全说的是流氓。可是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我们看一看,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新的文学还能存在么?

嗐!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计划,恐怕也“无暇及此”。既然不新,便要复旧。所谓“不进则退”,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如同现在提倡拳术,进行考试制度什么的,这都是旧有的。现在又要推行广大,这岂不是复旧么,为什么在革命未成功的时候,整日提倡新文化,打倒一切旧有的制度,及至革命成功以后,反倒要复旧呢?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比方有一个人在没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他所用的方法,也不过是“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

从前有《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种刊物,比较都有点儿左倾赤色,现在全被禁止了。听说在禁止之前,就暗地里逮捕作者,秘密枪毙,并且还活埋了一位!嗐,你瞧,这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哪!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儿用的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话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的一样。刘备说,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子都该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的器具。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的讥讪诽谤。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像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视,所以常常看人家的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光天之下”,太祖认为这句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尚,所以说有意侮辱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儿,还能长久么?所以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学习个性用自己

——在上海文化函授学院新年聚餐会上的演讲

田汉1947年1月

田汉(1898—1968),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汉族,湖南省长沙县人。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死于狱中。

今天想与各位谈三个问题。

第一,是教育与学习问题。当陶行知先生从重庆返上海后不久,生活教育社所召开的大会中,郭沫若先生与陶先生曾有小小的争论。郭先生认为“教育”两字应改为“学习”。郭先生专研文字学的,“教育”的“教”字在古义中不大开明,“教”字的造型是一个人拿着鞭子打小孩子的头,而中国传统的教育就是这样,小孩子不听话,就用鞭子去打他。这不是教育,而是虐待。且中国一般的教育者往往摆起“教育家”的面孔,而不屑与青年相接近。今日的青年与其仰求于这样的教育,倒不如自己学习。陶先生却认为不必把由来已久的“教育”两字改为“学习”,因为这样牵动得太大,“教育部”将改“学习部”,“生活教育社”将改为“生活学习社”了。可是陶先生完全同意郭先生的看法,而主张把这一种学习的精神实际贯注于新教育中。听到郭陶两位先生的见解,使我深深的感到今日一般职业界的青年朋友们,多在工作中自觉知识的不够。试以抗战期间的演剧工作队队员为例,其中有许多女演员,参加剧团时正当十七八岁,一下子七八年过去了,年龄到了二十五六岁。在这七八年中,只有表演,而无学习。

不管她们的演剧或歌唱在人民大众中发生多大的影响,但自觉艺术水准不够,于是脱离工作,到学校里去专门研究,以期扩大对于人民大众的影响。

可是当她们学成以后,她们的艺术理论不能为人民大众所看懂,她们的音乐歌唱不能为人民大众所听懂,于是当初为了想扩大对人民大众的影响,结果反而消失了影响。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学习,不能与日常的生活、社会的现实、人民大众的要求相脱离。今日的学校教育,多半是与现实社会相脱离的。所谓学习,不必脱离实际工作,而随时随地在实际的工作中学习,把学习所得应用于工作,并对人民大众尽教育辅导的作用。这样,今日职业青年的苦闷才能解除。但是,单单与社会现实不脱节还是不够,且应有更好的理想,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例如在银行中工作的青年,较之在大学中学银行科的学生,更了解与关切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有什么变动,他们知道最快,反应最敏。但是,假如这一种关切与理解只是为了做投机生意,那只是独善其身而已(事实上也不能长久的独善其身)。进步的银行职员,进步的职业青年,应该有更高的理想,利用他们实际的知识与经验,不断地从现实的社会事业中学习怎样做人。例如从美军侮辱我国女性的事件中,学习怎样做一个独立的人,并争取怎样做一个不被侮辱的人。

第二,是个性与群性的问题。有些人说,在新的进步社会中,不需要个性,或者个性是被抹杀的。不问这种说法是恶意或是善意的,都是不正确的。

其实,在理想的社会生活中,尤其需要充分发展个性。个性与群性是并不对立的。有时为了社会的进步,自愿地牺牲自己的若干个性,但那只是为了求更大的个性发展。在中国的历史上,开明的帝制时代,对于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加限制的。当然,也有许多皇帝,利用人民(特别是文人学士与朝廷及封疆大吏)之间因不同个性的发展而形成的彼此间的斗争,加以运用,以遂其操纵玩弄的野心。至于今日的情形,则每况愈下,只要稍有个性,不问其为左为右为前为后,均被看不惯。在学校中,假如学生不愿在思想上被学校当局牵着鼻子走,即要受到压迫。至于职业青年、公务人员无论矣,即使是在一般职业界中,哪里有允许你发展个性的机会?我们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台湾有一个天才女孩子,十四岁能写二十万字的小说,更看到武进有一个六岁的天才儿童。即便是一般的儿童,亦由于适当的培养得以充分发展个性,四五岁能弹奏钢琴的,不是奇迹。其次,个性与气节是不可分的。我们要充分发展个性,更应有昂然不屈的气节。例如在今日之下,我们要突破国家的危机,争取和平与民主,就需要拿出个性与气节来,与反正义、反民主势力相斗争,不能丝毫妥协于现实的腐败,是为个性,是为气节。我们应随时随地,通过日常生活,发展个性,坚守气节,以促成理想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第三,是被人用与用自己的问题。许多青年,抱着满怀的热情跑到社会上去,因找不到职业,而失望,而苦闷,甚至自杀。陈白尘近编的剧本《结婚进行曲》中,亦描写到职业青年因找不到职业而苦闷万分。在合理的国家中,毕业班的学生,尚未离开校门,已各就其所长,被预先分配到各职业部门中去了。在中国,一切无计划,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而职业的获得全靠机会与脚路。当然,也有许多青年因受不住其职业圈子中乌气,而离开其职位,而失业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能得到一业半职,固是幸事,否则,我们也应自己找工作,自己创造机会。前者是被用于人,后者是用自己。在今日不合理的社会中,青年们要想“用自己”,谈何容易,但也并非是绝无机会。我们可更进一步说,唯其因为现实社会不合理,所以有志的青年更应“用自己”,更应创造自己。例如《上海文化》月刊和上海文化函授学院,即是其主持人辛辛苦苦,经之营之,“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否则,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读者,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学员?再如今日欲获得一个教员的职位颇难,但是,现在的学校数量及其设备,绝不足容纳想求学的学龄儿童,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各种办法,以从事教育工作呢?

这不仅是“用自己”,不仅是替自己创造机会,而且是对社会与人民的最大的贡献。山东的义丐武训,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只要我们确实有为人类服务的精神,确实有“用自己”以创造机会的精神,即有自用之机会。

陶行知先生有一首《创造歌》,大意谓:天天可是创造时,人人可是创造者,处处可是创造地,只要我们肯努力,不问顺利与困难,都可以创造自己,都可造福社会。只要有这样精神,即不致失败,不致自杀,盖可自用也。

归纳言之,我们要随时随地努力学习,发展个性,运用自己,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与进步,更应为争取社会国家的进步发展而努力。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新年开始的第一天,一年之计在于春,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春天,希望我们的民族也能立刻有一个温暖的春天。

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

——在东京出席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时的演说

巴金1984年5月

1984年,巴金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47届国际笔会。会上,巴金作了《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的演讲。81岁的老作家,无限深情地谈起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封建大家庭的衰败,社会现实的黑暗,使他对旧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29年发表处女作《灭亡》(长篇小说)。此后又连续写出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曾两度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满腔热情地抒写了在朝鲜战场的见闻,讴歌志愿军指战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创作了许多以歌颂新生活、赞美新社会、保卫和平等为主题的散文。“文革”期间,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精神焕发,重新开始写作,除将建国三十年来写的散文编选成《爝火集》出版外,还出版了《巴金近作》、《巴金散文选》、《探索与回忆》、《心里话》和五集《随想录》。这些作品情感深沉,敢讲真话,充分表达了一个正直的老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我衷心祝贺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在东京召开;感谢好客的东道主日本笔会为大会作了很好的安排,让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在安静的环境里亲切交谈,交流经验,表达彼此的思想感情。

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我很激动,我想到全世界读者对我们的期望。这次大会选定了它的总议题:核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关系。要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出席东京盛会,跟同来的中国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议论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这个国土上发生过的悲剧。多次访问的见闻,引起我严肃的思考。我们举行一年一次的大会,“以文会友”,盛会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但友谊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类的繁荣,是读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东京聚会,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间,就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曾经访问过有名的广岛和长崎,它们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城市。在那里今天还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还能看见包封在溶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还能得到关于蘑菇云、火海、黑雨……的种种叙述。

据说,单是在广岛,原子弹受难者的死亡人数量终将达到五十几万。我在那两个城市中听到了不少令人伤心断肠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讲一个小女孩的事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十年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发了病,她相信传说,以为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够恢复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仅折了一千只,还多折了三百只,但是她死了。人们为她在和平公园里建立了“千纸鹤纪念碑”,碑下挂着全国儿童送来的无数只纸鹤。我曾经取了一只用蓝色硬纸折成的鹤带回上海。我没有见过她,可是这个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经常在我眼前出现,好像她在要求我保护她,不让死亡把她带走。倘使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她的幸福!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东京大会选了“核时代的文学”这个总议题,选得很及时,它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愿望。“为什么我们写作?”这一问问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并不是一问一答就能解决问题,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