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里亚·安迪·坎宁安下班回家时已累得筋疲力尽，没有查看电话答录机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8点半左右，当她按下答录机的按钮，就听到了一条简洁而神秘的留言，通知她在上午10点前赶往史蒂夫家里，参加有关他新公司NeXT的新闻发布会。
这个留言让她焦虑不安。安迪是一名公关顾问，是科技界的精英之一，机智聪敏并富有洞察力。最后一刻才把她招来新闻发布会，这样的事情很少见。对于这种活动，她很有经验，通常都要仔细斟酌发布会需要传达的信息内容、传达方式，制定详细的战略，精心筹划，深思熟虑好几周，最后才能事无巨细地将一切安排妥当。
安迪甚至不知道史蒂夫住在哪里，况且史蒂夫也不是她的客户。
安迪四处打电话问到了地址，然后驾车5分钟，从帕洛阿尔托来到伍德赛德的乡村，这个乡村坐落在圣克鲁斯山的山麓小丘上，远处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校园。硅谷是钢筋水泥的森林，虽然伍德赛德离硅谷不远，但还是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有狭窄蜿蜒的乡村小径，还有数十条马道，既没有路灯，也没有人行道。乡下人和民谣歌手向来对这里情有独钟，但最近有些亿万富翁也在此安家落户。讽刺的是，这些富翁靠推动时代潮流挣得盆满钵满，自己却喜欢住在城乡结合部式的小乡村，这里能够唤起他们对逝去岁月的浪漫回忆。
离10点还有几分钟，安迪穿过锻铁大门，走进史蒂夫的房子。布满沙砾的车道上停满了车。她望见一座西班牙布道院风格的宅邸，宅邸坐落在那里，好像一个人慵懒地摊开四肢。房子看起来年久失修，就像19世纪晚期美国强盗资本家的房子。这种风格的房子在加利福尼亚随处可见，毫不起眼：司空见惯的灰泥墙、倾斜的红色砖坯屋顶，仿佛拥挤的硅谷郊区里成千上万栋名不见经传的排屋。不同之处在于，这个摇摇欲坠的庞然大物真的很大，可以和18世纪的足够让所有的僧侣井然有序地处理日常事务的西班牙布道院相媲美。
安迪穿过巨大的拱形入口，来到宽敞阴暗的客厅。20个记者正闲站在那里聊天，无所事事，又有些躁动不安。安迪对他们都很熟悉，其中有《商业周刊》的记者、《新闻周刊》的撰稿人和《今日美国》的记者。他们站着似乎很不舒服，不停地换着脚，因为除了冰冷的木地板，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客厅里没有家具，空空荡荡，简单而朴素，似乎一点也不欢迎来访的客人，和这栋阴森可怖的空房子里的其他房间一样，这只是腐烂衰败的空壳。房子就像满是回音室的迷宫，在哪里说句话都能听到回声。单身汉史蒂夫就孤身一人住在这里。这里唯一算得上装饰品的就是那个透明的塑料盒，里面装着建筑师精雕细琢的地形模型，它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山坡模型，并没有包括这个飞扬跋扈的强盗资本家才拥有的宅邸。不过，史蒂夫可不会劳神费心地去拆掉这座宅邸。
安迪走进厨房。那里同样也没什么摆设，餐桌、椅子之类的家具都没有，只有几台电脑散落在地板上。一群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安迪一眼就认出来，这些人都是被苹果公司辞退的员工。去年，也就是1984年1月份，安迪参与了苹果公司新推出的个人电脑项目，曾与他们共事过。现在他们都被乔布斯招至麾下，一起组建新公司。可是谁知道这个神秘的新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史蒂夫·乔布斯站在那里，正谈论着要对记者发布怎样的重要宣言。
他张口就说道：“让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见鬼去吧。”
“让苹果董事会见鬼去吧。”
“我们要改变世界。”
安迪震惊了。这场所谓的新闻发布会没有发布任何新闻，完全成了乔布斯发泄心中怒火的舞台。的确，在之前的权力斗争中，他受到了伤害，遭到了昔日伙伴无情的背叛。他需要为自己正名，需要抚平伤口，重拾荣耀。他想抨击他所受的不公待遇，想谩骂那些背弃他的人，这都是人之常情，都能理解。可这不是正确的方式，现在还不是口出狂言的时候，这里更不是合适的场合。乔布斯今天招来的都是西海岸新闻界精英，个个都是“毒舌”，此刻都急切地摊着笔记本，开着录音机。这阵势虽然酷似一场亲密的团体心理座谈会，可这只是假象。这不是病友谈心治疗小组，不是呐喊大叫治疗小组，不是格式塔疗法，也不是20世纪70年代加州流行的激发人类潜能的座谈会，在这里，放肆地宣泄情绪是不合适的。这里可是残酷的生意场。
起初，安迪并没认出乔布斯旁边的人是谁，但她很快就猜出应该是乔布斯聘请的新律师。律师显然是乔布斯的拥趸，一副目瞪口呆的神情，脸上还流露出敬仰之情，显得有几分滑稽。他显然已无力抵抗乔布斯的明星光环，不能给出必要的劝诫和忠告。乔布斯正在犯下一个错误，旁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可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敢挑战这位传奇人物，站出来说逆耳诤言。
安迪心想，我怕什么，又没和他们签什么合同。
“恐怕，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她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此时，苹果公司正准备起诉乔布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指控他们窃取公司机密。他们非但没有拿出任何法律手段应对这场纠纷，反而做出这种极端行为，在一群记者面前发表讨伐苹果公司的檄文。这只能让形势更糟糕。
安迪望着史蒂夫，似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竟然如此轻率鲁莽，如此疏忽大意。
“为什么要让这些记者都知道你住在哪里呢？”她大声问道。
1985年的夏天，尽管是公司创立者之一，史蒂夫·乔布斯在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他的办公室也搬到了一座空荡荡的大楼，他嘲讽那里就是西伯利亚。史蒂夫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他刚步入而立之年，手中持有的苹果公司股份超过1亿美元。要是为钱，他根本不用工作，而名望也早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史蒂夫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被白宫授予过国家科技奖。身为普及个人电脑的功臣，史蒂夫在经济史上已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当然，提起美国文化史的时候也不能忘了他。在那个时代，商业意味着墨守成规，科技产业更是一潭死水，是谢顶老头的江山，而史蒂夫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他是一个理想主义革命者，力求推行社会变革。史蒂夫虽然是个资本家，但由于以前在嬉皮士社区待过，说话往往带点社区语言的色彩。他是个喜欢光脚的董事长，会带女朋友去听“感恩而死”乐队的演唱会，也会在股东大会上引用鲍勃·迪伦的整首歌词。史蒂夫是“年轻的实业家”，他也喜欢这么称呼自己，有点像开玩笑，又有点自嘲。史蒂夫是流行文化的风向标，是媒体的英雄，是模范榜样，是性感的男人，也是青少年眼中的万人迷。
史蒂夫·乔布斯出生在战后婴儿潮愈演愈烈之时。作为一代人的杰出代表之一，他身上有着时代烙印的美德和不足。他也与很多同代人一样，有过迷惘彷徨和自欺欺人的时光。他身体力行，证明商业领袖可以像摇滚歌星那样成为大众膜拜的偶像，也差点步了很多摇滚明星的后尘，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就迅速陨落。
史蒂夫向好友透露，计划打造自己的花园。他可不是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想建造什么精神花园，探索灵魂世界，而是想改变世界。毕竟早在他年少轻狂、20岁出头的那几年，他就已经研究了东西方哲学，也探索过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尝试过各种古怪饮食，学习东方禅学，体验过嬉皮士社区的生活，甚至还试过原始尖叫疗法和迷幻药。另外，史蒂夫早就改变了世界。他的计划就是建造一个实实在在的花园，他在那块8英亩的土地上，倾注过人的智慧、旺盛的精力，实践自己对完美的不懈追求。与《老实人》（Candide）的结局不同，史蒂夫的设想可能更类似于《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中的一章：一群满腹才干的企业家遭到了社会无情的嘲弄，于是决定脱离社会，把才能都投入到无聊的小事中，用一种最古怪的方式作出抗议。最后，可能只有寥寥几个人有机会欣赏到史蒂夫的秘密花园，然而他们都会暗自感叹，这是多么美妙的艺术创造啊，同时还会痛斥那些有眼无珠的人，竟然让这样一个奇才无用武之地！他们放走的可是一个会造福地球千万人的人！
有时候，史蒂夫会在房子里瞎转悠，无所事事，情绪低落，他的好朋友麦克·默里（Mike Murray）就一度担心史蒂夫会想不开而寻短见。然而，史蒂夫稍微振作一些时，就会萌生各种不切实际的念头以逃避现实。他考虑过联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问问看能不能登上航天飞机，最好就是来年的“挑战者”号（Challenger）。他游历莫斯科时住在一家宾馆。一位电视修理工不请自来，史蒂夫就怀疑那是苏联派来的间谍。他甚至还想过就在“冷战”时期的苏联定居，为戈尔巴乔夫工作，在那里的学校推广计算机。
他还咨询过幕后的秘密政治顾问，考虑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史蒂夫还计划把他的大房子拆掉，他一直对那幢强盗资本家风格的宅子耿耿于怀，然后准备在伍德赛德原地建造另一个完美新居，为此还特意咨询建筑大师贝聿铭，他们甚至连房屋模型都做好了。他有一冲动跑去了欧洲，骑自行车游览意大利的托斯卡纳（Tuscany）。还有一次，他突然给苹果公司的老部下苏珊·巴恩斯（Susan Barnes）打了一个电话，说不能如约一起吃晚餐了，因为他不在加利福尼亚，现在在法国南部，而且想在那里度过余生，就像一个落魄艺术家那样，永远地放逐自己。巴恩斯听罢，泪如雨下。
史蒂夫30岁就经历了中年危机，但只持续了3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走出这种精神创伤，说起来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整个夏天，他都半梦半醒地想象着极富浪漫色彩的自我放逐。但最后，史蒂夫还是抵挡不住作为公众人物的诱惑。尽管他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和声望，但还是觉得没有完全证明自己的才能，觉得世界还在期待自己更精彩的表现。
没有人能否认，苹果公司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史蒂夫非凡的精力、口才、领导力和“大刀阔斧”的性格（史蒂夫非常喜欢这个词）。正是他的人格魅力塑造了企业文化，也为公司抹上了神秘色彩，媒体都为他倾倒。可是从一开始，在苹果公司掌握实权的就是那些年长一些的商界资深人士。公司创立之初，投资人就把他们推上管理的宝座，随即这些人又赢得了董事会的支持。而史蒂夫只能算是一个先锋小组的领头儿，并非整家公司的领导者。他没有权力批准任何一项超过25万美元的花销。他可以买下一架贝森朵夫（Bosendorfer）钢琴供工程师团队消遣，可以把办公室的冰箱都塞满鲜榨果汁，可是，想要建新工厂或打造新计算机，就得费尽周折，软磨硬泡其他能拍板的人，最后才可能实现。当史蒂夫想干件大事，比如投入2000万美元打造平板电脑屏幕，苹果公司董事会最终还是对他缺乏信心，拒绝支持他的计划。
1985年，史蒂夫还没能证明自己可以当好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没能证明自己可以再创辉煌，也没能向怀疑他的人证明那次成功并非只是天时地利人和，并非只是一生仅有一次的历史性的巨大巧合。他的最新发明麦金塔电脑（Macintosh）受到了业界的一致好评，更在大学校园掀起一阵追捧狂潮，但这个产品似乎注定是商业败笔。苹果公司曾乐观地预测，1985年麦金塔电脑的月销售量就能达到5万台，可是实际数字只有可怜的5000台，这个结果让人十分尴尬。之前大肆宣传的产品现在却遭遇了商业滑铁卢，华尔街认为这都是史蒂夫的责任。史蒂夫被赶出公司之后，苹果公司的股价立刻上涨。外界普遍这样解读这一结局：史蒂夫被自己请来运营苹果公司的约翰·斯卡利炒了鱿鱼。他们俩的反目无疑是痛苦的，史蒂夫曾向朋友描述，那次经历犹如“一次离婚”。在两人交恶之前，史蒂夫一直认为约翰是他最亲近的人，现在他真正领会到离婚的感觉了。
与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麦克·马克库拉（Mike Markkula）闹翻无疑也是痛苦的。马克库拉一直扮演着父亲般的角色，当苹果公司还蜗居在史蒂夫家的车库时，马克库拉就坚定地投进了自己的钱，还帮忙草拟了商业计划书。而现在，史蒂夫却告诉自己的朋友，马克库拉一直在恐吓他，威胁说如果史蒂夫离开苹果公司，而且带走那些技术，就把他送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