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祖国的陌生人
10217500000043

第43章 失落的一代 (10)

那时每个中国人都在热烈地重新寻找自己,多年以来,他们被捆缚在一种单调的词汇、情感、颜色之中,他们渴望一种新的语言与感受力。不管这种表达来自何处,只要它与之前不同,那么它就可能引起广泛的争议,不管它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还是街头的红裙子……人们急于告别一个旧时代,用各种方式来寻找新时代,于是,人们在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发现了新时代——尽管他借用的是19世纪的法国眼睛,但在那个年代,只要它不是革命年代的色彩与形象,就意味着崭新的、值得被不断欢呼的。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陈丹青错过了那个喧嚣的20世纪80年代,他的画作被视作那个年代的主要标志。他孤身一人来到纽约,怀抱着他自认的简单理想:去各个美术馆,去看原作。伴随终身的自省意识那时或许已很强烈,“这一切刚开始,就觉得《西藏组画》是个习作……先得出去看看。”他后来说。

这是陈丹青第二次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了。上一次,他从上海被扔到了江西南部的山中,饱受水土不服的煎熬,不知是否还能回到上海。而这一次,他则进入了一个陌生之地,他从未离开过中国,对纽约一无所知,几乎不懂英语,所有他熟悉的关系网络都消失了,他在国内突然获得的声名毫无用处,他像一颗水珠滴落到纽约的大海中。

“像是一种流亡之感,”他对我说,“我是强烈靠记忆生活的人,跟你记忆能够有关系的视觉、触觉都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纽约还没有太多的中国大陆人,华人主要来自台湾、香港,每天醒着的时候全是这种感觉。”

在纽约,他人生的重要一刻又开始了。他深陷两种困境之中,自信的坍塌和深深的孤独。前者来自于那些美术馆和纽约的艺术环境。“我很早就意识到我们根本是个巨大的断层,“文革”后的我们是绕过苏联影响,回到欧洲19世纪前的大传统,就是说去接续徐悲鸿他们被中断的一切。”他说。但是他真的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他本来想寻找某个欧洲传统,发现的却是一个整体“希腊、文艺复兴、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直到当时在苏荷(SOHO)发生的所有当代艺术,连现代主义都早已过时了”。

我猜陈丹青在那时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长期处于黑暗中的人,突然被扔到了强光之下,处于巨大的震惊与失落之中。而他这种内心剧烈的起伏,又无人可以表达,在英语的环境中,他同样感到失语。

与国内朋友的通信,变成了排遣内心的方式。他心急如焚地等待阿城的来信,等待他寄来的小说,他同样等待和纽约的作家与艺术家的交流……

阅读是另一种方式,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高密度的阅读,上次是对俄罗斯文学的饕餮,而这一次,他则发现了那些在中国大陆被忽略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尼采……不知是他的懒惰还是顽固,他没有进入英语的语言环境,这些书是竖排的台湾版本。

他还发现了纽约的古典音乐台,一天24小时播放,其中一些曲目和旋律,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他们想方设法才搞到那些唱片。

而他的个人生活则依旧依靠“西藏”来维持。他算是幸运,一位画商根据他在国内的大名上门索骥,答应每年付给他一定报酬,但是他要不停地画西藏。于是,他变成了一名匠人,在西藏时,他满怀着对法国米勒的崇敬下笔,而在纽约,他要兴味索然一遍遍地毫无快感地意淫西藏。

在纽约一间租来的画室里,他总把收音机调到104古典音乐频道,然后开始画他的西藏。这种情形持续了6年。在这6年中,他也学习在失语中生活。他感觉不到作画的冲动,他找不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且他对于正在兴起的巨大时髦——当代艺术——缺乏兴趣,他的根紧紧扎在现实主义的土壤里,激起他内心情感的是形象、是记忆,而不是标新立异的观念。于是他成了纽约的一名游荡者,他喜欢这城市的无边的宽容。他在美术馆里临摹,参观画廊,偶尔参与社交活动,和街头艺术家相识,他充当来纽约朋友的导游,陪着来玩的罗中立在第五大道上拿大顶,在大都会博物馆抽烟时,他有一次碰到路过的伍迪·艾伦牵着他女友的手路过,还有一次他在一家小画廊里迎面撞上了安迪·沃霍……

这是个自我荡涤的过程,他在逐渐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如何与自己相处,这种经验是在人群与运动中长大的他那一代人,很少体验到的。

在最痛苦的时刻,叔本华抚慰了他:“我突然发现,哦,生命一点意思也没有,从那以后就好多了,然后读叔本华,发现他妈的就这么简单,种种得失都放下了。当然焦虑苦恼肯定会有,但是情绪的那些东西都离开我了。”叔本华的虚无情绪,或许让他想起了1966年那些无所适从的日子。

也是在这种疏离与寂静中,中国的主题却意外地回到陈丹青的内心。在中国时,他一心要寻找欧洲视角,而在美国,他却发现原来中国的传统是如此丰富。他发现了董其昌的魅力,“带着全套的油画工作钻进他管辖的水墨山林中”,在接下来的年份里,他还将不断被中国昔日的艺术成就所震惊。

7年的纽约生活给予他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你要肯定自己的经验,它是你重要的资源。于是,他开始将正在发生的新闻,和他昔日对欧洲油画的记忆,放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他开始画三联画、四联画,甚至是十联画。这些画作曾给予他巨大的激情,但是它们始终安静地躺在他的画室里,它们从未被展出过,也很少有人看过。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过渡是以突然截断的方式完成的,而在纽约,陈丹青的方式则自然与平静得多。他熟悉了这里的空气、味道、节奏和颜色,喜欢上与自己相处,而且有更多的中国艺术家正不断涌来,他也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除去绘画,他还开始练习写作,阅读生涯打开了他的另一重视线,更何况,他还遇到了另一名在纽约游荡的人,那个不会拒绝学英文、沉浸在现代汉语之中的木心成为了他在文学、思想上的启蒙者。或许,也是通过木心,他还产生了一种对民国时期的中国浓浓的乡愁——那时的中国人,根依旧未断。

“2000年2月9日,严寒,大晴。我从肯尼迪机场启程回国。飞机轰然升空后,我临窗下看,与纽约默默告别。”陈丹青在2007年新版的《纽约琐记》中写道。他在这个城市中住了18年,他的全家已搬至此,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回国。

吸引他回来的,是乡愁,还是又一次对现状的逃避——他厌倦了纽约局外人与旁观者的生活?18年间,世事沧桑。1982年他离开中国时,满耳仍是李谷一颤微微的“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而现在谁还记得李谷一。是的,很多人仍记得《西藏组画》,所以清华大学的美术学院希望他能回来任教。但是,他也看到了,作为画家的陈丹青给人的记忆,似乎仍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1990年后的新探索,画书、三联画,很少有人知道。而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版图上,他“文革”时的兄长与朋友陈逸飞,已经完成了多次转型——他从革命情怀到了江南水乡,如今又变成了电影导演;而比他更晚来到纽约的徐冰、谷文达、蔡国强,则已经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而陈丹青将以何种面目再度登场?

昔日的幽灵无时无刻不在。“我没有那种为别人的承认的焦虑。”陈丹青说。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确早已经体验过名声的喜悦,23岁画出了《泪水洒满丰收田》,27岁则已是《西藏组画》的作者。他也声称10年来,很少受到内心折磨,他获得了某种平静。

我不能确认是否当真如此。他坐在我对面,缓缓地谈话,一根接一根地抽细长的大卫·杜夫香烟,之前,他耐心地被时尚摄影师摆来弄去,夸其中一位摄影助理的好身材,分明是个温和、宽厚之人。

之前的整个下午,他正在将石涛的画册绘到画布上,这幅新“画的书”,将在慈善晚会上被拍卖。

不知是否他作画已疲倦,还是他只吃了一个三明治能量不足,或者是我的问题不够有趣,他一直诚恳却不够兴奋地回答着,夜色从黑到特别黑,但他的耐心却从未减弱过。窗外的铁轨不时有火车经过,巨大的声响经常淹没他的谈话。

稍作休息时,他给我们看他的画作,然后把音响的声音调大一些,正是勃拉姆斯的一段旋律,悲怆而崇高,充盈了整个画室。而裹在松垮垮的黑色褂子中的陈丹青,则像是幽灵一样在空空荡荡的空间里游荡着。“对,我们是不太有这种情感,”他这样评价这段曲子,“据说崇高是来自于恐惧,你觉得呢?”

我不置可否。我觉得在4个小时的谈话里,我的神经一直没有真正放松下来。他比前两次给我的印象、还有他的文字,要温和耐心得多,偶尔电话打进来,他耐心得像个好好先生。他说自己正在被人情网络所吞噬,尽管不再教书,他仍要帮助学生找工作,帮助过去的老朋友办画展,还有一直不停的媒体采访,偶尔,他还要帮助一些受他“误导”的年轻人——一个南方青年因为他对教育体制的痛骂,而退了学,他要帮他写推荐信去欧洲读书……

但是,我仍觉得无法和他进入更深入的谈话,我想知道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或许,因为我不懂艺术,这样就等于错过了他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东西。或许,这是他习惯性地保护自己,他喜欢谈论外界事物,而不是他自己。对前者,他可以运用才智,而不太触及内心。此刻的中国,有太多的外部事物可以谈论。当他在8年前回到中国时,肯定想不到他即将展开的新旅程,就像他日后所写的:“记得三峡大坝接近完工、京城的五环路才刚开通,申奥结果迄无公布,电子邮箱犹未普及,博客更是多年后上市的新把戏……《上海宝贝》的作者正当大红大紫,少年歌迷尚不知周杰伦为何方神圣,80后才俊适在大学用功……小小美术界,千禧年那届双年展是为当代艺术正名的信号,京城的前卫盲流被驱赶的生涯初告缓和……所谓教育界,世纪初适值全国重点大学的庞然合并和行政升级,当初我初识中国教育现状而少见多怪,格外伶俐的学者们则各个悄然欣喜,竞相关起门来着手又一轮权力洗牌与利益瓜分。”

他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封闭无知的岁月,当他回望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时,又说它仅仅是“恢复了一点残破走样的记忆”,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以为蹦迪呢”,他曾经热烈赞扬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个人表达与个人空间,但他真的在21世纪初回到中国时,则发现个人、体制与社会已经迅速庸俗化,80年代的热忱、纯真反而变得弥足珍贵……

媒体文化、大众文化则无比昌盛起来,30年前,人们没有渠道表达,而现在人人都有很多话可说,却不知自己说的尽是无用的垃圾。

而陈丹青则像突然被卷入了层出不穷的争论中,他敏锐的感受力、他阅读过的书籍、他刻意寻找的表达方式,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30年前,他用法国人的视角来对抗前苏联的僵化传统,而现在他则用多年游荡积累的常识、用民国白话文的传统、用少年时说粗口留下的锐利,来刺破这个迅速膨胀、思维混乱的时代。

或许他的精神资源并不充沛,不外乎是对那些往日传统的追忆,对已被认同为常识的强调,但是由于他的敌人目标实在过分显著与愚蠢,不管是那不断扩充的城市、不断官僚化的教育机构、不断庸俗化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仍刀刀见血。在这些鼓舞他的精神力量中,鲁迅再度鲜明地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