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祖国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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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台湾素描 (6)

江丙坤:很多事情没法一步登天。我在过去有机会与中国大陆官方接触,当时是APEC领袖会议,双方是互不往来,相互怒目而视。不管政治怎么对立,对企业来讲,不可能放弃投资赚钱的机会。尽管政府采取很多限制措施,但当全球化、自由化的时候,资金根本挡不住。所以你要想办法让台湾经济好起来,自然而然就会从经贸正常化做起,希望将来能够通过经贸正常化有利于台湾。大陆的因素,尤其政府的因素,会影响经济,这个部分当然应该先排除。比如说我们看到“东协10+3”,我们也想加入,但是大家都顾虑到大陆,所以当你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会说大陆会施加压力。

我们很早就跟新加坡谈过,在1999年的时候,我在新西兰参加APEC领袖会议,那时候我与吴作栋总理有会面,我要求能不能与新加坡签订贸易协定。他说经济上没有问题,政治上有问题。到了2002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你们现在是WTO的会员,我用WTO的架构跟你们签。但当时为什么没有做?因为陈水扁政府要改名字,原来在WTO我们用的是“台旁金关税领域(中华台北)”,要改成台北。但是现在你跟他谈的时候有点刻意请求,理由就是因为十几年前台湾经济好,在民进党执政之前台湾经济很好,所以大家可以来克服这个困难。当台湾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不谈。

为什么台湾经济不好?大陆崛起了七八年,每年经济增长率都是超过10%。经济不好的时候,在国际这一块我们压力就增加了。我一直说,台湾最重要的资产就是把经济做好,经济做好,两岸的关系不可能不改善。在连战与萧万长他们做行检院长的时候,从1993年到1999年,我们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6.3%,位列亚洲自由经济体第二。而2001年到2007年,只有3.8%,位列亚洲开放经济体最后一名。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两岸关系,两岸关系一紧张,影响台湾的投资。两岸关系改善,让台湾经济茁壮成长,让我们在国际里越来越有力量。

我们的第一个追求,一方面一定要和平,只有经济策略才能达到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岸会谈先经济后政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先不做,先做能够解决的问题,存异求同,来取得双赢。经济好起来,对方也好,我们也好,两岸的和平会带给大家信心,这是从战略角度来考量的。这没有错,两岸的问题不是只有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过去国民党的做法,可以说是务实。务实的意思是什么呢?既要有面子,又要有理智。但是两者不能兼得的话,那更要有理智。所以我们参加了两次APEC领袖会议,为什么我们能够参加?因为它有一条线,你只要不超过这条线,我就有很大的空间。

就像游泳池有三公尺深,只要在水下面就没事。所以我们参加APEC成功,加入WTO成功,就是因为我们先求理智,我们没有用“中华民国”,这比没有参加好。所以两者要选择的时候,我们是选择经济,而不是选择政治牺牲经济。选择政治能够成功,经济也好,大家举双手赞成;假如选政治成功,经济失败,大家可以忍受;但假如选择政治失败、没有成功,而经济也失败,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我选择经济,虽然有些方面没有满足,但我通过经济来提升政治。比如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我们去到哪里大家都欢迎,甚至到马来西亚,总理说你们现在只要花四分之一的价钱就可以买到很好的企业。我们到泰国去,过去我们与泰国关系并不好,我们去,连见部长都很难,但那次是总理亲自接待。经济好的时候,大家开拓企业。我们是用经济实力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取得你所需要的,而不是追求你达不到的。

许知远:您是说台湾的“国际形象”在下降?

江丙坤:在下降,国际空间在下降,可大家看不清。你走路没有风范,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对我们来讲,这是很心酸的8年。

但是现在两岸开始恢复三通,很多国家与组织,包括新加坡、欧盟、美国、日本,对此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区域和平当中,两岸能够有这样的发展,表示两岸不会走上战争的道路。所以马英九讲,他要变成和平大使,其实就是朝这个目标来做。我们现在为了维持区域的和平,会与两岸交流,这种努力大家都表示肯定。

许知远:会谈既要说服北京,又要说服台湾社会自身。北京对台湾肯定有理解的盲点,它是什么?

江丙坤:因为我们两会的接触不是第一次,已经有十几次了,这表明两岸都有意通过两会来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当然这中间中断了将近八九年时间,也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双方都很珍惜将来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大目标,假如说两会对此能够有所帮助,那么这是值得双方珍惜的。

许知远:对您个人来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江丙坤:自2005年3月我前往大陆之后,到现在已去了好多次。所以我跟陈会长熟悉,跟当地的人熟悉,跟台商的关系相当之好,也了解台商的困难。另一方面,我过去一直从事台湾经济的发展,对两岸关系我也有参加开发。同时我们与很多国家谈判,我了解两岸经贸的问题,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所以对我来讲,这些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慢慢地感觉到比较有困难的是,两岸会谈的内容都是对双方有利的事情,这个比较容易谈,假如谈到对双方有利有弊的时候,那就比较麻烦了。刚才讲,我们跟新加坡谈自由贸易协定,他有压力,那最好跟大陆先谈。当时的目标就是,我跟你谈,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也都要跟台湾谈,台湾就有机会突破。当时的考量是,我跟大陆谈,因为大陆是最大的市场,而且假如今天双方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综合经贸协议项目,香港有优先进入的权利,有优惠,而台湾如果没有优惠的话,会很麻烦。并且双方在完成协商的过程当中,其他美国、日本的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对台湾来讲,不要被边缘化。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这跟加入WTO一样,也要降关税,我们到底选哪些产业,台湾农业怎么办,当然这不是当前的课题,但将来这会成为两会经济问题中最严重最困难的一块。

而政治问题,将来都会在两会中公开讨论,大家互相来做就可以。比如国际空间的问题,这都是可以公开谈的问题,就看以后用什么方式完成。

许知远:与大陆代表团谈判这么久了,大陆谈判风格是怎样的?

江丙坤:目前为止,因为这几个题目是双方差不多都有共同利益的,理论上目前都可以看到对方的善意,感觉到他们的善意。因为这是对大家都好的事情。

许知远:您谈到务实的态度,正是蒋经国与邓小平先生的务实态度开创了两岸的新局面。今年正好是蒋经国先生逝世20周年。20年过去了,作为在他任内工作过的官员,您怎么看待蒋经国?

江丙坤:他在1987年做了三件事情,那是在关键时刻作了关键的决定。一是解除戒严,让台湾民主;二是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探亲就是今天投资的源头,很多人跟着老兵去,去探亲,但他不是老兵,他也跑去探亲,其中很多人就留在大陆投资,这是台商投资的开始。那时候正值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政策,结合蒋先生的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后来演变成赴大陆投资的政策,一拍即合。三是他让台币升值,推动国际化,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办法生存,趁这一拨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造就了今天广东的发展。邓小平先生的决定跟蒋经国先生的决定刚好造就了这20年来两岸的经贸交流,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许知远:我记得在蒋经国先生去世之后,邓小平先生在内部会议上说,蒋先生去世了,可能两岸问题更难以解决,如果他在世可能还好解决。现在,您怎么看当时这种说法?

江丙坤:没有错。回忆起来,两岸在这20年当中应该有很多机会,这些机会当然有经济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而且有些也努力过。但是很可惜,没有彻底抓住机会,出台两岸和平繁荣的政策,找到大家互相尊重的方法。

而现在想再找机会则变得越来越困难,你可以看到过去大陆还没有经济发展时,台湾已经经济发展了,那时候可以利用经济的力量进入大陆,可以有计划地发展。并在政治上取得某种地位,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种地位,那时还是有机会的。现在大陆这么强了,而台湾目前经济表现比过去还不好,现在两岸怎么做、怎么走就变成双方领导人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20年来,一定有一些机会,但没有实现。今后如何解决,大家有意识建构一个和平协议,看看能不能为两岸走出一条路,永远和平与繁荣。这主要靠双方的智慧,关键的时刻看能不能作出关键的决定。

许知远:您提到20年中有好几次是被错过的机会,都有哪些呢?

江丙坤:像过去很多人跑来跑去,有些人跟我讲过,也有很多朋友会谈起,那些人都在世。张荣发先生有一次跟我讲,想安排两位领导人在台湾海峡见面。

许知远:这么富有戏剧性?

江丙坤:是这么说过,可惜后来没有实现。

许知远:这非常依赖领导人个人的魄力和勇气。

江丙坤:对,没有错。最近我在报告里说,难得的历史机遇,两位领导人要有睿智、要有魄力、要有能力来发挥。

许知远:但似乎伟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江丙坤:现在是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新的开始,两会开始恢复协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许知远:您怎么评价这20年台湾的转变,是你们期望的吗?

江丙坤:在前面一段时间,我们的经济转型是成功的,特别是台币升值之后,台湾有很多的资金到大陆、到东南亚投资,台湾企业可以说是遍布全世界,现在我们不仅有大陆的台商会,我们还有全世界的台商会,每个地区人都很多。台湾的力量延伸了。而且当时,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快,金融风暴的时候,我们是亚洲自由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地区,其他地区都是负增长。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可惜的是两岸的政策后来趋向保守。而台湾地区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过程,整个选举的制度、议会的制度、整个政府的组织都没有配合经济的发展作更新,来创造符合时代潮流的政府议会的制度,让民主优质化,这点没有做到。后来又碰到政党轮替,这也是国民党分裂的结果,没有分裂就没有这个事情。

这8年真是台湾痛苦的8年,制度被破坏,伦理道德丧失,贪图享乐变成普遍的现象,士气不高,这些对台湾伤害很大。所以这20年里,虽然企业发展还不错,但这8年我们表现不好。期待以后,通过两岸关系的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能够更进一步,加上领导人的清廉,希望可以给台湾社会带来新的风气,这是我们最大的期盼。

许知远:这也是您觉得马先生身上最好的地方吗?

江丙坤:这是没话说的,也是台湾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的表现,他有他的优点。现在的重点就是如何克服当前经济的困难。

许知远:他的弱点是什么呢?

江丙坤:每一位领导人都有他的个性,他是学法律的,所以很多事是按照法律的思维去想,但有些问题也是政治的,用法律去想、用法律去做,未必适合政治的需求。他很清廉、认真,也很重视按照法律做事情,有很多优点。

许知远:您请陈云林会长观看电影《海角七号》,为什么?

江丙坤:那部电影让他能够对台湾地区目前的历史有进一步的了解,当然我们现在与日本的关系越来越浅、越来越少了,只是那种亲情应该有机会让他看一下,了解台湾地区的历史背景,以及老百姓的感情,应该是很好的。当然要了解并不容易,因为电影里有日文,有台语,他不一定听得懂。我们当时安排这么做,是希望让台湾老百姓了解陈会长也是对台湾很关注的,有这个目的在。

许知远:你觉得台湾人身上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

江丙坤:重感情。那部电影就是重感情的一种表现。

许知远:台湾在过去400年里,不断变换着政权,这种不确定感会怎样影响两岸关系?

江丙坤:我想目前没有人想那么远,大家还是想把两岸的问题,该做的尽量做,不要拖延到下一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和平发展,还有经济繁荣,对台湾来讲,这是刻不容缓的。

醉酒的高信疆

两碗黄酒之后,高信疆谈兴渐浓。他穿中式蓝色对襟褂,向后梳理的头发一丝不苟,其中黑灰白夹杂,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框足以遮住四分之一的脸,他的面色变红,皮肤微微沁出汗来。

他回忆起胡适与雷震,李敖和陈映真,在吃了一口黄瓜之后,还品评了古龙与金庸。谈起20多年前的某一夜,古龙将他从溢满冷水的浴缸中强行拽出,他已喝了5瓶烈酒,浑身燥热,倘若任性睡去,就可能一别人间。

他声音浑厚,叫我把西红柿酱递过去时,大声称我“知远兄”。他还摔倒在从客厅前往卫生间的地板上,然后摆摆手说没事,似乎对超过60年历史的身躯毫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