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亲双方的家庭都很重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我姑妈阿里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那鸿·索科洛夫和哈伊姆·魏茨曼的助理。这两人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阿里达姑妈有着较强的语言天赋，1917年她被委任为贝尔福宣言的法语和俄语翻译。阿丽达姑妈的儿子奥布里很小的时候就是一名博学并且口才极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他成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我爸妈想为同道者提供一个比较宽敞的场所。那时他们都是医生，而且我们家的房子又大。所以，小时候我经常看到会议在我家召开。我在楼上的卧室里就能听到此起彼伏的争辩、无休的争吵、愤怒时敲打桌子的声音。有时还会有暴怒的或者激情高昂的人闯到我的房间里问我厕所在哪儿。
我爸妈好像受够了这些会议，每次开完后，他们看起来总是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是他们认为主办会议是他们的职责。我从未听爸妈私下里谈起过巴勒斯坦或者犹太复国主义，并且我开始怀疑爸妈对此事的忠诚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屠杀的恐怖消息让他们感觉到犹太人应该建立一个“民族家园”。我认为这些会议的组织者以及歹徒般的传道者威胁了我的父母。他们捣烂了前门，并讹诈大量的钱，要求建立更多的高等学校或者“以色列学校”。在任何事情上都非常清醒和独立的爸妈在面对这些无理的要求时，好像很软弱也很无助，这也许是受到责任感或者焦虑的驱使。我自己的感觉（我从未和爸妈谈论过我的感觉）却是非常消极：我开始厌恶犹太复国主义和传道者，我把那些都看做是噪音、骚扰和以强凌弱的政治行为，我向往着安静的科学事业和理性。
很少听到爸妈讨论关于信仰的问题，但他们还算是传统的犹太教信徒。家里的另一些人则真的很尊崇信仰。据说我外公在睡觉时，如果头上的圆顶小帽掉下来，他就会在深夜醒来。而我祖父不戴他的圆顶小帽，就不肯游泳。我的一些姑妈和姨妈都穿皮靴戴假发，这让她们看起来十分年轻，有时则让她们看上去像是假人模特：艾达有一头亮黄色的头发，吉塞拉有一头乌黑的头发。甚至多年后，我的头发都开始变得灰白的时候，她们头发的颜色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我妈妈的大姐安妮在19世纪90年代去了巴勒斯坦，并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是为当地信仰犹太教的英国人子弟创建的。那时安妮姨妈是这个学校的领导。她相当保守，相信自己与神灵（因为在耶路撒冷时她与大长老和穆夫提在一起）有密切的关系。她定期回来英国时，行李箱又大又重，需要6个人才能将它举起。她去我们家的时候，会使房间里充满让人毛骨悚然的宗教的严厉气氛。与安妮姨妈相比，我父母没有那么老式，但是他们也有几分害怕安妮姨妈锐利的目光。
有一次，那是1936年夏天的一个非常沉闷的周六，我决定在家附近的埃克塞特路上来来回回地骑一下我的三轮车，但是突然间下起了大雨，我浑身都湿透了。安妮姨妈向我摇了摇手指头，然后摇了摇她的头说：“你竟然在安息日骑自行车。你是不可能逃脱制裁的，上帝能够洞察一切，上帝每时每刻都在看着。”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喜欢周六了，也不喜欢上帝了（至少是不喜欢与安妮姨妈的警告有关的具有惩罚心的上帝了）。而且每到周六我就有一种不舒服、焦虑和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个周六实在是例外。通常，我会与家人一起去坐落在沃姆的犹太教堂。那时这座教堂很宽敞，可以容纳2000人。我们会全身洗净后穿上最美的“礼拜服”走在埃克塞特的路上。我们跟在爸妈后面，就像是一群小鸭。我妈妈还有我的姨妈们会上楼到女性画廊。我3岁或者更小的时候，还可以和妈妈一起去。但是我6岁的时候，就必须和楼下的男人待在一起（我经常偷瞟楼上的女性，有时还会向她们挥手致意--尽管有人不许我这样做）。
在教堂集会的时候，我爸爸的知名度很高，因为集会中半数人都是爸爸的病人，并且他们都知道我爸爸热心公益，还是一名学者。尽管爸爸曾经告诉过我，他根本没获得过奖学金。坐在过道对面的威林斯基对犹太法典非常了解，据说如果一根大头针掉进了犹太法典里，他都能说出这根针扎在第几页的第几句上。但威林斯基从不跟大家一起祈祷，总是摇头晃脑自个儿念。他的下巴上长了长长、卷卷的胡须。我非常敬畏他，就像敬畏圣人一样。
星期六早晨的祷告仪式时间很长，就算是以极快的速度祷告，至少也要三个小时--而祷告的速度总是快得惊人。祷告仪式上，祷告者要安静、起立，并要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我想祷词应该有10000个单词，但是教堂前排的祷告者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祷告完毕。我尽量读快（并且要不断地看译文，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到结束时也只能读一段或者两段。很多时候，我都不想再跟着读下去了，而想用自己的方法来看祷告书。在书里，我认识了没药和乳香，以及3000年前在以色列土地上运用的称量法。书中丰富而优美的词汇把我深深地吸引了，或者说是那种诗歌般的感觉以及韵律把我迷住了，它们好像在详述祭品的味道和香料。这些都说明上帝的鼻子是很灵敏的。
我喜欢唱诗班里的歌曲，表哥丹尼斯在那里唱歌。唱诗班是由莫斯舅舅主持的。有些布道慷慨激昂、撼动人心，让所有参与者都有一家人的感觉。但是总的来说，大教堂的气氛让我感觉压抑，而在家里，宗教仪式好像变得更实在，也更让人高兴。我很喜欢逾越节，喜欢它前期的准备工作（把家里所有发酵的面包拿出来，然后烧掉，有时和邻居们一起烧），逾越节的8天时间里，我们都会用特别漂亮的刀具、盘子和桌布，还会去园子里拔辣根，不过研磨辣根会让人眼泪直流。
晚上的逾越节家宴上，我们有15个人（有时是20个人）一起坐在桌边：爸妈，还有未婚的姨妈博蒂、伦恩，战争之前还有多拉姨妈，有时还会有安妮姨妈，还有不同年龄的来自法国和瑞士的表兄弟们，有时还会过来一两个陌生人。安妮姨妈从耶路撒冷为我们带来了一张漂亮的绣花桌布，桌子上闪耀着白光和金光。妈妈知道桌布迟早要弄脏，所以干脆来打头阵，故意把一点儿红酒洒在桌布上，这样的话如果有客人打翻一杯酒，就不会感到尴尬。我知道妈妈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我从来都不能预料她什么时候会来这么一手，因为那有时看上去完全是无意的。之后，她会立即把盐洒在污渍处，污渍就会越来越淡，最后几乎看不见了。我一直在想盐怎么会有这样的魔力。
我很难理解教堂里的祷告为什么做得越快越好。在家里，逾越节的祷告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要讨论和研究每一道菜代表的不同意义，比如鸡蛋、盐水、苦菜和辣根。祷告时提到的四子--一个聪明、一个邪恶、一个简单以及一名少不更事却问题多多的男孩。我常把我们家的四个男孩对号入座。这样做对二号戴维特别不公平，因为与其他已经15岁的孩子相比，他并不邪恶。我喜欢逾越节的洗手仪式，按规定要喝上四大杯酒，并且要说出十大祸害（每说出一种祸害就要把食指放到酒里浸一次。说出第十种祸害后，就把食指上的酒洒到肩膀上）。作为最小的一个，我用颤抖的高音背诵“四问”。此后，爸爸会用餐巾把三个无酵饼隔开，中间的那块饼要分成两半，再把半块饼藏起来，每次我都不知道他把饼放到哪里去了，这与妈妈打翻红酒那招不相上下。
我喜欢逾越节上的歌曲和朗诵，还有对上千年历史的回忆--犹太人被埃及奴役的故事：襁褓中的小摩西在河流的蒲草箱中漂流，后来被法老的女儿救起，到达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我们大家都被带入一个神秘的国度。
午夜过后，逾越节的祷告还会继续，有时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一两点。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每次都会打盹。到结束的时候，另一杯酒也就是第五杯酒，将会留给以利亚（有人告诉我，晚上以利???会过来喝完留给他的酒）。因为我自己的希伯来语名字刚好是以利亚，所以我认为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喝掉这杯酒。战前的最后一次逾越节，我偷偷地留下来并且喝完了整杯酒。从来没人问过我此事，我也从来没承认自己做过这件事，但是空杯子说明了一切。
我喜欢不同形式的节日，尤其喜欢收获节，因为在这个节日我可以在花园中用树枝建造房子。房子的房顶挂满了蔬菜和水果，如果天气允许的话，我可以睡在这个房子里并且还可以在房顶上仰望星空。
但是越是严肃的节日，越会让我想到犹太教堂中的压抑氛围，这种氛围在赎罪日能够引起恐怖的感觉。当人的生命处于危急关头时，所有的罪行都会得到了断（我们是这样理解的）。赎罪日和新年之间隔了10天，这样大家就有时间来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行或者过错。这种忏悔在忏悔日的时候会达到高潮。当然在此期间，我们都必须禁食，25小时内不准吃喝。我们拍着胸膛悲叹：“这是我们做的，那也是我们做的。”那天会谈到所有可能的罪行（包括我从未想过的罪行）：疏忽罪、故意罪和粗心大意罪。最可怕的是人们不知道他们的捶胸顿足是想说服上帝还是想得到上帝的宽恕。人们不知道他们还能否再在《生之书》中重新登记，或者死后是不是真的要被放在黑暗中。教堂里强烈的感情是由我们的老领唱者--谢克特唤起的。像年轻人一样，谢克特也想在歌剧中献唱，但是他从未在教堂外的地方唱过歌。仪式的最后，谢克特还会吹响角笛。随着角笛声响起，赎罪日也就结束了。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记不准是哪一年了--赎罪日以一种让人难以忘记的形式宣告结束，因为那次谢克特发出了一种非常奇异的美妙音符，然后就突然死在了我们前面的高座上了，那高座就在谢克特唱歌的升降式舞台上。他吹笛的时候总是很用力，每次吹的时候总把脸憋得通红。我总感觉是上帝杀死了谢克特，是上帝用雷击死了谢克特。大家对此都感到很吃惊。有那么一分钟，大家的灵魂是纯净的，所有的错误都能被宽恕，并且所有的罪行都是可以被原谅。直到禁食的最后一刻，当角笛再次吹响，大家的心情才稍微缓和了一些。也就在此时此刻，谢克特的灵魂已飞离了他的身体，飞向了上帝。大家都说，谢克特死得很神圣，他的死可以取悦上帝，大家都想选择谢克特的这种死法。
非常巧的是，我的祖父和外公也都是在赎罪日去世的（只是没有谢克特那么戏剧化）。每年赎罪日，我爸妈总会为他们点上白色蜡烛以示悼念。
1939年的时候，我的姨妈维尔莉特与她的家人一起从汉堡回来。维尔莉特姨妈的丈夫莫里兹是一位化学老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授予勋章。战争期间，他被弹片炸伤了，现在走路的时候都是一瘸一拐的。他认为自己是一名爱国的德国人，从未想过会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但是水晶之夜让他明白，如果他们不逃跑等待他和家庭的是什么。到1939年，他们又逃到了英国（他们的财产都归纳粹分子所有了）。去曼彻斯特之前，他们与戴维舅舅住在一起，有时也会和我们住在一起。后来，他们在曼彻斯特为难民创办了学校并开办了旅馆。
满脑子里都是自己的事，外界在发生什么我几乎全都忽略了。比如，对于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我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法国失陷后，载有大量难民的轮船驶离欧洲大陆。但是到了1940年12月，我从巴拉德菲尔德回家度假，在家里发现一对说弗兰德语的夫妻--胡贝尔菲尔德夫妇正住在空闲的37号房里。德军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他们乘坐一只小船逃跑了，他们在大海中差点儿迷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怎样了。正是从这对夫妇身上，我才知道了一些混乱的情况以及发生的恐怖事件。
战争期间，犹太教堂差不多都被破坏了。那时很多年轻人都自愿入伍或者被征入伍，并且还有成百上千的孩子四处流浪，就像我和马克尔，都是从伦敦逃出来的。战后，犹太人教堂再也未重建。很多当时的聚会者都已不在，他们有的上了欧洲战场，有的死于伦敦大轰炸，有的犹太中产阶级在战前就从郊区的住所搬走了。战前，爸妈和我对克里考伍德的每家商店以及店主都非常熟悉：斯利威先生经营化学品店，罗伯·布兰森先生是一个食品杂货商，金斯伯格先生是一个蔬菜水果商，辛斯基先生是一个面包师，华特曼先生是一个屠夫。在犹太教堂里我都能看到他们，但是由于战争以及战后形势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被粉碎。我在巴拉德费尔德也受到了伤害，和童年时期的宗教失去了联系，并丧失了兴趣。我与宗教的联系失去得过早了，并且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对此我深感遗憾。这种悲伤或者所谓乡愁莫名其妙地让我对神灵发怒，对根本不存在的上帝感到愤怒：因为上帝不关心老百姓，也不阻止战争，而是允许恐怖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