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我在一个坐落于伦敦西北部的爱德华时代风格的房子里长大，它位于马佩斯伯和埃克赛特路的连接处。马佩斯伯路37号比周围的房子都要大。这座房子本体呈方形，看上去像个立方体，但是有个伸出的前廊，顶部呈V字形，像是教堂的入口。房子的四周都有凸出来的弓形窗，并且每两扇弓形窗之间都会有用以间隔的凹处，因此房屋的形状极为复杂，在我看来，像一个巨大的水晶体。这座房子用红砖修砌，颜色特别温和。在我学习了地质学之后，才知道那是泥盆纪时代的红色砂岩的颜色。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受到周围这些路名的启发--埃克赛特路、廷茅斯路、达特茅斯港口、道利什--它们都源自德文郡的名称，而德文郡正是最早进行泥盆纪岩层研究的地方。
房子有双层大门，大门之间有一个小门廊，一直通向大厅；在那里有一条通向后面厨房的走廊；大厅和走廊的地板都镶有小块彩石。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厅的右手边有弯弯曲曲向上延伸的楼梯，楼梯上笨重的栏杆闪闪发亮，因为我的兄弟们经常从上面滑下来。
这座屋子里有几个房间有着某种神秘的或者神圣的色彩，也许因为其中一间是爸爸妈妈的手术室（他们都是外科医生），房间里有药瓶、用来称粉末的天平、放试管和烧杯的架子、酒精灯和检查台。柜子--它看起来像是一家微缩的老式药店--里有各种药品、洗涤剂，包括万能药，还有一个用来检验病人尿液的显微镜和试剂瓶。瓶里的液体和亮蓝色的菲林溶液很像。如果尿液里含有尿糖的话，这种液体就会变成黄色。
这个特殊的房间是病人的诊室，我们小孩子是不能进去的（除非在门没有锁的时候）。有时候我能看见从门缝里漏出来的深紫色的光，并能闻到一种怪怪的海水的味道，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臭氧的气味--老式的紫外线杀菌灯在工作的时候散发出来的气味。小时候，我搞不清楚医生到底是干什么的，看到爸爸妈妈的医药盘里放置的尿液管和探针，还有牵引器、反射镜、橡胶手套、羊肠线和镊子--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害怕，不过我也被它们吸引。有一次，门突然开了，我看见一位病人躺在检查台上，双脚分开放在脚架上（后来我了解到这就是“截石位”）。我妈妈的产包和麻醉袋总是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以备急用。我知道什么时候要用到它们，因为我听过诸如“她开了一半”这种话，难道这是一种暗号？他们这种模糊的神秘说法让我浮想联翩。
另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就是书房，至少在晚上，书房就变成了我爸爸的个人领地。书房的一面墙上全都是爸爸的希伯来语书，但是书架上有各种书籍--比如说我妈妈的书（她喜欢小说和传记）、我兄弟们的书以及我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书。有一个书架上放的全都是剧本。我的爸爸妈妈在医科学生组建的易卜生社团相遇并成为知己，一直到现在，他们每周四都还要去剧院。
书房并不只是用来读书的，周末的时候，书桌上的书籍都要放到一边，为各种各样的游戏腾出空间。当我的三个哥哥紧张地打牌或者是下棋的时候，我一般都在和博蒂姨妈（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玩一些比较简单的游戏--如卢多（骰子游戏）。小时候，我和姨妈在一起玩的时间比和哥哥们在一起玩的时间还要多。很快我就对大富翁游戏产生了极大兴趣，游戏方法我还不太熟，但所有地产的价钱和颜色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直到现在我都把老肯特路和怀特查佩尔看成是淡紫色的便宜地段。紧挨着它们的是淡蓝色的天使路和尤斯顿路，也没好到哪儿去。相比之下，伦敦西区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并且呈现出富贵之气：舰队街是深红色的，皮卡迪利大街是黄色的，邦德街是绿色的，公园路和伦敦的上流住宅区都是带黑色的宾利蓝。有时候我们会在书房里的那一张大桌子上一起打乒乓球或者做木工活。周末的疯狂过后，我们就把这些游戏的道具收到书架下的一个大抽屉里。整个书房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以便爸爸晚上读书。
书架的另一面还有一个抽屉，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那是一个假抽屉，从没打开过，所以我经常对这个抽屉感到好奇。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我也喜欢钱，它们银光闪闪，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我喜欢各种各样的硬币，从明亮的铜法新、半便士硬币、一便士硬币到各种各样的银币（特别是小小的三便士银币--这种硬币在圣诞节的时候经常被放在牛油布丁里）。我也喜欢爸爸戴的表链上沉甸甸的一英镑金币。孩提时代，我还从百科全书中了解到多不隆和卢布--它们中间有个洞，还有一种叫做“八块”，我把它想象成最完美的八角形。在我的梦中，那个假抽屉总是向我敞开，里面放满闪闪发光的铜币、银币和金币，以及上百个国家不同时代的硬币。
我特别喜欢爬到楼梯下面的那个三角柜里。那里放着逾越节祭祀用的碟子和刀具。柜子本身要比楼梯矮一些。当我敲打柜子的时候，它的后壁好像是空的，所以我就想，柜子后边肯定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一条秘密通道。藏在这个隐秘的地方我感到非常舒服，因为只有我这样的小不点儿才能钻进来。
在我看来，最美丽也最神秘的地方就是前门了。前门的彩色玻璃嵌板形状各异、颜色多样。透过深红色的玻璃，我看见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但是房顶的红色却恰恰相反，变得苍白，蓝天上的云彩则异常清晰，几乎呈现黑色。从绿色和蓝紫色的玻璃看出去却是不一样的感受。最有意思的当数黄绿色的玻璃了，因为这种玻璃看起来好像会闪光--一会儿是黄色，一会儿是绿色，究竟呈现哪种颜色主要取决于我站的位置以及太阳照射它的角度。
阁楼是我们的禁区。阁楼很大，因为它覆盖了房子的所有区域并且还延伸到了房顶上尖尖的透明的屋檐。有人带我看过一次阁楼，从此以后我就经常梦见一些和阁楼有关的东西。之所以不让我们去阁楼，可能是因为有一次马卡斯自己爬到阁楼上去，并从天窗摔了下来，大腿上留下了很大的伤口。不过有一次，马卡斯用一种讲故事的语气对我说：“我的这道伤疤是野猪留下的，奥德修斯腿上也有这样一个伤疤。”
我们在厨房附近的早餐室里吃饭，只有在节假日和特殊场合才会使用饭厅里的大长桌。起居室和客厅的区别也与此很类似--起居室里的沙发、破旧但很舒服的椅子是平常使用的，只有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才会使用客厅里精致的中国古董椅子和漆得闪闪发光的柜子。住在附近的姨妈、姑妈、舅舅和表兄弟们周六下午都会过来，那时客厅会摆上一套特殊的银色茶具、非常嫩的熏鲑鱼小三明治和鳕鱼子--平常是不上这些美食的。客厅里的烛台最初是煤气吊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换成了电灯。但是在角落里还有奇怪的煤气喷嘴和装置，在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煤油照明。客厅还有一架非常大的豪华钢琴，钢琴上放满了我们家人的照片，但我还是更喜欢休闲室里那架直立式钢琴弹出的柔和的曲调。
尽管屋子里满是乐器和书籍，但还是缺少绘画作品、雕刻或者其他类型的艺术品。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妈妈经常去看戏和听音乐，但是他们从来没去参观过美术馆。我们的犹太教会堂的玻璃窗上描绘有《圣经》情节的图案，礼拜仪式让人心烦不已的时候，我经常盯着这些图案研究。会堂中经常会有人争论把那些图案放在这里是否合适，因为犹太教的第二戒律是禁止制作雕刻图像，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家没有艺术品的原因之一呢？但我很快就知道是因为爸爸妈妈对家里的装饰和家具一点都不放在心上。1930年买下这里的时候，他们把支票簿全权委托给了我的姑姑莉娜，并说：“随便你怎么安排吧。”
莉娜姑姑的选择非常传统，只有客厅里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作品还稍微特别一些。爸爸妈妈既没有认可，也没有质疑。他们只是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接受了所有的一切。我的朋友乔纳森·米勒第一次到我家来的时候说，在他看来，这好像是一座租来的房子，因为在我家，看不出任何的个人品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显示出主人的眼光。虽然我和我父母一样，也不怎么在意房子的装修，不过我对乔纳森的评论还是感到很生气，不知所措。对我来说，马佩斯伯路37号如此神秘，令人心驰神往。这一阶段的经历为我以后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火炉用来取暖，浴室里的火炉两侧贴着鱼形装饰。起居室的火炉两边还有很大的铜制煤桶、风箱和火钳，包括稍微弯曲的钢制拨火棍。我大哥马卡斯非常强壮，拨火棍几乎是白热的时候，他想办法将它弄弯了。如果一两位姨妈来我家，我们都会聚集在起居室里，姨妈们会扯紧她们的裙子，背朝炉火。我所有的姨妈都和我妈妈一样，是烟鬼，取暖过后，她们都会坐在沙发上抽烟，并将烟蒂扔到炉火中。她们的“投篮技术”都很糟糕：潮湿的烟头总是撞到壁炉旁边的砖墙上，并粘在上面，很恶心，直到它们烧完为止。
对于战争之前的童年，我脑子里只有一些片段和零星的回忆。但是我记得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看到舅舅和姨妈们的舌头就和煤炭一样是黑色的，我非常害怕，就想，我长大后，舌头是不是也要变成黑色啊？伦恩姨妈看出了我的恐惧，她告诉我，其实她的舌头并不真的是黑色，只不过是因为吃了含碳饼干。因为他们都有消化不良的毛病，所以要常吃这种饼干，听到这话我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我的朵拉姨妈（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我对她的唯一印象就是橘黄色，记不清那是她的肤色还是她头发的颜色，或者是她衣服的颜色，又或者是火光映照的颜色，但她给我留下暖暖的感觉以及对橘黄色特别的爱恋。
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我的卧室是一个非常小的房间，并且与父母的卧室连在一起。我还记得我卧室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奇怪的钙化物。在我出生之前，马克尔住在这个房间里，他总喜欢把一勺勺的西米露甩到天花板上，因为他不爱吃这种黏黏的东西。西米露变干后，就变成一团团粉粉的东西。
还有几间屋子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这些屋子摆放各种东西，比如书籍、游戏用具、杂志、防水材料和运动工具。在一个小房间里，有一台辛格牌踏板缝纫机（这是我妈妈1922年结婚的时候买的）和一台设计复杂的编织机（我认为它很好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妈妈会用这台机器给我织毛袜。我非常喜欢看妈妈织东西，也很喜欢看着那一根根织针平滑地穿过毛线团。有一次妈妈织毛袜的时候，我让她分神了，结果线团散开，线变得越来越长，一直拖到地上。
我们家多余的房间可以让我父母用来招待亲戚，比如博蒂姨妈等人，有时他们会在我家常住。这些房间里最大的一间留给了令人敬畏的安妮姨妈，她很少从耶路撒冷回来（如今她已经去世30年了，这个房间到现在还被称为“安妮的房间”）。当伦恩姨妈从德拉米尔回来的时候，她也要有自己的房间。她可以把她的书和喝茶用的东西放在这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一个小煤气炉，她可以自己沏茶。她有时会请我去她房间喝茶，我感觉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乐趣、品位、礼仪和无条件的爱。
当我的舅舅乔在战争中被日本俘虏后，他的儿子和女儿就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乔舅舅过去是马来半岛的一名医生。在战争年代，我父母还会将一些欧洲难民带到家里来。所以，房子虽然很大，但是从来没有闲置过。相反，这座房子里居住着十几个不完整的家庭，不仅仅是我们一家--我父母、我的三个哥哥和我，我的舅舅、姨妈、伯叔和姑姑们也会不时过来住，还有我们家的保姆、护士、厨师，以及那些来来往往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