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爸爸对神经病学很感兴趣，他曾跟着亨利·海德先生做实习医生（与我的朋友乔纳森·米尔的父亲一起）。亨利·海德先生在伦敦医院里是一位有名的神经病学专家。那时是海德事业的高峰期，但突然得了帕金森病，常常不自觉地在医院老旧的长廊奔跑，要自己的病人出来抓住他，才能止住脚步。当我正在苦思冥想这是一幅什么情形的时候，爸爸模仿起了海德慌张走路时的样子，他用一种非常快的步伐沿着埃克塞特路前行，并让我追上来抓住他。我爸爸认为海德自己的状态使他想起了他那些病人的窘境。我认为爸爸的模仿--他可以模仿哮喘、抽搐、瘫痪和其他症状--真的很逼真，虽然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模仿。
等到爸爸开业的时候，尽管接受过神经医学的专科训练，他还是认为一般科更实际更有意思。但他得到的东西可能比他预期的还要多，因为1918年9月当爸爸在伦敦东区开业的时候，传染性的流行性感冒刚刚开始。在伦敦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他就看见过很多的伤兵，但是看到人们咳嗽和气喘发作，他还是很害怕，很多人因肺部积水而丧命。据说即使一个强壮的人患上了流行性感冒，那么他或者她也会在三小时之内死亡。1918年年末几乎让人崩溃，流行性感冒害死的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杀死的人还要多。那时我父亲和他的同行几乎被累垮，有时会一口气工作两天两夜。
那时，爸爸和他的姐姐一起工作。他的姐姐叫阿莉达，她丈夫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孩子。三年前，阿莉达从南非回到了伦敦。在伦敦的诊疗所里，她是爸爸的助理。几乎是同一时期，爸爸还带着另外一名年轻的医生--伊扎克·埃班，他可以在父亲巡诊的时候帮忙。伊扎克·埃班出生于额尔斯克，那是立陶宛的一个小村庄，正是我们萨克斯家族的老家。阿莉达和伊扎克是孩提时的玩伴，但是到1895年，也就是萨克斯家来到伦敦的前几年，伊扎克的家人去了苏格兰。20年后，在传染病肆虐的时候，他们再次相聚，在一起工作。阿莉达和伊扎克相恋了，并于1920年结婚。
孩童时代，我们很少与阿莉达姑妈接触。尽管我认为阿莉达是我所有姑妈中反应最快也是最聪明的一个。她会突发奇想，感情冲动，与兰道家族有条有理、善于分析的思考模式大异其趣。莉娜姑妈经常到我们家来，她是我爸爸的姐姐。莉娜姑妈比我爸爸大15岁，她长得很娇小，所以要穿很高的高跟鞋，但是她意志坚强，行事果断。她把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像个洋娃娃，身上经常散发出大蒜、汗水和薄荷的混合味。我们家的家具是莉娜姑妈给我们装配的，她还为我的家人准备了她自己做的菜：鱼糕（马卡斯和戴维有时把她叫做鱼糕，有时也喊她鱼脸，就是这么来的）、非常松软的乳酪蛋糕，在逾越节的时候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超硬的面包团，这些面包团能沉到汤底。莉娜姑妈不顾那些世俗的优雅，在家吃饭的时候会弯下腰到饭桌下捡东西，还会用餐巾擦鼻涕。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招人喜欢，她会调情和开玩笑，也会非常认真地听并认真猜测她周围每个人的个性和动机。她可使胆小鬼生出信心，而且她的记忆超人，只要是听过的她都能记住。
她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想法，她要为希伯来大学募钱，尽管希伯来大学位于耶路撒冷。她有自己的卷宗。对于每一个英国人，大约也有我，一旦她知道些确切的信息或背景，就会拿起电话：“G勋爵吗？我是莉娜·哈尔珀。”接下来会有一个停顿，喘喘气，G勋爵就会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莉娜会继续高兴地说：“是的，你认识我。就是那点小事。不，我们不需要说得太具体了，3月23日在博格诺的那点小事。不，不是，当然，我没必要再说它了，那是咱们之间的小秘密。我能帮你记下点什么呢？5千镑吗？这笔钱实在对希伯来大学有非凡的意义。”通过这种手段，莉娜为希伯来大学募集了几百万英镑。也许对学校来说，莉娜是最得力的资金募集者。
莉娜是爸爸的兄弟姐妹中最大的孩子，1899年，萨克斯一家从立陶宛来英国定居的时候，她有点像这些弟弟妹妹们的“小妈妈”。爷爷去世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感情开始转向我的父亲，并且依赖于此，开始和我妈妈“争风吃醋”了。我经常可以意识到妈妈和莉娜之间紧张的局势以及无言的对抗；我还意识到，夹在她们中间，我爸爸很被动。
尽管家里的很多人都认为莉娜是个怪人，但她对我却相当温和，因为我对她也很好。对我来说，莉娜姑妈显得特别重要，也可能她对我们全家人都很重要。刚刚宣战时，我们都在伯恩茅斯过暑假。我们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必须立???离开伯恩茅斯回伦敦，把我们四个孩子留下让保姆带。几周过后他们才回来，这让我们大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记得当时我听到汽车声音的时候，慌忙跑到花园小路上，伸开双臂，一直跑到妈妈的怀里，我太用力了，差点把妈妈撞倒。我哭着对妈妈说：“想死你们了。”妈妈抱着我说：“我们也很想你。”她紧紧地抱着我，很久不曾松开。顷刻间，失落、害怕的感觉都消失了。
爸妈说很快会再回来看我们。他们说会争取下周回来，但是伦敦还有很多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我妈妈整天忙于急诊的创伤外科手术，爸爸组织当地的开业医生救助在空袭中受伤的人。但是下一个周末他们并没有来。一星期又一星期，记不清过去多少个星期了，他们还是没有来。我根本就不抱什么希望了。隔了六个星期，他们再次过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不再像第一次那样疯跑过去拥抱妈妈，而是冷冷地对待她，就像对陌生人一样。我想妈妈对我的表现肯定很不理解，但是她不知道如何填平我们之间已然形成的鸿沟。
当父母不在身边，我们感觉很无助的时候，莉娜出现了。她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做饭、安排我们的生活，成了我们的“妈妈”，她弥补了妈妈不在我们身边时的所有缺憾。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马卡斯和戴维就到医学院读书去了，我和马克尔也被送到了巴拉德菲尔德。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莉娜姑妈那时对我们的好。战后，我去伦敦拜访过她。那时她住在埃尔金大街的一座天花板很高并且很宽敞的房子里。她给我做了乳酪蛋糕，有时还会做鱼糕，倒一小杯甜酒。我会耐心地听她讲述她对立陶宛的回忆。我父亲离开自己国家的时候也就只有三四岁的样子，他对自己居住过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印象，那时莉娜姑妈大约有十八九岁，她对曾住过的詹尼克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记忆。爸爸和姑妈以及叔伯们都是在维尔纽斯附近的犹太人小村里出生的，莉娜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那时还都非常年轻。莉娜姑妈特别疼爱我，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可能是因为我和爷爷的小名一样，我们都叫奥利弗·沃尔夫。我能感觉到莉娜姑妈很孤单，她很愿意小辈们去她家玩。
我爸爸的哥哥贝尼19岁的时候，因为要去葡萄牙与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姑娘结婚，曾经被家人赶出家门。那时家人都认为这是非常丢人的事情，而且他的错误永远都不能被原谅，所以此后就再也没人提到过他的名字。我知道这个故事背后肯定还隐藏着家庭的秘密。我听到父母在窃窃私语并且曾经在莉娜的柜子里看到过一张贝尼的照片（她说这是其他人，但是我从她说话的语气中看出了她的犹豫不决），我对全家人的这种沉默和尴尬感到很吃惊。
我爸爸一直都很强壮，战后他开始长胖，所以他决定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一次威尔士的减肥中心。他去了那么多次减肥中心，但好像起不了什么作用。每次从减肥中心回来的时候，他看上去都很高兴。在伦敦时他的皮肤看上去是很苍白的，现在慢慢地变成了健康的棕色。爸爸去世很多年后，当我翻看他的文件时，发现了一叠飞机票。飞机票告诉了我所有的真相：爸爸从未去过减肥中心，事实上，这些年他和贝尼一直都有来往，他经常去看他。
很多年之后，当我读到经济学家凯恩斯对首相劳埃德·乔治（出自《和平的经济后果》）的经典描述时，居然想起了莉娜姑妈。凯恩斯形容这位英国首相有识人之明，“像是有灵通一般，只要两三下就能把一个人摸透”。“他像有六七种感官一样来扫描一群人，判定他们的个性、动机，还有潜意识中的行动和思考，甚至能未卜先知，知道他们下一句话会说什么。这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他还有一种心电感应，知道什么样的话刚好迎合一个人的虚荣、弱点和自私自利。因此，他知道那个可怜的总统（威尔逊）就像玩捉迷藏时眼睛被蒙起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