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那绝望中的狂想再一次匆匆显形，随即又消失不见了。他永远也不能采用光明正大的方式获得解脱。更重要的是，在博登巴赫相见再次肯定了两个人都是无法改变的：他理想的生活是专为写作而设计的；她则希望过一种纯粹资产阶级的生活，晚上十一点上床睡觉，房间里装有暖气，对一切室内陈设以及良好的秩序讲究"个人趣味"（他很反感这个词）。她拨正了卡夫卡的手表，从１０月以来，他的表一直快一个半小时；此外，当他同侍者说话时，她还纠正了他的德语发音；她说他的两个大妹妹都很"浅薄"，对他最钟爱的妹妹奥特拉甚至连提也没有提。最让人痛苦的是："她几乎没有问到我的创作，她显然对此事毫不理解。"同样，他也表现不佳，他们俩在一个房间里坐了两个小时，而他"同以往一样萎靡、沉闷"。卡夫卡似乎决心不去理睬这些不幸的预兆，尽管如此，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在一起时，我一刻也不能自如地呼吸。和菲利斯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写信时除外）像在楚克曼特尔和里伐那样，体会到一个男人同他心爱的女人在一起时的甜蜜，--我只感到无限的崇拜、恭顺、同情、绝望和自我贬低。"
在他朗读自己的作品时，她只是"冷淡地"表示，要带走一份稿子去誊写，不过当他读到《审判》的结尾关于看门人的故事时，他发现"我第一次明白了这个故事的意义；她也正确地领会到了"。卡夫卡认为，他之所以很难同任何人进行正常的对话，是因为"我的思想，或者说我的意识一片混沌……然而同人们交谈需要一些我所欠缺的特质：敏锐、稳健以及持续的连贯性。"为了赶到博登巴赫，菲利斯做了很多努力，她办了战时的旅行护照，途中又整晚失眠，然而这一切换来的结果却并不乐观。"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同样把这看作一种不幸？"显然不是。"毕竟，她没有罪恶感。"卡夫卡无疑已经受够了两人之间这种既定的模式。
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两人的长期交往中，卡夫卡的朋友似乎很少牵涉进来，除去在某些特定时刻，布洛德偶尔会同菲利斯联系。卡夫卡总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在孤军奋战。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布拉格的朋友们很早就认为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厄尼斯特卫斯尤其肯定卡夫卡会放弃菲利斯，这招致了菲利斯强烈的敌意。
菲利斯回到柏林后不久，卡夫卡的信就尾随而至。他非常清楚，写信比见面更有利于促进两人的关系，他在信里坦率地说："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即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并不令人愉悦。这还是婉转的说法。我们在一起时或许从未感到过轻松自由"。从卡夫卡的信来看，菲利斯当时似乎有些情绪化，对他提出的谈话的建议反应冷淡，甚至不愿意理他；而他则像他本人描述的那样表现不佳。"我们对彼此毫无怜悯之心。"如果他们能够做到互相彬彬有礼，事情也不至于如此糟糕。实际上，"整个见面期间我们之间都传播着一种战栗，似乎有人拿着一把剑不停地在我们中间挥舞一样。"但在信的结尾，卡夫卡却一改苛刻的口气，满怀爱意地请求她在他的梦中出现并把他唤醒："不过请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在这个梦到达真正幸福的结局时再唤醒我，让我们共同希望，那个幸福的结局也许仍然在某处等待着我们。"事实上，卡夫卡也只有在梦里才会产生这样的决心。
如果他同菲利斯的关系不能获得进展，那么他必须推进自己的创作。但是，以往那些困扰写作的因素仍然存在：石棉厂，办公室，噪音，头疼和失眠，此外他还需要更换公寓，所有这些都使他的创作停滞不前。２月１０日，卡夫卡搬进勒瓦莉曾住过的比勒克胡同公寓，刚一住进去他就开始同各种噪音斗争。他刚刚重读了斯特林堡，对小说《海边》（Ｂｙ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Ｓｅａ）的主人公那幅特别的耳塞很感兴趣。受小说的启发，他从柏林订购了一种外面包裹着棉花的蜡制耳塞。尽管如此，他意识到在这个战争的年代，"很多人蒙受的苦难比忍受隔壁房间的耳语要深重得多"。他觉得战争有意在折磨他，因为他没有参战，但也不能排除今后应征入伍的可能性。和以往的住处相比，新房间不但更加嘈杂，而且他在这里感到越发的孤独："我完全孤独地活着，每个晚上都待在家里"。这并不切实，因为他有时也会在马克斯布洛德的带动下见见东欧犹太人，由于战争，布拉格汇聚了越来越多的东欧犹太人。他观察着这些人那种"犹太生活的真相"，感觉它非常"混乱"。尽管如此，布拉格仍然让他觉得格格不入："不是因为我和我周围的环境冲突……我仅仅同我自己冲突……在布拉格我似乎无法摆脱这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