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机会凑巧，卡夫卡和布洛德一起去施蒂德尔公寓住了一个星期。据公寓主人奥尔加施蒂德尔回忆，卡夫卡很快就结识了"一个活泼的年轻姑娘"闵策艾斯纳。"和所有不幸的年轻人一样，她也带有一种过度的兴奋，但她是个很好的姑娘。"闵策来自特普利茨，卡夫卡很大程度上在她面前扮演了一个长者而非恋人的角色（毕竟，他当时要同朱丽叶结婚），后来卡夫卡给她写了很多信，建议她该如何改进自己。年轻的女性总是吸引着卡夫卡，而他尽管沉默、羞涩，却擅长同她们交流。
在奥尔加施蒂德尔的印象中，卡夫卡是个有趣的病人，他喜欢裹在毯子里，戴着一顶几乎盖住脖子的大帽子，坐在阳台上享受冬日寒冷的空气。有一次，一位客人看到他这幅模样，就说他戴了一顶飞行员的帽子。卡夫卡则笑着回答："与其说是一个飞行员的帽子，不如说是一个斜躺着的人的帽子"。另外一次，一个孩子因为健忘而受到责备，卡夫卡插话说："可能在他的小脑袋里装着很多有趣的事情，他专注于那些事情，大人的教诲不但让他心烦，而且在他看来毫无意义。让大人们去对大人们说吧！"此外还有一些记录下来的轶事表明了卡夫卡对孩子的喜爱和他那种天生的公平感。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除了卡夫卡之外，施蒂德尔公寓中只有一位处在恢复期的病人赫米娜贝克，她偶尔和卡夫卡共用一个阳台，并帮助他背诵希伯来语单词。她回忆说，有一次她正在拍一只苍蝇，卡夫卡对她发起火来，这让她感到大为惊异，卡夫卡说："你为什么不能让这只可怜的苍蝇好好待着，它何曾触犯过你呢？"
父亲对朱丽叶的看法和父母对奥特拉的婚事的态度刺痛了卡夫卡，他意识到他目前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家庭环境的影响，在施蒂德尔公寓期间，卡夫卡开始写作《给父亲的信》，并把此事告诉了奥特拉。有些人认为，卡夫卡那种显然带有形而上学特点的痛苦或忧虑产生于他同其父亲的关系，也有人认为，卡夫卡同其父亲的关系典型地反映了弗洛伊德所阐释过的俄狄浦斯情结，《给父亲的信》似乎给上述两种人的论点提供了论据。但是，我们在使用这封信时应该格外慎重，因为卡夫卡本人曾提醒过我们，为了增强说服力，他在这封信中使用了"律师的诀窍"，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过。在很大程度上，这封信都是不公平的，带有夸张的成分。
１９８４年，纳丁戈迪默模拟赫尔曼卡夫卡的语气，写出了一篇杰出的独白形式的作品《父亲的回信》（"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１９８４），他在信中指责卡夫卡过于强调自己的委屈，却不肯宽容别人的弱点。在戈迪默的笔下，赫尔曼对儿子说："你讨厌的是活人的声音"。这篇文章的特别之处在于，戈迪默为赫尔曼辩护，指出他之所以在卡夫卡的眼中犯下大罪--赫尔曼让卡夫卡把他写的书放在床头柜上，看都不看一眼--原因可能仅仅是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大喜欢阅读。卡夫卡的小说具有２０世纪初先锋派艺术的特征，这样的作品显然不会激起赫尔曼对阅读的兴趣--他每天要在商店里工作十二个小时，而他的儿子却始终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埋头读书。戈迪默还相当奇怪地评论说，卡夫卡从未在日记和信件中提到过（事实上卡夫卡确曾提到过）当时犹太人受到的迫害，因此卡夫卡是反犹太主义的。
戈迪默的作品至少向我们揭示出一个问题：卡夫卡对父亲的控告都是一面之词。在这场审判中，卡夫卡既是雄辩的律师，又是法官、陪审团，他对事情的真相毫不怀疑。即使在审判中他做出了少许让步--一种典型的修辞策略--但他只是通过这些让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开头两个句子体现了贯穿在这封信当中的二难推理："最近您问起我，为什么我说我害怕您。如同往常一样，对您的问题我无从回答，一来是确实我害怕您，二来是要想解释这种恐惧会涉及到很多具体细节，口头很难说得清。"换言之，需要解释的恐惧十分强大、囊括一切，受害者只有被这种恐惧压迫得说不出话来，才能真正把这种恐惧解释清楚。赫尔曼是直率、热情、自力更生的人，他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才获得了今天的一切，卡夫卡要求他理解自己的敏感，要求他焦虑地、痛苦地意识到高度敏感的人在这个麻木的世界上生活可能遇到全部障碍，而他的父亲对这种敏感是纯然陌生的；卡夫卡身体瘦弱，赫尔曼身强体壮；卡夫卡优柔寡断，赫尔曼坚定果断；卡夫卡迟疑不决，赫尔曼坦率豪爽；卡夫卡体弱多病，赫尔曼精力充沛。如果卡夫卡抱怨自己的生活状况，赫尔曼必然会既恼怒又不知所措。让他生气的是：儿子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天赋，没有结上一门好亲家，没有摆脱那种自悲自怜、了无生气的状态，也没有在布拉格的职员阶层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些似乎都证明了他对儿子的投资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