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我国传统译论与应用翻译
在探讨西方翻译理论之前，首先来谈谈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我国传统译论始于六朝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发展于明、清之际的科技、宗教翻译，成就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实践并一直延续至今，翻译成果丰厚而译论尚不发达，大多数建立在佛经或文学翻译基础之上。不论是极具影响的近代严复的“信、达、雅”（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elegance）、现代鲁迅的“宁信而不顺”（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还是当代傅雷的“神似”说（the notion of “To Be Alike in Spirit”）和钱钟书的“化境”说（the notion of Sublimation），乃至当今许渊冲先生的“竞赛论”（the notion of Rivalry）、“优势论”（the notion of Advantage）等，基本上都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的，讨论的都是如何使文学翻译尽可能做到艺术上形势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如何使译文充分体现文学原着的语言艺术美感和文学价值。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奈达先生也曾有过谈论：不幸的是，太多的中国翻译理论家和翻译从业人员主要都注重翻译的“雅”，并且，自然而然都全力专注于文学体裁的翻译。（But unfortunately too many Chinese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elegance and quite naturally their efforts on literary texts.）（Nida，2001：127）
因此，他们对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内容繁杂、形式多样、目的不一、“难登大雅之堂”的应用文体翻译很少论及，使应用翻译理论一直处于一种被冷落的境地，因而拿这些文学翻译理论用于应用翻译，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感，缺乏有效性和针对性。
我国传统论的这种偏重人文艺术而疏忽自然百科、系统单一而非多元的倾向，导致其理论系统极大局限性，对于应用翻译这一专门领域，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案本”、“求信”过于注重原文形式，往往导致直译甚至硬译；“神似”、“化境”追求“神韵”、“意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在文学翻译中大显身手，对客观性应用性强、灵活性多样性突出的应用翻译，似乎鲜有用武之地。例如，“在翻译策略上，过去一般以讨论全译为主。而应用翻译传递信息往往是有限制性的；或综合地、或概要性地或部分传递。一句话，怎么译，要以翻译委托人的目的为准。应用翻译，无论是在译法上，还是译品形式上，可变性更大”（方梦之，2003）。不同文本的功能和目的不一样，翻译的要求和标准也不一样，例如，商贸公文有商贸公文的规范和格式，广告宣传有广告宣传的形式和习惯，时政科技文章又有时政科技文章的原则和要求，各自采取的翻译策略自然不会一样，绝不是一个“求信”或“神似”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同时，应用翻译信息性、劝导性和匿名性的特点也要求译者在翻译中，更多考虑如何使译文传递的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译文预期的功能和目的，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往往要服从于译文的需要，服从于文本的交际功能。因而，他必须根据译语的文本规范和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对原文作些调整和修改：或抽象概括原文信息改换原文形式，或增删补改原文内容进行篇章整合，甚至将翻译变成写作，把原文改得面目全非，这些做法在应用翻译中是常有的事，哪一条都不符合传统译论的标准，却都是应用翻译行之有效的惯用方式。从解决应用翻译理论的实际出发，不妨环顾一下西方的现代翻译理论。纵观西方译论近30年来研究的发展。可谓学派林立，人才济济，内容丰富多彩。从霍姆斯（Holmes）的“多远系统学派”到图里（Toury）的“常规学派”，从巴斯奈特、勒弗维尔（Bassennett &； Lefevere）的“文化学派”到斯奈尔－杭贝（Snell-Honby）的“综合学派”，从文努蒂（Wenuti）、罗宾逊（Ronbinson）的“译者中心学派”到一批印巴学者提出的“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其理论研究“实现了从语言学向文学、又向文化，乃至最后向国际政治学的转向，相应的，翻译研究的趋势经历了从原文转向译文、从规定性转向描写性，译文的地位从‘低于原文’经过‘等于原文’一直到‘比原文更重要’译者的地位从低于作者到被认为在翻译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等一系列转变”（潘文国，2002），与我国至今还停留在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上的译学研究形成极大反差。应用翻译的现实迫使我们从西方译论和我国大量翻译实践中寻找答案，形成指导应用翻译实践的理论基础。
由于应用翻译功能性和目的性突出，再加上题材杂繁，公用多样，翻译策略最适合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切入。因而，我们不妨把眼光投向西方议论中的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从中探索指导应用翻译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2.2国外功能翻译理论概述
翻译传统源远流长，翻译理论不断创新。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与语言学并肩发展。翻译理论家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待翻译。在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是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对等理论。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出现了面向译语文化的翻译研究趋向，打破了以前文本中心论的翻译研究传统，使译者更多地关注译文和译文读者，译文的社会效应和交际功能。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它摆脱了对等翻译论的束缚，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赋予了翻译更多的含义。人们通常所指的功能学派的代表认为其理论是卡塔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即文本型理论（text typology），汉斯·弗米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贾斯特·霍斯·曼特瑞（Justa Holz-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Function plus Loyalty）和纽马克的文本类型说。
2.2.1早期观点
功能翻译理论并非产生于20世纪。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大部分译者--主要是文学作品和《圣经》的译者--都注意到不同的情景要求不同的翻译。然而，“翻译”这一概念却经常和对原文字面的忠实对应联系在一起，尽管人们认为其结果可能与预期目的不符。西塞罗（Cicero106-43B.C.）这样描述这一困境：如果逐字翻译，译文就会显得笨拙，但如果在必要时变更原文的措辞及语序，又似乎远离了译者所应发挥的作用（Deoptimo Genere oratorum v.14）。许多《圣经》译者认为，翻译过程应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形式，另一方面则要针对译语文化读者的需要对原文作相应的改动。哲罗姆（Jerome，348-420）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认为：圣经中有些段落需要译者逐字翻译（St.Jerome，Letter to Pammachius）或按字母翻译（Luther，Circular Letter on Translation，1530），有些段落则更需要译出其意义（哲罗姆）或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和期望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
同样，尤金·奈达（Eugen A.Nida，1964）区分了翻译中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形式对等”指对原文形式的忠实再现，而“动态对等”则指原文与译文具有相同的超语言的交际效果：“动态对等”翻译原则的目的是要使译文表达绝对自然流畅，尽量在译文接受者和其本族文化语境相关的行为模式之间建立联系，而不是要求读者为了领会译文的意思而理解源语语境文化模式。（Nida，1964：159）
在《翻译理论的评估与分析的理论框架》（1976）一文中，奈达特别强调翻译的目的、译者和译文接受者的作用以及翻译过程的文化含意：当涉及两种译文孰优孰劣的问题时，其答案应在另一问题的答案中寻找，即“译文优劣是相对谁而言？”评价同一篇文本的不同译文是否适宜只能从译文是否成功地实现其预期目的来判断。换句话说，确定每种译文的相对有效性，要看译文接受者对其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反应程度，这一程度是同以下两点相比较而言的：（1）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原文读者的反应；（2）原文读者实际上做出怎样的反应。当然，这两种反应永远不可能一致，因为语际交际总是含有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其中伴随着价值系统、概念预设以及历史经验等方面的不同。
奈达称其理论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然而，要将其应用于普通翻译时，他提出了翻译过程中的三阶段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原文的表层成分（语法、意义、含义）要作为能够转化为译语和能够被重新组合以形成译语表层成分的语言核心及次核心的结构来分析（Nida，1976：75；又见Nida ＆ Taber，1969：202）。这一基于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和乔姆斯基关于句法和生成语法的理论（1957，1965）有相似之处，这并非偶然，因为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欧洲翻译研究发展的影响较动态对等论更为深远。有人对近年来所发展的现代翻译理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奈达的语言学途径比他的动态对等论更重要（见Lorse，1989和Gentzler，1993）。根茨勒（Gentzler，1993：46）指出，奈达的作品已成为20世纪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翻译科学--得以建立的基础。由于根茨勒有这样的观点，他在其书中只用了两段的篇幅来描述他所说的“赖斯／弗米尔”理论便不足为奇了。他是这样总结的：赖斯的创作在其与弗米尔1984年合着的《普通翻译理论基础》中达到高峰。在这部着作中，他们认为翻译首先应该由占主导地位的功能--用新的术语来说是原文的目的（Skopos）——来决定……（1993：71）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修正根茨勒等人的书给人的错误印象，一是有关作者的细节，二是文本类型（赖斯）与目的论（弗米尔）的关系。
人们认同奈达侧重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方法，这一现象可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可能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早期的机器翻译试验不得不借助于对比语言学的表现手法。厄廷格（Oettinger）对翻译的解释体现了他对机器翻译实用性的乐观态度：翻译可以解释为将一种符号或描述转换成另一种符号或描述的过程。如果原符号具有某种意义，我们通常会要求其转换符号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或者更实际地说，尽可能地接近原符号的意义。保持意义的一致性是语际间翻译的关键所在。（Oettinger，1960：104）
同时，结构语言学将语言视为一种代码并认为语言具有共性，这一观点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即语言（翻译作为一种语言的操作）可能成为严格科学研究的目标，研究的标准同自然科学中对任何物体的研究一样。过去翻译被认为是一种艺术或技巧，而现在翻译学者们乐意认为其行为是一门科学，而且承认这门科学是学术研究领域中应用语言学的分支。许多有关翻译的定义都强调其语言学的一面：
翻译可以这样定义：一种语言（源语）的语篇成分由另一语言（目标语）中对等的成分来代替（Catford，1965：20）。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Nida＆Taber，1969：12）
这些语言学途径基本上将翻译看做一种语码转换。自20世纪70年代初语用学受到更多关注以来，翻译的单位由词、短语转移到了语篇，但基本的语言学框架没有变。作为翻译基本概念甚至作为翻译成分之一的对等论从未真正受到置疑。例如，威尔斯（Wilss）曾说：翻译将原文语篇转换成尽可能与之对等的译文语篇，而这一转换的前提条件是对原文风格以及内容的把握（Wilss 1977：70）。
以对等为基础的语言学途径侧重于原文，原文的特征必须在译文中得以保留。科勒（Koller：1979，187，译本1989：100）认为：如果译文能够满足有关结构条件的某些要求，那么原文与译文便存在着对等。这些相关的条件跟内容、风格以及功能有关。因而对等的要求便体现为：原文的特性必须得以保留。也就是说原文的内容、风格及功能必须得以保留，或者译文至少应该尽可能地保留这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