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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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序一(2)

伯希和笔记本中还提供了有关佛教圣地修缮的不同阶段的颇有意义的具体情节。例如,伯希和曾长时间地注意第119(敦编第453)号石窟,并指出其平台可能堵塞了“7~8个小洞”。自从他经过那里之后,敦煌研究所设法挖开了这些洞,它们都是在山脚下开凿的。我们于此颇感兴趣地指出,如果在元代之后的14世纪期间,敦煌画家们的活动慢慢地销声匿迹了,但圣址仍继续接待朝圣进香人的来访和从事修缮。第119号洞提供了这样的证据,因为在18世纪初叶,此洞还遭到过一次大规模的改建。因此,莫高窟并不像大家经常所说的那样被彻底遗弃了。

伯希和在对第118d(敦56—5)号洞的描述中,极为关注颜色的变化,从而得出了作为后来研究方向的引人注目的推论。他指出自己提取了“未因空气而变化的古老颜色的样品”。这些样品在他携往欧洲的考古搜菟品目录中登记为第927号。我们可以从中读到这样的记载:“927号,9×12厘米的一小盒,内盛取自石窟中的颜色样品。”这些样品现藏吉美博物馆的收藏品中,但令人遗憾的是从未对它们作过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分析。

我们无须再一次指出伯希和在莫高窟遗址所作的笔记的重要性,但还想指出另一例证。伯希和长时间地研究了第120n(敦285)号石窟,详细地描述了其壁画并试图具体考订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该圣址所作的大量修缮,况且他拍摄的照片为我们复原了在撤销增补建筑的修复工程之前洞子的外貌。此外,他录下了尚能释读的全部题识。如果把他的释读与近期的照片比较之后,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某些题识已遭到了严重损坏,如前壁上题识的近一半(第6幅画面)已消失。

对于第117号洞中五台山图中题识的释读,需要作两处澄清。首先是在第33条题识中,抄录中遗漏了4个字,应该在末尾补充“门西南路”。在78条题识中“卉”字被伯希和读作“院”字了。

本伯希和笔记本第4卷原叶的影印复制件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在某些叶中,墨迹非常暗淡,不可能制成最逼真的复制品。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伯希和对第120n号洞所作的描述边缘记下的笔记中。这都是一些用铅笔写得很潦草的小字笔记。当拍摄这几叶笔记的照片时,它们就已经非常模糊不清了。此外,这里记载的也可能是伯希和晚期返回法国之后所作的感想,即当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敦煌壁画课时记下的。

在第120f号洞中右上角和第120g号洞中左壁的第246号图版的问题上,又提出另一个问题。现已根据吉美博物馆所藏的原胶印本而重新制版,如果将之与载于1920—1924年的刊本中的图版作一比较,即会看到图版是倒置的。R。热拉-贝扎尔先生发现了这种不正常现象,如同前几卷一样,他也负责监制图版。由于没有掌握解决这个问题的足够的决定性资料,我们于此仅能向读者指出这种事实。

在作总结之前,还应该讲几句有关在编制敦煌石窟各家编号对照表时遇到的困难。对于某些石窟,在已发表的各种对照表中存在着矛盾,对于其他的石窟来说,尚未找到敦煌研究所相对应的编号。

在完成这一卷伯希和笔记的出版时,我们必须向陈明敏夫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她抄写了本书中的汉文。此外,她还誊清了第272—279幅题识图版,它们是在初稿的抄本中找到的。根据原胶印本而重新印制的版本是由热拉-贝扎尔先生完成的,他还与F。蒂索夫人合作完成了对原笔记本各叶的拍摄。

本卷的编写与印刷是由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的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承担的。本书享受到了国立科研中心的资助。

本卷所描述的石窟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一组,它从第119(敦编第453)号洞的高度开始。从这一伽蓝开始,在150多米长的地方,石窟共开凿了3层,甚至有时是4层。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曾被多次翻修过,有的甚至是在敦煌画家们活动的最后时代翻修的。这种复杂性使得编制自本世纪初以来对这些石窟不同编号的对照表变得困难了。我们在前几卷中已指出了主要的不规则性。但是,除此之外,对于这一组石窟来说,我们发现在多种对照表中,有几个伯希和编号的石窟在伯希和于他参观莫高窟遗址时所作的笔记中未曾描述过。

所以,我们认为,对于这一组石窟来说,最好是重新从第120a(敦编第52)号洞开始编制对照表,我们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减少最为明显的矛盾处。大家于此又发现了导致我们编制这些新对照表的原因。

伯希和考察团的摄影师努埃特曾对他在那里停留时能够进入的石窟作了编号。他在伯希和本人到达敦煌之前不久完成了这项工作。努埃特的编号是按照大片纵切面而编制的。从此之后,中国的研究者们,尤其是敦煌所的研究人员又编制了按照横切面而组织的编号。对于开凿于崖壁下部的几层石窟是自右至左开始编号的,对于第3和第4层石窟则是自左至右连续编号的。

努埃特使用的编号体系可以由他为拍摄石窟取景而使用的照相机的大镜头来解释。无论如何,考虑到这种事实,这是一种把崖壁切成纵截面而进行编号的办法(努埃特的编号);另一种是最新的编号法,即把洞区切割成横条。我们只有这样才可以试着解决在已发表的不同敦煌石窟编号对照表中出现的问题。

我们还应牢记伯希和本人在他对各石窟作笔记时进行编号的方式。当涉及一批复杂的石窟时,伯希和为了对这些道场进行区别,使用了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编号并附有一个小写拉丁字母。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也使用一个大写字母来持续其编号表(如第120a号和第120A号洞)。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他于1924年发表其几卷敦煌图录时,并未始终都遵守这些大写和小写字母之间的区别,而在其笔记本的行文中有时则非常清晰可读。这种混乱无疑是在编制对照表时所发生的许多错误的根源。在这一方面,由伯希和本人发表的几卷黑白图版在长时间内一直是比较容易得到的史料。我们在准备发表伯希和的前几卷笔记而编制敦煌石窟各家编号对照表时也遇到了这个难题。

此外,自从伯希和参观过之后,由敦煌所从事的维修工程彻底清理出了一大批在伯希和参观时只能部分看到的石窟。

我们于此仅关心石窟编号的对照问题,它可以根据我们在巴黎能得到的文献而提出或部分解决。

我们首先应该指出,在某些对照表中登录的伯希和编第120W号的石窟并未在其笔记中有所描述。发表于《敦煌石窟》的平面图中的某些印刷错误未能校正。所以,被称为第120x号的石窟在伯希和的平面图中出现了两次。第一个(最靠左部的一个石窟)确实相当于敦煌所编第448号洞。第二个实际上是被伯希和描述为第120Z号洞者,它紧靠第120A(敦编第443/444)号洞。最近发表的彩色图版说明,该窟中的壁画被烟熏得非常严重,正如伯希和在经过那里时所指出的那样。

伯希和的笔记未描述第124b号洞,但如果把分别由敦煌所和伯希和编制的平面图作以比较,那就可以提出如下对照:第124(敦编第435)号洞相当于第124a(敦编第436)号洞。我们在伯希和对第126f号洞的笔记中未发现任何踪迹。伯希和描述了第126号洞,第126a和126b号洞与之并存,它们与敦煌所编号的对应关系已完全得到了证实。

伯希和认为第128a号洞“是一个普通的龛,由于修缮第132(敦编第35)号洞而被堵塞了”。敦煌所编第36号洞位于崖壁的下部,当伯希和在敦煌停留时未能清理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对照:伯编第128a号洞就相当于敦煌所编第37号洞。

中日学者们近期出版物可以使我们考证与伯编第133a和b号洞相对应的敦煌所编号。伯希和对于绘于装饰洞顶的画面中的男子图像的描述完全相当于我们可以在彩色图版中看到的内容。我们从中辨认出了圆锥形帽子和带有弯杆的天盖。我们于此可以提出如下对照:伯编第133a号洞即相当于敦编第299号洞,伯编第133b号洞即相当于敦编第300号洞。伯编第133d号洞位于最高一层,可能是敦编第430号洞。

在伯希和编第137—1370号这组洞子上又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一组洞几乎完全可以断代为隋代,在五代时曾有过翻修,在崖壁的第二层中延续了60米。我们顺便指出,在1927年的平面图中,伯希和编第1370(敦编第319)号洞被标注为第137a号洞。第137a(敦编第302)号洞实际上是该组中的第一批洞子之一,因此位于偏左部很远的地方。

伯希和在其笔记中描述了一个第137号洞,接着又描述了一个第137a号洞。最后,我们在对照表中又发现出现了一个第1371号洞,但却不存在于伯希和笔记的行文中。第137i(敦编第132)号洞是一个简单的龛,正如对平面图的比较和伯希和的描述所证明的那样。因此,附近的一个洞,即第137k号洞应确定为敦煌所编第313号洞。它位于伯编第136f号(现已证明它确实相当于敦编第419号洞)之下。最后还应指出,伯希和对于位于第137m(敦编第315)号洞和第137n(敦编第318)号洞之间的两个小龛未作编号。这两个龛注录于敦煌所编的目录中,分别被编作第316和317号洞。伯希和在他对第137m号洞的描述中简单地提到过它们。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第137号洞本身的问题。在伯希和笔记中所描述的该洞(笔记本A,P84和笔记本B,P154)未出现在1927年的平面图中。伯希和指出它很小,对它的装饰曾作过一次重要修缮。在平面图中,第137a号洞与通向第135(敦编第428)号洞进口的阶梯相邻接,而且该阶梯又掩盖了第137a号洞的部分进口。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仅仅可以简单地提出从第137a号洞开始的这一组石窟的一种比较具体的对照。由伯希和所描述的第137号洞所指出的问题仍留作悬案。

伯希和笔记没有描述第142j号洞,但他提到了一个第142f号洞,这样就可以解释其混乱状态了。对于平面图的比较轻而易举地证明了伯编第142f号洞与敦编第402号洞的相一致性。它恰恰位于第143(敦编第328)号洞之上,这后一个洞的门面特别典型,其门由两个小窗户环绕。令人遗憾的是伯希和没有在这些洞子中作长时间停留,这些洞子几乎均为隋代的,因为它仅包含有少量题识。

伯希和没有描述第144b号洞。他提到第144a号洞如同“一个普通的龛”,据中国研究人员的目录来看,它是一个“耳室”。对于伯希和与敦煌所平面图中的这第144a号洞的位置的比较就导致我们提出如下对照:伯编第144a号洞相当于敦编第330号洞。

伯编第145号洞与敦煌所目录中的第331号洞之间的相应关系已得到了明确的证实。但对于最高层中的一批石窟,如伯编第145a、145b和145c号等洞,我们可以作出具体澄清。伯编第145a(敦编第400)号洞为一龛。但事实上是伯编第145b号洞确实相当于敦编第399号洞,伯编第145c号洞相当于敦编第398号洞,而不是相反。我们可以顺便针对第145c(敦编第398)号洞而指出,伯希和从中抄录了一些藏文题识,他认为这是吐蕃占领时代的特点。该洞的装饰被敦煌所断代为隋代。

这些说明文字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过分繁琐了,可能会使人觉得非常乏味。但我们认为必须强调指出编制各家对莫高窟所作的不同编号的完整对照表所遇到的问题。